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蝶祭思考永续：解严后，环境民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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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吉洋 19 Jul, 2017
2017黄蝶祭祭典定在7月16日，很恰巧的就在台湾解严30周年的前一天，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作为民主运动亲历者，陈菊市长受邀出席黄蝶祭祭典，并提到解严30周年的人权进度与民主化，然而却未回应民间所提出的主要诉求：水资源收支帐、国土安全与落实空污总量管制，让台下有些失望。
两相对照下，双方似乎各言尔志交集略少，令人颇有感触。台湾民主化以来，环境运动与政治变迁从相互呼应，而今似乎渐渐各自走向不同道路，是以撰文藉黄蝶祭回顾环境民主的发展。
黄蝶祭源自反水库运动，反水库又是1990年代环境运动抗争的一环。美浓水库计画与滨南案关系紧密，当年东帝士集团与烨联集团提出七轻计画与大炼钢厂，预定在七股沿海湿地填海造陆开辟滨南工业区，用水则以美浓水库兴建供给。
不过滨南案在地方人士、环团与立委苏焕智联合反对之下最终并未兴建；而美浓水库计画，也在地方居民社团反对，又获得当时民进党的支持下而陷入苦战。
而后，提出计画的东帝士集团则因财务状况日趋恶化，且因为开发案迟迟无法通过而遭到银行团抽银根，集团内部问题一再浮现，频频爆发掏空弊案。最后集团凭借国民党中常委的身分，透过政治力施压才获得银行团联贷，随后却旋即远赴中国，债留台湾超过600亿。
2000年陈水扁意外获胜、当选总统，美浓水库计画最终侥幸在第一次政党轮替后宣布停建。另一方，随着东帝士集团瓦解，滨南案预定地也在2009年划设为台江国家自然公园，成为台南的新地标。
诚如黄蝶祭中安排野望影展放映美国爱荷华河拆坝故事《鲑鱼的记忆》，策展人王诚之回应提问时说到：“环保运动并非是环保运动自身赢得了胜利，而是创造了一股抵抗的力量，支撑著，直到开发的力量因为内部结构的松动，自身的空虚扩大、缺点暴露而崩溃。”
解严前后的环境民主运动
1987年解严以前，由于国际间的冷战体系之故，产业资本移动从美国移转到日本、韩国、台湾。威权政体直接以国家力量主导大型开发，经济建设计画从十大建设、十四大建设、六年国建等陆续提出。核电站与水库同样是国家总体动员资源提供工业发展的一种表现。
当时民间环保力量则凭借著自身力量发展茁壮，从“不要在我家后院就好”的邻避运动型抗争，慢慢演变出自力救济、反公害，等具有公共化的环境运动意识。此外，民间的反对运动也在环境抗争当中找到着床的缝隙。特别是鹿港反杜邦运动，是戒严体制下首次在总统府前游行举牌，空前的跨界串联也撼动戒严体制。在解严前夕，环保署成立，杜邦宣布停止鹿港计画。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诚如鹿港农民所言，挡下了杜邦却未能挡下自己人的农地违章工厂污染，据环保署今年七月的调查，鹿港镇内有多处农地重金属含量超标，面对此类违章的农地工厂造成的国土问题，2016年蔡英文上任以来，新政府似乎未能给环保团体满意作为。
民主化时代的环境民主挑战
随着戒严结束，国家介入经济发展的力量并未立即中断，在民主化初期，后威权政党仍然拥有压倒性优势，国民党仍旧凭借庞大的党政、党企体制护航开发案，甚至能左右融资案是否通过，后威权时代借由这种特许权让财团靠拢，并透过经济、交通建设释放零星的周边利益收编地方派系支持。
于此同时，反对党时期的民进党，以反对开发案上纲到政治议题，环保运动的战场从地方街头开展到国会，藉以斗争后威权政体。美浓反水库运动、台南滨南工业区、反核四运动，都可看到民进党参与的身影。
时间推进至2000年政党轮替，在核四停建争议上，执政的民进党反核立场动摇，遭到反核团体质疑。而随着民进党第一次执政，运动者大批进入政府部门，使得环境运动内部经历很长一段的低潮期重整。
这样的转变，是环境民主成熟化重要的阶段，环境运动什么时候跟反对党合作？环境运动如何与掌权者对话但是保持距离？环保运动与政党的关系？从这个阶段开始有深刻的讨论。
什么是环境民主？
首先必须理解何谓“环境民主”。西方重要的环保著作《寂静的春天》警示人类不断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与生态多样性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危及人类文明存续，它也提醒人类是第一个会破坏自己栖息地的物种，警醒人类环境命运与人类延续休戚与共。
