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蜗藤专栏：石之瑜的关键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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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政治系教授石之瑜在风传媒刊出《石之瑜观点：习近平再独裁，也比民进党更民主》
的伟论，令人啧啧称奇。这篇文章的论述，以台湾舆论的角度，鲜有赞同的。不少评论都
指出了文中错误，然而笔者认为有几个问题必须说得更清晰。
石之瑜的这篇文章，说实在并不那么容易反驳。最重要的原因是，除了一开始“中共二十
大的人事抵定后，都说权力更集中，更独裁。包括台湾在内的外界观察家，对此语多警告
、讽刺、看衰，同时也对胡锦涛被要求离席，多表同情。”这两句基于事实的句子之外，
以下的段落，基本每一句话都存在似是而非的错误。所以除非“逐句点评”，否则很难入
手反驳。但一旦要逐句点评式地反驳，一来文章太琐碎，二来别人也不爱看，三来每句都
copy了，还变相帮他传播观点。
石之瑜的风格令人不得不想起以前中国的著名健笔大V“周小平同志”：每句话都是编造
的，句句话都错，于是别人反而就不那么好驳斥了。这和武侠小说中，有人的武功“浑身
都是破绽，反而就令人无从下手了”，这种情况差不多。
因此，本文不旨在“全面反驳”，而只想指出几点关键问题。
首先，利用“负责”一词的歧义进行诡辩。
石之瑜文章最核心的论点是“中共的体制就是独裁者负责，反而台湾的体制却是独裁者不
负责”。而这个最核心论点里面的关键错误，就是石之瑜的逻辑不过关，逻辑为语义所害
了（或者他故意做）。通篇文章关键字就是一个“负责”这个词，而偏偏这个字有两个意
思。
中文的“负责”对应了英文的两个字，一个是 responsible或responsibility，一个是
accountable或accountability。前者是：（谁）有责任，责任属于（谁），是（谁）干
的。后者是：（谁）必须为此承担后果、（谁）必须去补救等等。
于是，某人有可能做了某事，对某事“有责任”，但他并不一定会“为此承担后果”。同
样，即便每一件事的责任都属于某政府，但该政府很可能不必为任何一件事承担任何后果
。
笔者小时候也犯过这种错误。比如以前不时会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大人痛斥恐怖主义
者，但小时候的笔者会和大人争辩，恐怖分子没有这么差。因为每次恐怖袭击后，都有恐
怖分子宣布“为此负责”（当时的新闻报道员就是用这么样的字眼报道的）。于是，笔者
争辩，这些恐怖分子明明都宣布“负责”了，说明他们有责任感，再差也有个谱。当然，
笔者后来知道，此负责不是彼负责，那种恐怖分子的“负责”只不过是说“是我干的”而
已，绝无“为此承担后果”之意。
由于“负责”这个词存在巨大的歧义，在中文里面它能被非常方便地用在诡辩术上。这既
是中文固有的表达能力的不精确的缺陷，也是中文世界有人专门用利用这种缺陷而去“骗
人”的结果。石之瑜文章中对“负责”的使用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不错，中共垄断了一切权力，几乎所有事的责任人都离不开中共。有时一些官员确实因为
人民一些不满而下台，但也有非常多的反例。最重要的是中共作为一个整体，或者最高决
策者，很少为这些事承担后果。
比如，中共1950年代搞大跃进，导致“三年困难时期间”的大饥荒，饿死以千万计的人（
维基百科上的说法是1500万到5500万人之间）。当时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的
党史专家都认为基本是人祸。然而，中共整体对此承担了后果吗（但毛泽东退居二线了，
见后）？没有。又比如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民不聊生。发动人毛泽东承担后果了吗？没
有，他做一把手到去世为止，责任都推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上。中共这个整体承担
了后果吗？同样没有。中共还是好好地在台上。以上种种，现在都变成了“探索中的曲折
前进”。
再深入的讨论就是中共缺乏一种“承担后果”的机制。这里就不讨论了。
其次，窜改了“民主”的定义。
石之瑜接着又说：“如果选举制度的目的是要让统治者负责，那麽，把民主体制搞得四分
五裂，利用政治对立，制造政治正确，因此对于民生福祉毫无责任意识的台湾，无论如何
比不上中共民主”。
这句话的前半句严格而言没错，选举制度的目的之一，确实是要让统治者负责（这里负责
的意思是“让他承担后果”，也就是通常说的下台。如上分析，石之瑜利用了中文“负责
”一词的歧义。）
但后半句问题就很大了，且不说他描述的台湾的状况是不是正确（笔者不是台湾人，对此
不评论），但民主制度的“目的”，不等于民主制度的本身。不能说某种民主制度的实践
中没有达到民主理想境界中之某种目的，就断然说这种制度“不民主”；同样也不能因为
某种非民主制度达到了某种目的，就说这种制度“更民主”。
民主首先是一种“形式”，最深入人心的说法就是“一人一票选总统”。当然，这只是非
常简单化的说法（有时甚至被反民主的一方故意扭曲）。选举的形式有很多种，并非所有
民主制度都是“一人一票选总统”，但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人民有权投票选”，在这句简
化的句子中还是很好地表述出来了。
一种制度要被认为是“民主制度”，首先要具备这个民主的形式，此后才能谈得上“目的
”。假设一种制度，不具备这种形式，但达到了“让统治者负责”之目的，那么它显然也
不是民主制度。我们最多只能说，“这种制度比民主制度还优越”，但绝不能指鹿为马，
说它就是民主制度。
