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市历史人文观光指南:新地中华街.唐人屋敷迹
巴哈姆特小屋图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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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版照片拍摄期间:2016年8月-2020年2月
本篇所介绍的新地中华街与唐人屋敷，都是江户时代长崎的华商贸易所留下的历史遗迹。
江户时期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往来者，幕府为了管理中国商人，比照荷兰的出岛建造
唐人屋敷。新地中华街在江户时期本来只是作为仓库的人工岛，幕末开港后华商由唐人屋
敷陆续转移到新地，新地成为长崎华人的主要聚集处，直到今日。
江户时期中国贸易体制的形成
日本与中国往来自古频繁，到了室町幕府时代，也就是中国明朝成立的时候，由于走私贸
易并有武装势力的倭寇盛行，因此中日双方政府订定条约，采取“勘合贸易”这官方许可
的贸易形式，这样的贸易使得幕府获利盛丰。后来明朝逐渐衰落，日本也进入战国时代，
双方政局混乱的结果使得倭寇再度猖獗。明朝为了防止倭寇因而封锁贸易，但反而使海上
的走私贸易更为横行，郑芝龙与郑成功父子便是当时海上贸易的龙头之一，这时欧洲各国
船只也相继前来贸易与传教，因此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形成各国竞争东亚贸易的海权
时代。
江户幕府成立后，本来也期待重新开启中国官方贸易，但当时明朝的海上封锁仍在，与中
国贸易仍以私人贸易为主。江户时代初期幕府对于海上贸易还算积极，甚至利用“朱印船
”制度来奖励商人至海外贸易，但随者封建体制形成，银铜因为贸易大量外流，及幕府对
天主教禁教等影响，到了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时便颁布多次锁国令，禁止日本人前往海外
经商，并将对外贸易港口限制在长崎一处，因此中日贸易限制在长崎的体制就此形成。
唐人屋敷与新地的形成
比起对荷兰贸易的管制，长崎的中国贸易管制还算宽松，当初并没有像荷兰出岛一样限制
商人住居。后来幕府开始限制中国贸易船数量，导致无法贸易的中国船只在海上与长崎居
民从事走私，加上中国船上出现天主教书籍，因此幕府也开始比照荷兰出岛，将中国商人
与一般长崎市民隔绝，于1690年建造了“唐人屋敷”，比照出岛成为中国商人的居住地。
由于中国商人人数比荷兰大很多，因此唐人屋敷面积是出岛的2倍以上。依据18世纪后半
的唐人屋敷图，屋敷出入口只有一个“大门”，进去有一个小型的广场，其中有配置“检
使”、“乙名”、翻译等职员办公室、警卫所、仓库、牢房等。门口戒备与荷兰出岛一样
森严，禁止随意进出，不过跟荷兰人一样，中国人也有女子陪伴需求，因此“游女”这艺
妓除外。
唐人屋敷的“二之门”进去之后，便是中国商人的居住地，由18世纪后半的唐人屋敷图可
看出，居住地的房屋全是中国式住宅，这是在奉行的许可之下。目前兴福寺留存一个唐人
屋敷住宅的大门，不但是中国样式，甚至木材也是从中国运来。另外图中可看到“土地神
”、“天后宫”等堂宇，也就是现在的“土神堂”与“天后堂”。
江户时代中国贸易的设施除了唐人屋敷外还有“新地”，主要是因为1698年长崎市区发生
大火，将许多中国船只与仓库付之一炬，使得中国商人损失惨重，因此1702年建造了“新
地”这人工岛来存放货物，进出也受到管制。新地本来只存放中国贸易货物，但后来贸易
紧缩而使货物减少后，也开始存放稻米等其他货物，直到江户时期结束。
长崎奉行为了管理中国贸易事务，委由长崎市民组成众多的“地役人”来协助，最高阶层
为世袭制的“町年寄”，实际贸易事务的领导人称为“乙名”，大多时期有3-4名，另外
有“组头”、“笔者”等职员辅佐乙名从事业务。中国贸易事务相关者还有“唐通事”，
也就是中国语的翻译，由于中国商人较多，因此中国语翻译人数也比荷兰语翻译多，职权
也有细分化，例如有大通事、小通事等级。与荷兰语不同的是，中国语翻译几乎都是中国
人的后代，后来有些归化成日本人。
