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级武士与明治维新
——幕末下级武士与町人之比较分析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发生的倒幕维新运动无疑深刻地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进程。这个划
时代的变革使日本完成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而且加速了日本近代化和走向
世界的步伐，最终成为东方唯一的近代化工业强国。时代变革之际也正是各种因素的错综
联合的舞台，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变革中，人的因素——尤其是士农工商各个阶层，作为不
可忽视的力量常常被加以研究。
以往学者关于士农工商各阶层在这场变革运动中的作用问题存在诸多观点。羽仁五郎、井
上清[i]等持人民史观的学者认为，农民的反封建斗争是推动明治维新的主要动力，也有
强调“草莽”——下级武士是“倒幕斗争中一支积极的、主体的力量”[ii]。明治维新很
大程度上是由下级武士推进的，这一点说法在学界普遍流行。当然，明治维新的完成绝非
仅靠下级武士的力量就能完成的，一方面下级武士阶层同上层武士相结合，另一方面又注
意同乡土层和富农层广泛结合，才完成了推进维新的历史大业[iii]。英国学者W.G．比斯
利认为，下级武士接受西欧文明的影响，成为激进的革新论者和官僚绝对主义者形态的创
始者，他们反对封建权威，又同富农和持续形成的资本家结成同盟，成为政治事件的主要
参与者[iv]。
由于历史等原因，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一直呈现出明显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分离状态。其
中，作为封建时代统治者的武士阶层和町人阶层其所处地位与价值观也存在显著差异。在
搜集下级武士阶层资料的过程中，令我产生兴趣的是幕末下级武士与町人阶层互相轻视的
主客体倒转[v]。政治经济地位不相符合使得町人阶层也产生了轻视武士阶级的意识，在
这样的思想对立下，究竟是什么因素驱使他们走上同盟的道路？下级武士阶层和町人阶层
在明治维新这场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何？这就是本文写作的出发
点。幕末时代一道组成最富有革命性的草莽层的下级武士与豪农豪商，在明治维新大背景
下的一种表面上的联合中，下层武士阶级和町人之间差异如何起作用，他们能共同参与明
治维新的深层原因及其在革命中呈现的复杂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碰撞是我写此文主要想
探讨的问题。
所以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大致通过明治维新的主要推动力量——下级武士阶层，以
及幕末渐渐崭露头角的町人阶层这两条线索，梳理了附着线上索之上的事件和观念，试图
给以上的疑问一个解答。
本文分三个部分来诠释主题，第一部分从两个阶层分化的历史过程和二者的思想价值观念
展开叙述，交代阶层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着重讲述幕末时代两个阶层地位的转
化并简要探讨使其发生的两个主要因素——城市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兴起。第三部分则是在
以上两部分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果，给予解答。需要做出一点说明的是本文研究的物件偏
重于宏观意义上的阶层群体，而非阶层里的少数精英分子。
一、阶层分化之源由与思想价值观念之比较
武士阶层和町人阶层的分化主要是由身份制度和近世兵农分离政策促发的。
追古溯源，古代日本身份等级制的发生、发展，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最终作为一
种普遍的社会秩序被确立起来。古代日本身份等级制度可以划分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所区
别的发展阶段。身份等级制度发展的后一阶段是随着统一王权的形成和古代国家权力的不
断强大，身份等级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形式被制度化的过程[vi]。
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日本武家政治的代表人物丰臣秀吉于1591年正式颁布身份
统治令，实施兵农分离政和固定身份的政治制度[vii]。这种制度禁止了不同等级身份的
人相互转化身份，不准武士转业农、工、商，为实行“士农工商”四民等级身份制之始。
士即武士，为四民之首，是统治阶级的身份，工即手工业者，商即商人，工、商也称“町
人”。
兵农分离是日本社会从中世向近世转化过程中统治阶级的上层为确定和巩固幕藩制国家的
政治和社会秩序而采取的一项政策和措施。江户时代通过兵农分离，使武士与其他农民、
手工工人与商人在职业上严格区分开来，并将武士身份等级固定下来以继续维持封建等级
