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阔台于1241年死后,暂由乃马真皇后即脱列哥那哈敦摄政,时间长达五年之久。
选汗大会所以迟迟不能召开,是由于蒙古黄金家族内部围绕汗位继承问题纷争不已。
窝阔台在世时,有意让皇孙失烈门作为他的继承人。耶律楚材为子铸作诗三十韵中
有句云: 幼时侍皇储,且作春宫客。一旦御青天,翱翔腾六翮。此处所称皇储即阔出
之子失烈门,当时正在其祖父窝阔台斡耳朵中由耶律铸陪伴读书。可见窝阔台时的
诸朝臣已将失烈门视为汗位继承者。但脱列哥那掌握摄政大权后,就开始策划改立
己子贵由为汗。贵由为窝阔台长子,曾受命征伐辽东之地,擒获东夏国主蒲鲜万奴。
后又同拔都等西征,参加过攻破钦察、斡罗思等战役。若论资历与功绩,贵由都是
窝阔台一系继承汗位的最合适人选,脱列哥那的图谋尽管出于一己之私,倒也无可
厚非。问题是她遇到种种阻力,举步维艰,难以将其意图很快付诸实现:
其一,以耶律楚材为首的朝臣,对脱列哥那持抵制态度,不予合作。史料记载:癸卯
(按即1243年),后以储嗣问公,公曰: 此非外姓臣所当议。自有先帝遗诏在,遵之,则
社稷幸甚。耶律楚材所说先帝遗诏即指窝阔台有意要失烈门继承大统,他本人也早
就以皇储称呼失烈门了,看来耶律楚材是决心遵守这个遗诏,并希望摄政皇后也不要
改立他人。耶律楚材是三世老臣,又身为中书令即大蒙古国的宰相,德高望重,没有
他的支持,脱列哥那欲推翻窝阔台的遗诏并非易事
其二,当时又发生一重大事件,更是打乱了脱列哥那的计画,使她不但无法顾及立汗
之事,甚至要将国都西迁以避祸。元史记载:癸卯五月,荧惑犯房,楚材奏曰:当有
惊扰,然迄无事。居无何,朝廷用兵,事起仓卒,后遂令授甲选腹心,至欲西迁以避之
。楚材进曰: 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摇,天下将乱。臣观天道,必无患也。后数日乃定
。所谓朝廷用兵,事起仓卒,指的是铁木哥斡赤斤率军西向和林,欲争夺汗位之事。
铁木哥斡赤斤是成吉思汗的同母 幼弟,依照幼子继承的蒙古旧俗,在东道诸王中,
以他的封地最广,实力最强,号称东方大王。成吉思汗生前对他也极为倚重,在南讨
金国与西征中亚时,都是命他留守蒙古本土。
在脱列哥那称制后,铁木哥斡赤斤见汗位空虚,形势动荡,仗着自己地广兵强,又有一层
幼子继承的合法外衣,遂萌生乘机夺权的野心。志费尼和拉施特都有关于铁木哥斡赤斤
起兵西向的记载。前者记录道: 当时贵由尚未归来,他的位子看来是空着的。如俗话
说: 强者得食,大丈夫的力量在于他能屈能伸.,斡赤斤想用武力和强暴夺取汗位。怀着
这个野心,他前往合罕的斡耳朵。
当他接近时,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力斡兀立率他的麾下军队迎向他,使他悔不该出此策。
他借口他是为奔丧而来,用这话来替自己开脱。在同一时候传来贵由抵达他的叶密立河
岸的斡耳朵的消息;因此他更是后悔莫及。拉施特记录这段史实时又有所补充:成吉思汗
的兄弟斡惕赤斤那颜就想用武力和勇敢夺取大位。脱列哥那哈敦派遣急使去对他说:
我是你的侄媳,对你存有期望。你这次带着军队和粮食、装备出动有何用意? 所有的
军队和兀鲁思都被惊动了。.于是她把在合罕处的斡惕赤斤的所有亲属和家仆,都送还
了斡惕赤斤。应该说,脱列哥那在处理这次突发事变中还是既镇静又果断的。她一面
调兵遣将以拒敌,一面又采取软化手段,来应对前来争夺汗位的铁木哥斡赤斤。当然,
最主要的还是贵由已率领大军返回,这才使一场风波平息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史集中