江户时期中国商馆的贸易
由于日中贸易关系密切，中国贸易的数量自然大于荷兰，尤其初期尚未锁国前相当繁荣，
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船队尤其活跃。但随者日本进入锁国，为了担心银、铜金属外流，
因此逐渐紧缩贸易数量。1689年中国入港船只限制在70艘，1715年颁布的“正德新例”限
制到30艘，1791年后更限制到只有10艘。由于贸易数量减少，唐人屋敷内的商人也随者时
间减少。
当中国船只入港时，会派出2位“检使”来检查出港地与船员，由中国语翻译来询问船员
是否携带违禁品前来，之后搬运货物下船，船只则由专人保管。船员会被要求脚踏耶稣或
圣母玛利亚像的“踏绘”，检查有无信仰天主教，另外当时中国船只都会携带妈祖像，下
船时会把妈祖像寄放在天后堂中。回程时会计算中国商人在长崎的费用，并严厉检查船员
的行李，再把妈祖像上船。
江户时代初期中国贸易品与荷兰类似，主要输入品为蚕丝与丝织品，后来为砂糖，输出品
为银、铜等金属，另外中期以后主要输入品还包含药材与书籍，输出品还俗称“俵物”的
海产品，主要是因为幕府期望透过海产取代金属出口以减少金属外流，另外也与长崎周边
渔获量丰富、中国料理对海产的需求有关。
近代华商的发达
1858年长崎全面正式开港通商后，中国商人不再受到居住地限制，加上锁国时代的唐人屋
敷建物大多损坏，且毁于1870年的大火，因此华商纷纷转住在锁国时代作为中国商品仓库
的“新地”，也因此形成新地的华商商圈。近代长崎华人的人口平均占外国人六至七成，
代表近代长崎华人的势力之大。
这时华商从事俗称“俵物”的海产品，与农产品等杂货买卖。杂货买卖是华商贸易的专长
，并不因开港之后欧美商人的进入而衰落，反而靠者商业网络与眼光而持续发展，尤其在
日本、中国、东南亚各地都有建立商业据点或代理，加上同乡间的团结互助关系，其网络
之健全让日商也自叹不如。由下述长崎泰益号经营资料可看出，当时主要买卖货物除了鱿
鱼、(盐渍)沙丁鱼、鲍鱼等海产外，还包含米、黄豆、绿豆等农产品，并利用各地不同价
格，透过转卖赚取差价利益。
这时前来长崎经商的华人除了原有的三江与福建商人外，还加入广东商人，因此形成三江
帮、福建帮、广东帮等同乡互助团体。以福建帮为例，他们在长崎开港后便立即成立“八
闽会馆”，以福建商人为会员，经费也来自于会员依其商号资本额与贸易额的一定比例缴
纳。由于华商在日本受限语言与制度差异屡有纷争，该会所除了作为商业团体来争取权益
与排解争议外，也是解决商人间纷争的管道。1888年该会馆失火后，于1897年重建，也就
是现在仍在唐人屋敷迹的“福建会馆”。
福建商人在长崎华商间具有重要地位，其中最受注意的便是“泰昌号”与“泰益号”。泰
昌号是在1862年由金门与海澄商人出资成立，由金门黄家、陈家与海澄萧家担任干部。虽
然泰昌号靠者家族人际关系与商业策略而经营有成，但接连受到战争与主要干部去世影响
，营业受到许多障碍。
1901年陈国梁(瑞椿)从泰昌号另立门户，在长崎新地成立“泰益号”，2年后交由长男陈
世望经营，开启了泰益号的黄金岁月。陈世望1869年出生于金门，1903年接掌泰益号后，
靠者人脉组织与独到的商业眼光快速崛起。除了以长崎为根据地外，并在神户等地开设分
店，营业往来区域包含中国、台湾、东南亚等地，其中又以台湾的贸易量最高，客户家数
也最多。泰益号自开业以来经营稳健成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好景气下更为突出，而
在1910年代末期达到最高峰，之后在中日政局不稳与关系紧张下衰退。
华商在商业关系与政治人脉上是相辅相成的，尤其经商成功后更会尝试在政治上获取地位
，鼓励子女读书或利用婚姻进入官场。以长期经营泰益号的陈世望为例，他在长崎曾担任
长崎福建帮董事长、长崎中华总商会会长、长崎时中小学校(华侨学校)董事。他在清末还
曾透过捐官取得清朝监生与同知的官衔，立宪时被推选为长崎地区福建省咨议员。他还曾
担任的职务包含日本红十字会正会员、中国红十字会名誉赞助员、日本海员掖济会(船员
生活福利的公共团体)终生会员等。
由于近代中日关系经常保持紧张，长崎华商的经营也因政治局势而起伏，尤其战争与民国
时代的反日运动影响最大。1937年中日全面开战后，在中国领事馆的呼吁下有不少华人回
国，留下的华商也因战争而无法持续经营，如泰益号便因1940年陈世望去世，加上战争影
