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新加坡华侨领袖支持的是哪一个国民党？
许剑虹（Samuel Hui）
满洲国与汪精卫政权（中国大陆仍称为伪满洲国或汪伪政权），是两个对海峡两岸中国人而言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名词。至今他们被大多数中国人，还有海外华人视为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在国际社会上也没有留下太多的正面评价。然而满洲国与汪精卫政权真的完全消失了吗？真的只是历史名词了吗？严格的意义上来看，只能够说他们确实是在中国消失或者是成为了历史名词。
由于日本在殖民时代培养的朝鲜精英，包括朴正熙、白善烨与丁一权都有在满洲国接受军事训练，或者带兵作战的经验，而且他们战后都成为了大韩民国国军的骨干，有人甚至还当上了国家最高领导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称呼韩国为满洲国直系继承者，应该是不会有多少人怀疑才对。那么成立于1940年3月，志在与重庆蒋中正争夺国民政府“正统”地位的汪政权，是否又有传承者？
极力撇清自己“第三中国”身份，但是却同时与两岸维持友好关系的新加坡共和国，可能真的是汪精卫政权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遗产。汪精卫不是已经在1944年病逝日本？继承汪精卫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陈公博，不是已经于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被政府下令枪决？掌握上海大权的周佛海，虽然因为与戴笠合作防共而获得特赦，却也是在1948年病逝狱中，不再有任何影响力。
汪精卫国民政府的三大首脑，都在1949年两岸分治以前离开人世，这个亲日政权理应在1945年就已经完全覆亡。又为什么说今天的新加坡共和国，能够称得上是汪精卫政权精神上的延续者？对此我们可以从两批人的角度切入，一是早年在南洋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同盟会元老，二是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共和国创立者与执政者。
党员证号003的同盟会元老
位于诺维娜马里士他大人路12号（12 Tai Gin Rd），由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经营的“晚晴园”，即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是目前新加坡境内与两岸近代史连结最为紧密的观光景点。由于孙中山先生在1906年4月造访南洋的时候，曾经得到屋主张永福先生邀请入住“晚晴园”，并指挥了黄冈起义、镇南关起义以及河口起义等三场针对满清王朝的武装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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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亚洲价值”的张永福，因为反对中国共产党，又无法接受亲近英美的蒋中正，做出了加入汪精卫政权的决定。
所以“晚晴园”在性质上不只是新加坡的国父纪念馆，而且还是货真价实的国父故居与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所在地。海峡两岸政府都自视为孙中山的学生，所以历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大使与台北驻新加坡代表刚上任，都要先到“晚晴园”拜码头。甚至1993年举办辜汪会谈时，两岸的谈判代表辜振甫与汪道涵也都曾经到此向国父致敬。
不过“晚晴园”的真正主角，其实并不是国父孙中山先生，而是屋主张永福（1872-1957）。张永福是新加坡出生的橡胶商人，于1905年从商人林亚相手中买下了这栋原名“明珍庐”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目的是让自己的母亲陈宝孃安享晚年，并将之重新命名为“晚晴园”。张永福原为体制内改革满清政府的“维新派”，但后来接受了孙中山感召成为“革命派”。
他不只把母亲的别墅让给了孙中山，还创办了《中兴日报》宣扬革命，并与汪精卫与胡汉民等孙中山左右手结成至交。直到1957年被英国殖民政府强制关闭以前，《中兴日报》都是旗帜鲜明的支持中国国民党。同盟会转型成国民党以后，张永福得到的党证号码是003号，意即历史上第三名国民党员，可见他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地位无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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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福因为支持辛亥革命有功，深获国父孙中山先生肯定，他在国民党里的地位是蒋中正所比不上的。
走上“大东亚共荣圈”之路
祖籍广东饶平的张永福，并没有如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那般在1927年清党后选择与共产党站在一起。张永福曾经登高一呼，主张南洋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与英国殖民统治者联手对抗党内左派势力，也就是后来的“马共”。可张永福也因为其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等革命理念的信仰，始终得不到英国殖民当局的信任，甚至还遭到百般羞辱，认为他是游走中英两国寻求好处的“两头蛇”。