还有一句话:贵由汗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就迅速前进,抵达叶密立,再从那里奔赴
父亲的帐殿。他的到来,打断了一些垂涎政权者的企图。据此推测,似乎当时觊觎汗位
者还不止铁木哥斡赤斤一人。
其三,脱列哥那欲扶立贵由的最大障碍,是雄踞西方的以拔都为首的术赤系宗王的反对
。1235年的长子出征,为首者即拔都。通过西征,拔都的威望与实力都大为增强。作为
支系长子,贵由与蒙哥都参加了这次西征。其间拔都与蒙哥配合默契,关系融洽;贵由
依仗是大汗之子,表现得飞扬跋扈、桀骜不驯,以至与拔都的关系极端恶化,势同水火
。拔都对贵由即位持强烈反对态度,自在情理之中。对脱列哥那和贵由而言,拔都的
地位与势力又不容小觑。在同辈宗室中,以拔都为尊长;他在征服南俄草原后,建立了
疆域辽阔的钦察汗国,士马精强,内部稳定,势力盛极一时,气焰煊赫烁人。贵由在即
汗位前后,拔都始终是他的最主要反对者。
按照志费尼的说法,脱列哥那并非等闲之辈: 她原来是一个非常机智和能干的女人,
她的地位因这种联合和呼应大为加强。她控制了一切朝政,并且施给各种小恩小惠,
请客送礼,赢得了她的族人的欢心。就大多数说,外姓和亲属、家人和军队,都倾向于她
,顺从她和愉快地听她的吩咐和指令,而且接受她的统治。她用尽心机,争取到阔端、
哈剌旭烈兀等重要宗王的支持,终于在1246年春将贵由扶上汗位。但贵由的即位,并不
意味着皇族政治斗争的结束,恰恰相反,黄金家族的内部矛盾愈加激烈尖锐,以致到了
一触即发的地步。
贵由即将登位时,就收到来自拔都的充满敌意的信号。拉施特以下记载颇耐人寻味:
诸王、诸异密全都遵命从自己的驻地和故土启程。马年春天来到时,左右两翼的宗王
和异密们各自带着自己的部属和侍从们来临了。他们全都聚集在阔阔纳兀儿地方,
只有拔都例外,他由于某种原因生他们的气,并借口身体不好和腿病不来参加忽里勒台
。对于赴会的诸王亲贵,拔都由于某种原因生他们的气,只能有一种解释:他事先企图
阻止他们不去参加贵由为汗的大会,但未获成功,因而愤懑不平,遂以拒不赴会表明
自己的对抗态度。
成为大汗的贵由也对拔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行动。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就任命
野里知吉带为征西军统帅,统一指挥镇戍波斯的军队,并被委以经略鲁迷(注一)等地的
全权。按照埃及历史学家乌玛利的说法,野里知吉带其实是奉了贵由密令,去清除拔都
派驻在高加索地区众将的。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已发展到以战争决胜负的阶段。
1248年冬,贵由亲率大军离开和林浩荡西行。对于贵由这番突然举动,一些学者已经
论证过,就是企图讨伐拔都,以彻底消灭他这个最大的政敌。但此时术赤系与拖雷系
已形成里应外合之势,贵由的目的很难实现。贵由刚一有所动作,就引起了邻近处的
唆儿忽黑塔尼的警觉,派急使通知了拔都。于是拔都严加戒备,整军迎战。就在大蒙古国
内部一场空前的血战 迫在眉睫之际,贵由汗却在中途突然死去,这场亲族之战才得以
避免。
关于贵由之死,我们只能捕捉一些朦胧的史影,来探究它的的真相。元史记载比较含混
:三年戊申春三月,帝崩于横相乙儿之地。在位三年,寿四十有三。世界征服者史的
记载也是云遮雾障,蒙昧不明,其云:当他抵达距别失八里一周之程的横相乙儿境内时
,大限已到,不给他片刻时间从该地向前进一步。史集记载与之几乎雷同,只是说贵由