响之下，经营陷入停顿，最后于1959年停业。
战后的新地与唐人屋敷
二战使得许多华人回国，加上战后中共政权成立，日本与中国贸易关系断绝，一时之间长
崎华侨受到重大打击，不得不改开中华料理店来谋生，现在新地充满中华料理店就因此而
来。所幸战后的观光潮到来，强棒面(ちゃんぽん)等中华料理受到欢迎之下，长崎华侨的
经济就此稳定。受到中日关系断绝的影响，长崎华侨也与日本同化，许多不会说中文的后
代入籍日本，也使华侨学校难以为继。
1970年代日中恢复邦交，并与福建省福州市缔结姊妹市后，长崎市与中国的往来逐渐恢复
。1985年成立的长崎中国领事馆是目前长崎唯一的正式外国领事馆，并透过在孔子庙的“
中国历代博物馆”等，与长崎官方与华侨社群保持交流关系。近年长崎官方为了促进观光
，除了改建孔子庙、中华街等设施，1994年开始举办的“长崎灯会”，也加强长崎的中国
印象，如今已成为长崎观光的特色之一。
现在的新地中华街
目前的新地中华街与横滨、神户并称为三大中华街，是以十字交叉路口为中心的徒步街区
。四方街口有东西南北四座中国风的牌楼，都是1986年所建立，材料是由缔结姊妹市的福
建省福州市所提供，建立时也考虑中国的风水与五行。另外中华街旁边的凑公园同样也是
以中国风建造的公园，也是1994年起举办“长崎灯会”的主场地，灯会期间除了中华街内
挂满灯笼，主场地每天也会有中国传统民俗表演。
该街在近代主要以贩卖杂货为主，战后则相继开设中华料理，目前街内店家为料理与杂货
店各占一半，不过仍是以料理店人气较高。“强棒面”(ちゃんぽん)是长崎中华街的代表
美食，这是1900年左右由四海楼创办人陈平顺为了中国留学生所引进的面食，并在广受好
评下流传至日本各地。中华街餐厅除了几乎都有提供强棒面外，每家的外观与使用材料也
有差异，相当值得有机会去各家品尝。
该街中华料理除了强棒面外，也有包子、水饺、东坡肉等菜色，最近珍珠奶茶在日本大受
欢迎之下，也出现了贩卖珍珠奶茶的店家，甚至杂货店也有贩卖长崎蛋糕。在观光客喜好
的带动之下，未来中华街的改变值得期待。
唐人屋敷迹
唐人屋敷迹顾名思义就是江户时期唐人屋敷的遗迹，由于幕末开国以后华商陆续转移到新
地经营，加上1870年的火灾将该屋敷几乎烧毁，这里现在已经成为一般的住宅区，不过仍
有少数堂宇建筑留存，在近年整修完成之下，成为中华街周边的另一景点。长崎灯会期间
，这里也是其中一个灯笼展区。
唐人屋敷迹留存代表的建筑为土神堂、天后堂与观音堂等堂宇遗迹，都是在二战期间陆续
转为长崎市所有。土神堂最早是在1691年所建立，曾在江户时代毁于大火后再重建。1945
年该堂受到原子弹爆炸受损较为严重，1950年曾遭到拆除，后来被指定为市的史迹之下，
于1977年重建复原至今。
天后堂与观音堂也是江户时代留下的堂宇，前者是在1736年为了供奉妈祖所设立，曾在
1906年改建后留存至今，后者最早是在1737年所建立，曾毁于火灾后重建一次，之后在
1917年再度改建后留存至今，两个堂宇也跟土神堂都列为长崎市史迹。
唐人屋敷迹另一历史建筑为福建会馆，原本是长崎福建商人在幕末开港后所成立的同乡互
助团体，原为“八闽会馆”，后来因为失火而于1897年重建。除了正门与天后堂以外，本
来还有作为聚会场所的本馆，但毁于原子弹爆炸，因此只剩下前两者留存至今。天后堂边
还有2001年由上海团体捐赠的孙文铜像，主要是为了纪念孙文与长崎的关系，这可从孙文
一生去过长崎多达9次，与长崎出身的梅屋庄吉是终生友人得知。
(备注1：本文有关陈世望与泰益号的经营参考许紫芬的《近代中国商人的经营与帐簿：长
崎华商经营史的研究》一书，另外中研院的朱德兰教授也对泰益号颇有研究，代表著作为
《长崎华商：泰昌号‧泰益号贸易史》等。)
(备注2：本文虽然较少提到台湾与长崎的关系，但出身于金门的长崎陈家后代，在几年前
将保存的泰益号文书部分捐赠给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包含泰益号往来商业书信、土地文
书、日记等，是了解长崎华商经营绝佳的史料。目前中研院仍有研究团队在解读文书，并
有部分档案已网络公开阅览，详细可见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档案馆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