张永福眼见新加坡已经待不下去，便回到广东老家投效国民政府，并一度出任汕头市长、侨务局长、中央银行汕头分行行长、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国民党史料编纂委员会顾问等职务。但是来自英国的歧视，却也让张永福从原本的“大汉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大亚洲主义者”，产生了联合日军驱逐欧美殖民势力的想法。
尤其对于掌握军权，但是党内辈份小了自己好几辈的浙江人蒋中正，张永福更是发自内心感到不服。他认为在以蒋中正为代表的“亲欧美势力”领导下，国民党人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革命朝气，变得越来越腐败无能，“不是真正替人民办事”的政党。张永福在对日抗战爆发后，因为无法忍受蒋中正走上与中国共产党联手抗日的道路而与国民政府分道扬镳。
在他看来所谓国共联手成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过是加速共产国际赤化中国的途径而已。一心想要捍卫中华传统文化，既反共产主义也反欧美“帝国主义”的张永福，最终投效了往日革命同志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另外一个国民政府，并如同1993年脱离李登辉的中国国民党，另外成立新党的党内“非主流”少壮派一样，认为汪精卫的中国国民党才是正统的“中国国民党”。
进入汪精卫政权以后，张永福出任中国国民党监察委员、侨务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华民国驻越南通商代表等职务，在东南亚侨界推广“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他甚至曾经奉汪精卫之命，返回新加坡游说另外一位南洋革命元老陈楚楠加入南京国民政府，但是却遭到了后者拒绝。两位同盟会元老的情谊，也因为该支持重庆还是南京路线的关系宣告决裂。
不过张永福与绝大多数为了求生，或者是争取权位而与日军合作的“汉奸”不一样，他是真心相信中日两国能够携手建立一个黄种人共存共荣的东亚世界。所以当汪精卫1944年11月10日病逝东京时，陪在其身边的亲信也是张永福。当然在日本投降后，在南京国民政府内当到驻越南大使的张永福，是免不了遭到重庆方面清算的。
所幸张永福是革命元老，又有海外华侨身份，最后在居正等人出面求情下才免除了盟军追究。不过因为当了“汉奸”，而且又与蒋中正关系不睦，张永福后来没来到过台湾。在曾经遭受过日军“肃清”的星马侨界，他也因为参加过汪精卫政权的历史，得不到以庄惠泉为代表的华人领袖欢迎，最后只能迁居香港并终老他乡。
集体当“汉奸”的国民党
可是在新加坡与日本人合作的国民党，或者与日本人合作的同盟会元老又岂止是只有张永福？在“晚晴园”的展示中，就有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是1942年昭南华侨协会成立时，会长林文庆、昭南警备队司令部外事顾问篠崎护、台籍通译黄堆金等人的合影。林文庆与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一样都是南洋地区的革命元勋。
然而除了1936年去世的林义顺外，其他三位革命元勋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日军的合作者。华侨协会遍布于菲律宾、马来半岛以及印度尼西亚等日军在东南亚的占领区，一般是由愿意与日本人合作的华侨出面主导。从华侨协会是用“华侨”而非“华人”两个字来看，华侨协会信奉传统汉人的血统主义，属于效忠汪精卫政权的海外侨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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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南华侨协会会长林文庆（中间站立者），与昭南特别市顾问篠崎护（左边后方）、台籍通译黄堆金（右边前方）合影留念。 台湾人因为精通闽南语的缘故，有不少人被派往日本占领下的星马地区担任通译，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加入了“马共”，但黄堆金因为在华人中的形象不好，据说于日本投降后遭到游击队以私刑杀害。
相较于张永福，林文庆不只不是一位积极的“合作者”，而且他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与陈嘉庚合作，共同号召星马华人捐款给抵御日军侵略的国民政府。所以在日军第25军刚占领新加坡时，他也一度为参谋主任?政信列为“肃清”对象。不过篠崎护考量到林文庆在侨界具有号召力，有稳定华人的作用，成功说服长官将其释放，并委任为华侨协会会长。
张永福与林文庆都当上了“合作者”，那么拒绝汪精卫邀请回国任官的陈楚楠呢？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在“肃清”中被日军杀死，所以才能生活到1971年才在新加坡病逝。但是陈楚楠不像陈嘉庚与林谋盛那样，在日军占领新加坡时即时逃往盟军控制区。陈楚楠虽然没有出任华侨协会干部，但是他能平安撑到战争结束，肯定是少不了来自林文庆及篠崎护等人的保护。