制度，这一时期封建世袭等级身份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已臻完备。到德川幕府时期
，为了加强对武士的控制，幕府更为严厉地实行这种政策，如《武家诸法度》记载，“文
武弓马之道，应专相熟习。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弓马著乃武家之要枢也
。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治不忘乱，何不励修炼乎？[viii]” 法律上规定武士只
能居住在城市中，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尤以军事为专职，原则上不能从事其他职业。兵
农分离后武士阶层正式成为一个职业化的军事贵族集团，独占政治与军事领域。兵农分离
政策的推广，使武士集中居住在城堡中的领主宅邸内，完全脱离了对农业生产的直接管理
经营。
由此可见，在江户时代以前，日本已经发生了武士与庶民以及庶民的分离。而在幕藩体制
下，身份制的地域形态更使日本社会形成了武士、农民、町人以及僧侣之间的分割群体。
在思想观念上，武士的求名的传统与町人的求利的传统生成一组极其鲜明的对比。
武士阶层是日本文化的独特产物，武士道精神也是日本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武士
价值观中，儒教的思想占主导地位，武士道中的“忠诚”思想在日本社会的发展中起过很
大作用[ix]。但这种思想和发源于中国的儒学还是有区别的。对此，森岛通夫曾做了详细
分析，论述了日本的儒教与中国的儒学之不同[x]。源于日本国学与儒学的大义名分思想
，再加上受天皇万世一系[xi]的影响，武士狂热地追求名誉，并渐渐转化为一种政治诉求
，形成其尊王的驱动力。而这种驱动力已经成为一种价值观念渗透到武士阶级的精神深处
，使他们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近乎无意识的对王权的崇拜和效忠之心。
在对日本近代考察、分析和研究中我们发现，明治维新初期，以下级武士为主的倒幕运动
推翻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通过“大政奉还”把权力还给明治天皇，建立了以明治天皇为
首的天皇专制政权。明治维新后武士转化为士族，其价值观念在本质上却还没有改变。赫
希切尔曼认为，武士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富有公共意识，关心大众福利，具有强烈的民
族精神[xii]。这种价值观念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也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基础。
与武士思想相对立的町人的伦理思想是在日本封建社会的末期发展起来的。江户中期以后
，町人逐渐形成了独立于武士之外的、属于自身的价值伦理体系。町人文化是日本市民文
化的代表，而町人伦理思想是日本市民社会的伦理思想。这种伦理思想一方面努力把自己
的价值追求与传统的儒教相融合，在传统中找到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对传统的儒教思想
大加阐发，重新解释，另一方面，町人阶层强调市民社会的价值理想和伦理精神，论证一
种世俗的、现实的、功利的市民社会的伦理思想[xiii]。丸山真男说道，“封建制度下的
民众仅仅处于客体地位，国家意识本来就与他们（町人）无缘。”[xiv]町人虽然社会地
位相当低下，武士阶级的价值观念却对他们毫无影响，反倒使他们确立了“武士舍利求名
，町人舍名求利，是天经地义”[xv]的论调。
町人阶层在打破封建社会的伦理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山本七平认为，町人思想的代表者石
田梅岩（1685-1744）的思想是日本资本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xvi]。在这个意义上说
，町人的伦理思想代表着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追求，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
一。值得一提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繁荣时期，町人文化反而对武士阶层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
一面是回教似的神秘道德，一面是犹太式的先进主义[xvii]。两个阶层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从产生到发展经历走上完全不同道路的时，却能在幕末有了成为交集的可能，共同构成日
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
二、幕末两个阶层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转换及原因探讨
武士阶层和町人阶层地位的高低贵贱之分使得他们自身对另外一个阶级的看法往往会带有
