“想为失落的一代做些什么！” 专访陈文茜
台大学生报社记者 方翔奕、冯天昱 报导
陈文茜于上个学期第一次在台大开设课程“小人物的国际政治”，内容剖析了当代中
国与世界的国际政治情势。本报获得陈文茜专访的机会，陈文茜也谈到许多关于“失落的
一代”的问题。
陈文茜，台湾著名女性媒体工作者及政治人物，台湾民主化历程中的早期活跃者之一
。陈文茜民国六十五年考入国立台湾大学法律系法学组毕业，亦是台大校友之一，并于民
国七十六年赴美留学。
Q：为什么当初会来台大开课呢？
A：很大的一个原因还是我原来在金融海啸的时候写的那篇文章“地球上青春的眼泪”。
也刚好汤副校长不只是台大的副校长，也是MBA里最重要的老师。那时华尔街日报有一篇
非常重要的头版头条，就是MBA的毕业生在美国的薪水现在非常的偏低，低到大概只有最
全盛时期的三分之一，而且还是指找得到工作的，有很多人是找不到工作的，或者找到工
作是没有Pay的，就是一直叫你实习。汤副校长跟我谈的时候，我会觉得在这样的金融海
啸之后的时代，其实有一大群新的年轻人，他们可能考进台大国企所，或台大的某一个系
，他可能从没预期到他要面临到失落的一代的问题，因为他一直是那么的佼佼者，而且他
进入的是最Promising的、最有前途的科系，可是等他毕业的时候，这个世界的门就变了
，这个世界的整个环境也通通都改变了。所以我总觉得我应该帮这些年轻人做些什么事情
。
Q：过去有没有在大学教课的经验呢？
A：过去我曾经在东海美术研究所教课，纯粹就是一种我性格里面青春的叛逆没有死掉，
就去东海“美术”研究所教课，跟所有人对我的想像都不一样，那个时候大家对我的印象
是我是一个比较跟政治有关的人，所以我告诉他们“没有什么人是可以被归类的”。我在
纽约其实就做过一个策展，然后我曾经在1992年办过艺术节，我把东方的丧礼和美国人的
Wedding合在一起。而人是没有限制的。那时候美术系所里头很多的教授，还有文学院的
教授都很吃惊，他们都觉得我去教政治系还可以，怎么会去教美术研究所。因此，在东海
授课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青春的叛逆，我永远不想给自己设限，自己什么事可以做
，什么事不能做。
Q：您平常应该是很忙的吧？这一次想让台大生学到什么东西？
A：我确实是很忙，确实是非常忙。这次汤副校长跟我讲的时候，我主要是在想对你们青
春的疼惜。我上次上课是我自己老青春的叛逆，那这次来台大教课，是对青春一代的疼惜
，我想我还可以为年轻人做些什么事情。你们学校的老师，其实一直都在学术界里头，他
们学术界有学术界里头很扎实的理论训练，但我们都知道所有的这些理论都在处理过去的
事情，而且有时候在会范围很窄的某几个领域里面，可是一但世界发生一个大萧条，就会
马上从经济领域的问题，变成政治的问题，变成阶级的问题，甚至变成革命的问题。其实
不发生革命，光是美国最近的财政悬崖，就可以看到它使得一个国家的国债一直上升，然
后老百姓就会开始忧虑到预算赤字，那两派经济学的斗争、两派经济学的理论、两派所代
表的不同群众的背景，一派就认为一定要有社会福利、要扩大支出，一派就认为要减税，
降低平衡预算，他们就成为两个政党各自抱住的圣经，各自抱住他们的神主牌，两个政党
就变得毫无妥协余地，政党对抗就到了一个状况。所以我在想说，我原来所得到的理论训
练是比较Macro的，比较总体的，而这个总体不仅是指总体经济，其实还包括了经济史，
总体的政治阿，社会革命、社会运动等等，再加上我现在正在做的电视节目里头，世界周
报对这些问题看了很多经济学家的辩论，欧债危机的改变，我们自己进行的采访，它可以
补足现在很多学校里教的是过去的东西，所有的理论都在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根据过去发
生的所有的是，提出一个解释、一个理论，一个现象。那这些问题就是现在不是在教科书
里头可以认识到的，这可能是我可以给现在的年轻人一些理解，然后让他们知道世界正在
发生的，跟他们同一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尤其你们都是台湾年轻一辈里头最优
秀的学生，你们学的又是跟经济、整个大环境有关的东西，了解这样的一个趋势对你们是
很重要的。
Q：上完这堂课后，您对于台大学生有哪些看法呢？
A：当然我觉得你们这些学生都很认真，我们每次其实真正的课程只有两个小时嘛，但我
们常常都上到三小时，有次甚至上到四小时，你们都没有人走，每次下课的时候都被一堆
人围着问问题嘛，所以我觉得你们其实带着很多年轻的疑问、年轻的渴望，在这个课堂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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