而篠崎护能说服林文庆出面“主持大局”的原因，就是可以出面保护被日军清算中的华人，降低“肃清”带来的悲剧。凭良心说，林文庆确实是在最大范围内尽到了保护华人的责任，所以他的贡献获得了战后新加坡政府的肯定。如今新加坡地铁站的紫色路线，就有一个以林文庆之名命名的文庆站，纪念他担任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以及二战时保护华人的功劳。
可林文庆保护华人，却也不是没有代价的，那就是他必须要代替日军向华侨征收5,000万马币的“奉纳金”，来为过去华人捐款给重庆的行为“赎罪”。这一笔钱对许多华侨而言，也是笔相当大的负担，所以至今仍把林文庆视为“汉奸”的人也不少。华侨协会的干部，在3年又6个月的占领时间也一直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优先暗杀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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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国民政府追赠为中华民国陆军少将的林谋盛
选择与日军合作的国民党人，还不是只有张永福与林文庆，另外一位担任《南洋商报》总编辑的傅无闷，同样在新加坡沦陷后出任《昭南日报》社长。战前一度立场左倾的他，因为与日军合作的关系无法为“马共”所接受，于是便转而投靠国民党，并担任《中兴日报》总经理。可见二战期间的马来半岛，呈现的确实是“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亲日”的现象。
就连在霹雳州与吉兰丹活动，打着抗日旗号的国民党华侨抗日军，绝大多数的时候与日本、泰国占领军也处于互不侵犯状态。虽然不是没有如林谋盛与庄惠泉等国民党人跟着英军136部队一起回到马来半岛蒐集日军情报，但他们终究是经由伦敦还有重庆指派“空降”回来的地下工作人员，称不上是代表星马本土的华人抗日领袖。
“亲日派”组成的新加坡政府
从张永福、林文庆还有傅无闷的案例来看，也难怪在“晚晴园”里我们看不到太多与蒋中正有关的展品。因为他们虽然是国民党人，但却不是如蒋中正夫妇那般“亲美”的国民党日，而是与日本一起加入轴心国阵营的党内大亚洲主义者。然而在昭南时代选择与日军合作的华人，还真的不是只有中国国民党而已，还包括了后来成为人民行动党干部的诸多精英。
其中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本人，如笔者过去多次介绍的一样，就是曾经替日本陆军报导部服务的情报人员。以新加坡国防部长的身份，从1967年起开始主导台星军事合作的吴庆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服务于日军的战争税务部门。前新加坡驻日大使黄望青，同样为在“肃清”期间落网后，转而替日军效力的前“马共”成员。
虽然李光耀、吴庆瑞与黄望青等人虽然没有直接加入汪精卫政权，而是直接替日军服务，但是他们当年同样是被当成“华侨”而非“华人”看待。因为无论是大日本帝国还是汪精卫政权，都与同时代的重庆国民政府一样奉行“血统主义论”，且日军对“英国属民”又有先天上的排斥，他们自然更被视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外子民”看待。
汪精卫政权就曾经以华人人口占马来半岛总人口47%为理由，要求日本外务省将星马地区转交给中国。只因为在日军把吉打州、玻璃市州、吉兰丹州和登嘉楼州等四个州管理权交给泰国之后，华人成为了马来半岛上人口最多的族群。若汪精卫政权不把李光耀等华人视为自己子民，是不会向外务省提出这种要求的。外务省曾考虑过汪政权提出的计划，但是在日军的出面阻扰下没有成功。
与日本合作的族群不是只有华人，马来半岛上的其他两大族群，即印度人与马来人就发自内心把日军视为“解放者”看待。毕竟他们百年来都生活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所以都把民族独立的梦想寄托在日军的到来上。印度民族主义者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h Chandra Bose），就在昭南成立了他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还组织印度国民军准备与日军合作一起打回印度。
而印度裔的前新加坡总统纳丹（S R Nathan），亦在日军占领昭南时服务于日本人建立的警察部门。可见人民行动党的精英，不分族群都是在日军指导下累积了治理现代化国家，尤其是新加坡这个现代化城邦国家的经验。日军高喊的“大东亚共荣圈”口号，还巩固了李光耀战后对“亚洲价值观”的信仰，相信唯有透过“霹雳手段，菩萨心肠”才能带领以华人为主要人口的新加坡走上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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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园内展示了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先贤先烈相片，其中包括了汪精卫，却没有蒋中正，已足以证明新加坡追怀的是一个没有蒋中正的中国国民党。
新加坡要走两岸之外的第三条路
虽然新加坡政府在官方论述上，对日本军国主义持否定态度，但李光耀还是正面看待昭南时代给自己带来的意义。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指出：“3年零6个月的日治时期让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大学所教的来得多……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动机和冲动看得一清二楚。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