环境警钟就此响起，人类开始意识到不能毫无责任的生产、消费，如何处理生产成本的外部化？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制度成本？都被纳入民主社会的政治议程开始深度讨论。
如同民主不是多数暴力，环境民主亦非强欺弱、众凌寡。环境民主所强调的，是透过媒体监督、公众知情权，开放公民参与，并能让环团、公民在制度平台上参与博弈，借此让争议越辩越明，并使公众可以充分理解。
虽然在民主化的时代，开发的力量从国家主导慢慢开始松脱，只是由于选举需要花钱、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所以企业仍然可以透过金钱影响政治人物，或取得政治支持，财团也能借由财力购买媒体、或投注广告资金影响报导。由此可见，台湾的环境民主仍有持续要走的路。
公部门也应对于自身在开发案中扮演的角色有所自觉。例如，在争议案件时，公部门如果身兼开发单位与环评主办单位应主动退席。然而即便在“人权市长”执政的高雄市政府，也曾经发生在环评会议拒绝环团参与，地方政府身兼开发单位与环评主席如此憾事。
全球化时代的环境民主挑战
除了受到国家内部政策的影响，环境运动也随着全球化产生新的挑战。
2000年政党轮替同时，世界兴起全球化、新自由主义风潮，这股自由化的潮流，鼓吹减少管制、降低标准，降低资本移动的门槛。
大风吹、吹什么？吹生产者跑到成本更低的地方。
全球化通过资讯与资本流动，抹平了国界与意识形态的隔阂之后，产业资本从第一世界通过投资开发方式进入第三世界。其中，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为中国，台湾在90年代即开始产业西进；在此时期，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是环境污染也最严重，未来承担问题的成本可能也不比赚来的钱少。
只是因全球化资本移动而空洞化的台湾经济，在景气好的年代未进行产业转型，景气差的年代更难转型。为了留住产业资本、吸引投资，要提供多少利多？要把环境、劳工权益、社会安全做出多少让步？
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导致薄利竞争，企业拼命CostDown、政府则试图将环境、安全与劳动条件松绑，造成污染问题，并扩大了贫富差距。环境与经济的价值思辨越来越困难的时候，越是考验环境民主的时刻。
环境民主：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蔡英文在2015年竞选期间，于黄蝶祭宣示“美浓水库不再是议题。”但是南台湾用水紧张的情形，不但未随着五轻落幕而结束，反而因新三轻、新四轻陆续扩大产能，使得持续吃紧的水资源开发压力并未落幕。
高雄占去全台半数石化工业区，巨大的水资源需求导致近年频频传出开发深水井与农争水的事情发生。高屏溪也因为过度取水，补注不足导致沙尘暴频频发生，沿海地区地层下陷严重，。
此外，南台湾陆续爆发工业废弃物四处窜流，非法填埋于农地、任意倾倒于河流、偏乡山区，甚至连部落保留地也遭到工业废弃物入侵。而这些环境风险，有朝一日都可能透过食物的旅程进入我们体中；长期恶劣的空气品质，更让所有南高屏居民都暴露在空污风险当中。发展的代价都落到底层跟社会大众来承受。
环境民主并不反对发展，但是反对产业成本的外部化。也就是说，谁把钱赚走，谁就要负担成本，负担社会成本、负担环境成本。环境民主主张建立更公平的制度，“生态永续必须优先于开发利益”、“以公义的分配取代不均的发展”。
那么谁来建立这个永续社会的理想？这个复杂的民主工程整个社会跟公民都有责任，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我在黄蝶祭思考环境民主的时候，想起2015年年底，营运25年的五轻终于关门大吉。五轻居民诉求要将五轻从一个污染遍布的石化怪兽变成生态公园，林生祥于是唱了这一首歌〈动身〉。
https://youtu.be/FEYO49-NJKw
我想，后水库时代的黄蝶祭，追求的环境民主，应该也是这种感觉：
“让我们的虫鸟回来，
让我们的云雨不要再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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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果菜市场不义征收自救会”前会长当年就是和民进党大老们一起在“社运工作室”
进行鹿港反杜邦农药厂运动，他绝对没想到老了之后会被民进党用抹黑、暴力手段给赶出
家园，社运工作室也在怪手之下被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