石之瑜通过“目的论”，就窜改了民主的定义，这是他的另一个诡辩术。
当然，民主除了“人民有权投票选”的形式之外，还有很多指标，特别是现代的民主形式
，通常还包括自由、法治、政党政治、保障人民人权和政治权利等要求，以保障人民真的
有权选择，掌权者必须承担后果，而不把投票仅沦为一种形式。
且不说很多专家做了非常多细致的研究，就说联合国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
公约》中，其二十五条就是“在真正、定期之选举中投票及被选。选举权必须普及而平等
，选举应以无记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证选民意志之自由表现。”
中共签订了这个公约，但至今没有经人大批准，于是公约并没有在中国生效。中国至今连
民主的“形式”也不具备，又何来“更民主”？
总之，石之瑜通过窜改民主的定义，把民主的目的之一当成了民主本身，偷龙转凤地得出
了一个“独裁比民主更民主”的反常识的结论。
再次，荒谬的推论──帝制最民主。
从石之瑜的荒谬理论，可以直接推导出一个“帝制”比“中共的体制”更民主的结论。
帝制也是“独裁者负责”。中共的体制，目前而言还只需要考虑他自己执政的时期；但皇
帝不但要考虑他自己，还要考虑其传下去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于是根据这种理论，“皇
帝”比共产党领导人更“负责”。于是，根据石之瑜的理论，帝制才是最民主的制度。
这个推论不是“滑坡谬误”，是符合石之瑜逻辑的推论。事实上，在20世纪初期反清运动
中，中国确实有大批帝制支持者。到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后，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又
重新掀起“帝制热”。在这些思潮中，“帝制优越”的理论和逻辑早已被论述过了。
石之瑜的理论，不过是硬要把原先的“帝制更优越”，说成是“帝制更民主”罢了。
有了以上的讨论，我们不需再讨论“帝制是否更民主”的话题。即便是“帝制优越”，也
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中国有二千年的帝制历史，在统计学上说，样本非常丰富。成效如何
，历史不容窜改。如果帝制真的这么优越，中国为什么从帝制走向共和？放大到全球，世
界上为什么帝制国家越来越少？为什么即便还有王室的国家，大部分王室也沦为象征？这
不是没有原因的。
再次，中共二十大不是“微调”。
石之瑜说“二十大以后，本来一直独裁的中共，没有变得更独裁，也无法更（原文或缺字
）。充其量，二十大是在独裁技术上微调而已。”
这是对中共二十大的严重误判（当然可能是故意的）。 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确定了“集
体领导”的原则。在江胡时代和十八大后，中共的领导层都有派系平衡，互相制衡。即便
在十九大后，习近平大权在握，少数的团派江派还有一定的阻力。现在，所有人都是习近
平的人。
二十大成就了习近平的“一人执政”的高度集权的加冕礼，习近平超越毛泽东，成为中共
历史上权力最大的领导人。这种历史性的时刻，石之瑜却贬低为“微调”。“习大大”看
到了，也不一定高兴吧？
毛泽东时代，中共有过“最高领导人承担后果”的案例。这就是大饥荒之后，刘少奇召开
七千人大会，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暗指是毛泽东的责任，变相批判毛泽东。最后
毛泽东不得不自我批评，退居二线。这个事件的教训就是，如果要最高领导人“承担后果
”，那么在党内必须要有势力相当或者稍微逊色的派系。一旦这样的派系消失，最高领袖
就失去了这种“承担后果”的制衡了。这也是为什么当初邓小平要改革为“集体领导”的
原因。
因此，二十大上，中共顶层的派系即便只从1%到0，但“从有到无”就绝非“微调”，而
是“量变到质变”的巨大变化。更不提实际上的变化是43%到0（政治局常委中的非习派从
3个到零个）。
最后，我们为什么必须重视？
有人认为，石之瑜这篇文章，在台湾大家都知道是错的，根本没有必要反驳。也有人认为
，石之瑜的特色就是“反讽”，故意写一些文章“刺激人们的思维”，或者做心理实验云
云。这些都是错误的态度。
石之瑜的理论其实不新鲜。如果撇除了和台湾的比较的部分，其理论在中共论述中比比皆
是。和中共理论家比如王沪宁相比，石之瑜并无过人之处（而且人家不光和台湾比，还和
美国比）。因此，说到提出新思维刺激思考，大家直接看中共二十大政治报告有关中国式
民主的段落即可。
尽管石之瑜的论述是经不起推敲的，但如前所述，要指出它什么地方错也不那么容易，遑
论系统性地批驳。于是，即便很多人知道是错的，但也有不少人被它说服。更重要的是，
这种“模糊定义”的论述方式，是中共在全球进行舆论战，争取话语权，在国际范围内的
价值观方面行“修正主义”的系统工程的重要手段。
这种修正主义的基本逻辑链是五部曲：世界是多元的──〉没有统一的民主标准──〉中
国式民主也是民主──〉中国式民主制度更民主──〉中国式民主才是真民主（或民主就
是中国式民主）。这里的民主可以替换成人权、法治等等诸如此类的名词。
除了逻辑上容易忽悠人之外，中共宣传手段的另一个要诀就是海量重复。如果任由这些“
假定义”充斥又不加批驳，那么劣币驱逐良币，以后“假定义”就变成“真定义”了。
在言论自由下，笔者完全可以接受有人宣传“中共制度更优越”的说法，但对鼓吹“中共
制度更民主”这种扭曲历史传统定义的“价值观修正主义”却不能不反感。
石之瑜的文章，老实说看不出任何“反讽”的暗示。现在互联网时代，“反讽要说明”大
概已是常识。即便从善意出发，石之瑜若真的要“刺激思考”，那么用上这种“污染舆论
圈”的方法，在这个污染源已经太多的年代，也是不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