对“亚洲价值观”的提倡，让李光耀在战后先联合华人左派对付英国人与马来人，然后又在夺得权力以后，回过头来镇压左翼人士。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殖民主义，不愿意在美国与苏联两大阵营中“选边站”的李光耀，把新加坡建设成了一个“非共”，但是却“不反共”的国家。“非共”意即新加坡不实施共产主义，“不反共”则是指新加坡不排斥与共产主义国家交朋友。
“非共”却“不反共”的国策，有相当大的程度是承袭了日本帝国在1941年4月到1945年8月的外交政策，即在日本国内、满洲还有华北占领区反对共产主义，但同时与苏联维持友好的关系。尽管苏联最后还是出兵占领了东北，但日本帝国还是靠着这个“非共，不反共”政策，确保了自己长达4年的时间没有同时与美苏两面交战。
相比起同一时间两蒋父子在台湾只能一面靠拢西方自由世界的政策，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更为灵活，不只能在美苏两大阵营，还能在毛泽东的大陆与蒋中正的台湾之间自由游走。假若蒋中正与蒋经国的“反共抗俄”国策，时至今日仍在影响着台湾的国家战略，而倘若中国大陆时至今日，仍试图实现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么新加坡追求的又是什么呢？
仔细看看“晚晴园”诉说的故事，这里何尝不就是整个新加坡共和国的小小缩影呢？如果认为硬要把汪精卫与新加坡做联系有些牵强，谁又能否认张永福与林文庆是新加坡真正意义上的先贤先烈？因为直到今天，张永福的“亚洲价值”与林文庆的“生存第一”，不就是新加坡在强邻环伺的情况下，追求的真正国家战略目标？
“亚洲价值”让李光耀坚持新加坡要走自己的路，不能无条件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所以他看不起靠着美国卵翼保护才能生存的蒋中正，崇拜“走出中国自己道路”的毛泽东、周恩来与邓小平。中共在珍宝岛与苏联大打出手，让李光耀相信中共不再是苏联赤化世界的马前卒，而是与美苏两强平起平坐的强权。相信如果张永福还在世，也会为此激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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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李光耀首次访问中国，并获得中国总理华国锋接待。
李光耀不只反对台独，对于今天在台湾高呼民主自由口号的中华民国政府也觉得十分碍眼。根据前国安会秘书长胡为真的回忆，李光耀最不喜欢台湾的地方就是一天到晚要跟大陆争夺国际地位，争夺中华民国的“道统”。看在李光耀眼中，台湾应该早日接受中共的“一国两制”条件，好好与大陆合作建立一个大中华经济圈就可以了，不该成为西方强权向大陆“价值输出”的捷径。
从李光耀对中华民国充满排斥的这点来看，他确实有延续到汪精卫与张永福等人对蒋中正的怨念。可除了张永福的“亚洲价值”之外，林文庆的“生存第一”也深深影响着李光耀的思考，让骨子里拥有强烈中华情怀的他刻意隐藏自己的民族主义，选择与马来西亚、印尼等国打好关系。甚至于对新加坡境内的马来人与印尼人，也是百般的拉低姿态。
无论有多么讨厌蒋中正，李光耀还是从生存需求出发与蒋经国合作，邀请国军退伍军人协助自己建军备战。就如同汪精卫本质上是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的大汉种族主义者，但为了确保南京国民政府与沦陷区百姓的生存，不得不将民族认同提高到大亚洲主义。同样从生存的角度出发，他需要来自日军的援助，才能抵抗背后有苏联、美国支持的毛泽东与蒋中正。
虽然李光耀从李登辉时代开始就一直鼓吹台湾“回归”中国大陆，但是他从确保新加坡生存与主体性的角度出发，不愿意自称“第三中国”，也不愿意真正加入中国。他希望在台湾与大陆之外，真正走出一条有别于海峡两岸，但是又不能公开称为“中国道路”的第三条中国道路。试图在否定自己“中国身份”的同时，又不愿意轻易放弃对两岸事务的参与。
就如同汪精卫手下的和平建国军，虽然表面上与国共两军为敌，但又时常暗中有意无意向抗日游击队传递日军情报一样。今天新加坡看似美国在南海的战略合作伙伴，但又与中国大陆维持紧密的经济关系，还协助培训中共未来的党员干部。从辜汪会谈与马习会都在新加坡举办这点来看，李光耀与李显龙父子对两岸的情感牵绊之深，恐怕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1945年8月15日，伴随着日本帝国的战败，汪精卫政权彻底走入了历史。但汪精卫的徒子徒孙与继承者们却仍旧在新加坡发扬光大，其中张永福的曾姪孙张志贤曾经官拜新加坡共和国副总理兼内政部长，现在则担任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地位仅次于李显龙。2016年11月爆发星光部队装甲车在香港遭海关扣押一事，也是张志贤透过他与中共高层的良好关系才顺利摆平的。
蒋中正与毛泽东打下来的两岸政权，虽然都还完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但他们却需要一位日军情报员出身的李光耀在中间穿针引线才能彼此接触，而且派到新加坡的大使与代表都要先到张志贤伯曾祖父的老宅邸“拜码头”。相信汪精卫与张永福在另外一个世界看到这个场面，应该也是会含笑九泉了。因为新加坡不只传承了汪政权的历史，而且还持续靠着这段历史影响着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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