自身的价值观念。
武士阶层百姓、町人，必须在道德上具有优越性，即视町人百姓在道德、修养、知识上为
下等[xviii]。武士从前读的书上不乏贱商主义的文字，自古町人在社会阶级上属于被统
治的阶级，町人既出于卑贱的地位，自养成一种卑劣的性格，明显与武士阶级的价值观念
不符，被冠之以“町人根性”，明显带有轻视色彩。町人“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理论上，
都未曾对武士阶级特权的正当性发起挑战。他们似乎乐于扮演二等政治角色，满足于赚钱
和家庭生活”。[xix]他们也不会觉得受轻视有何不妥。
可想而知，早期武士鄙视町人是天经地义的，然而这种“天经地义”在江户时代中后期却
遭受了来自町人阶层的挑战。《藤冈屋日记》[xx]中就记述了许多町人鄙视武士的事件，
有武士进店吃饭菜量少而受讥笑的，有因买衣服要求减价而受辱慢的，等等不一而足。从
化政时代（1803-1830）始，以式亭三马、司马江汉为代表的化政町人表现出了强烈的反
封建身份制的思想和精神，到了幕末发展为鄙视武士的思想意识，甚至表现为侮慢武士的
行动。“在町人中广泛流行鄙视施政阶级——武士的意识已成为幕末的一种时代特征”
[xxi]。与这种轻蔑武士意识的扩展同步，幕末町人对幕藩统治的反抗斗争不断掀起高潮
。
武士和町人之间鄙视的主体到客体的变换着实耐人寻味，诚然是基于武士经济的贫困化、
武士武力的懦弱化、武士政治的腐败以及町人经济、文化力量的增强等原因[xxii]。从上
述事实来看，武士与町人的社会地位在制度上已经是规定下来的根深蒂固的传统，但是在
幕末发生所发生的转变，却令制度本身鞭长莫及。
首先是武士阶层自身的分化。吴廷璆、武安隆认为，下级武士的阶级地位在维新革命以前
就已经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事实上，幕末出现大批下级武士从统治阶级中游离出
来的现象。”
另一方面，在町人内部也有阶层身份地位的转化[xxiii]，使得这一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武士与町人阶级——特别是上层町人阶级的融合，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考证。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一部分町人取得武士地位，这部分人会转化成下级武士，成为明治维新中一股重要
的力量。
李文《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化》中提到，幕末下级武士由于贫困从事小手工的情况虽有
发生，但从中成长成为豪农豪商或资产阶级的情况极为罕见[xxiv]。或许作者认为这与武
士所受的教育和观念灌输有关，他们不愿意加入比自己身份低的阶级，但我认为作者在这
一点上犯了个错误。有史实可以证明，下层武士町人化的现象存在并具有代表性的，而且
这是幕末身份制受到冲击的重要表现之一。
可见，幕末下级武士与町人之间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究其原因，我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动力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因素。
首先必须指出的一个因素是近代城市的兴起。江户时代幕藩体制下的城市成为幕藩城市，
自室町时代守护大名的政治、经济实力持续发展，幕府—守护大名—守护时代的关系代替
了领主—庄官—名主的关系[xxv]。随着兵农政策和定府制的推行，城下町[xxvi]在日本
迅速兴起。战国大名将直属自己的武士和工商业者町人集中居住于城下町。“最初实行的
武士町与町人町的分离，町外贱民的设置，是以身份制为原则编成的都市”[xxvii]这样
大量武士便按规定到城下町与町人杂居，形成新的都市居住状态与社会结构。德川时代著
名的学者本多利明（1744-1821）曾描述：“一年间在国中，诸侯使各自领土人民提高产
量，激励武士文武两道。各国诸侯习于在江户会合之制度，在各藩也使武士全部居住于城
下町。”[xxviii]从这段话可以看到政治原因和政治需求造成江户城市兴起。在这种体制
下，町人们只有依靠幕藩体制才能发财致富。近代日本城市兴起对日本社会经济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它首先表现在带动了农村经济进一步改变自给自足的性质而向市场经济转化。
其次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深入到城乡各地，许多居住在城市的领主逐渐改变了传
统的重农抑商的观念，从聚敛实物转向追求货币。太宰春台（1680-1747）对此作了一番
描述：“当今天下之人，不分贵贱皆集于江户，成为旅客。故用金银满足万事之用成为习
俗。非旅客者也如旅客，不以米谷布帛为宝，而以金银为宝......故天下之人珍视金银百
倍于昔日。”[xxix]不少属于统治集团的武士开始转变观念，冲破武士不准经商的规定，
涉足商品货币经济。随着商品经济的
资料来源 http://ycool.com/post/fa3426r 想听听大家看法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