不是死在横相乙儿,而是死在撒麻耳干境内。这就使贵由之死笼罩上一层神秘色彩,
令人疑窦丛生。贵由死因究竟为何,在史册中还是留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蒙哥汗时
出使蒙古的西方教士鲁不鲁乞记录了一则传闻:关于贵由之死,我未能获悉任何明确
的说法。安德鲁修士说:他是由于服用了给予他的某些药而死去的,一般都怀疑是拔都
干的。但是,我听到的却是另一个故事:贵由曾经召拔都前来朝见,以对他表示臣服,
拔都当即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启程出发。然而,拔都和他的部下非常害怕,因此派他的
一个名叫思梯坎(注二)的兄弟先行。当思梯坎到达贵由那里,并且正要向他献盏时,
发生了争吵,他们两人互相把对方杀死了。鲁不鲁乞出使蒙古时,距贵由之死为期还不
远,他所记载虽是传闻,但也值得重视。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贵由一定是
死于非命,否则不会众说纷纭,未能获悉任何明确的说法。二是其死必定与拔都有关,
结合当时严峻的斗争形势,拔都完全可能先发制人,派人害死贵由,取得斗争的主动权。
对此,还有一旁证,即史集中记载:贵由死后,唆儿忽黑塔尼别吉按照习俗送去了劝告的话
、衣服、勃黑塔黑及对她(按指贵由遗孀斡兀立海迷失)的慰问。拔都也同样慰问了她,
并表示了友好。 这完全是策划者得手之后的惺惺作态(注三),恰好从反面证明此二人
是暗害贵由的主谋。
贵由一死,蒙古宫廷斗争的天平顿时失衡,形势变化愈来愈有利于拖雷系。老谋深算的
唆儿忽黑塔尼眼见时机已到,遂与拔都结成牢固的同盟关系,借助这位强大的西方宗王
之力,为自己的儿子谋取汗位。拔都既然已置贵由于死地,当然不愿汗位再保留在窝阔台
系宗王手里;术赤与察合台在世时二人就不和,两个支系从此成为敌对关系,拔都也不希
望汗位为察合台系宗王所得;拔都本人及其弟兄都在辽阔的钦察草原独立建国,其封国
远在西陲,无意染指大汗宝座。这样,支持既有同盟关系,其封国位于蒙古腹地,又与己
私交甚笃的拖雷长子蒙哥即位,就成为拔都的既定方针。拔都与唆儿忽黑塔尼展开紧张
的谋夺汗位活动:他以武力相威吓,实行高压政策;她以恩惠相笼络,施展怀柔手段,刚柔
相济,恩威并行。尽管争取到多数宗亲贵胄的支持,但还有一些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宗王
持反对态度。预定时间已过,但他们仍不肯就范。在蒙古本土操办此事的别儿哥遣使向
其兄拔都请示,拔都回答说:你拥立他(按指蒙哥)登上宝座吧,那些背弃札撒的人都得掉
脑袋!就这样,蒙哥于1251年即蒙古大汗之位,从此大蒙古国的最高统治权由窝阔台系
转移到拖雷系。
蒙古汗系的转移,彻底改变了大蒙古国政治力量的原有态势。为当初窝阔台汗始料不及
的是,他苦心谋求来的汗位仅仅传了二世,就为拖雷长子蒙哥在拔都大力支持下所攫取。
窝阔台一些后王不甘失败,欲加抗争,但惨遭失败。蒙哥汗辣手造乾坤,将政敌逐一处置
,以绝后患。
注一: 即现今土耳其东半部
注二: 应该是拔都之弟，术赤第五子昔班
注三: 罗教授这里的结论似乎有些武断，贵由汗死，拖雷妻与拔都去向贵由遗孀
海迷失致意，应该是常情，除非能确定贵由的确是此两人所谋害，否则何
以见得是惺惺作态??
资料来源:
摘录于
"从拖雷、贵由和阿里不哥的死因论大蒙古国的分裂" , 罗贤佑, 民族研究,
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