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北京以举国体制拼科技超英赶美 专家说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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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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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以举国体制拼科技超英赶美,专家说有困难。示意图。 (pixabay图库)
北京当局以“举国体制”力拼尖端科技超英赶美,但专家举例,中国官方曾推高达逾兆台
币的“国家大基金”以突破半导体被卡脖子,但最终沦为贪腐渊薮,显然举国体制极可能
导致失败与浪费。
香港南华早报15日报导,中国科学院是全球规模最大由政府主导的学术机构,所属研究单
位逾百,具备130个国家等级的重要实验室和工程中心,全职员工共6.9万人。
Nature Index于2022年1月至2023年1月31日期间评鉴学术机构的研究产出,把中国科学院
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 Planck Society)等列入全球5大科研组织。
即因如此,如何突破西方的卡脖子,中国科学院被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寄予厚望,以致院长
侯建国近来走访位于北京和武汉的研究机构,频呼要响应习近平的号召,加紧努力抢占科
技高地。
侯建国还要求中国科学院的附属研究机构,借由人才和平台等各方面资源建构的创新之道
,以运用新的举国体制,实现习近平勾勒的愿景。
回顾以往,中国曾致力于集中有限的科技资源取得惊人成果,尤其是当局最看重的航太和
军事领域,促使当时经济疲弱且技术落后的中国,分别在1964年和1970年制成原子弹并发
射卫星。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也曾有过相仿的资源和人力举国动员而产生深远影响,许多战时用于
军事的发明,如今广泛运用于民间的医学和通讯范畴。
但往昔的成功并非当今仍可复制,2020年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曾示警,别对举国
体制抱持不切实际的想望。
他说,好比“人类基因组计画”(Human Genome Project)取得成功可知,凡是操作显然
须经由科研方法执行的专案,明确分工并委由各个不同团队通力合作,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
薛澜指出:“但是许多重大科研挑战夹杂着高度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之下,举国体制有其
限制。”如生产先进芯片,绝非仰赖国家注资即可轻而易举搞定的特定科研难题,因半导
体是全球性、高度分工且资本密集产业。
美国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政治学系教授、美中科技政策研究专家苏迈德
(Richard P. Suttmeier)也说,当前开创大规模创新的环境可说牵一发动全身。
他说,迥异于早年,中国已日益成为庞杂的科技工业社会,目前仍难以调和,如何使各方
不同的利益趋于一致,若操作不当,举国体制即可能导致失败和浪费。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国家大基金,自2014年起筹募450亿美元(约新台币1.3兆元)挹
注多项重要的计画方案,当中若干因涉及恣意挥霍与贪腐频传而以失败告终。
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如中国的载人太空任务等国家型计画,还有目前诸多攸关中国国家
安全的先进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不断持续创新,主要源自于民企的驱使。
苏迈德表示,一再以政治施压从事的科研以符合国家所需,以及借由好奇心诱发而备受鼓
舞所开展的研究,两者之间向来相互抵触。
更有中国科学院的学者担忧,高喊创新口号所驱动的任务,势必背离费时又需避免人为干
预的科学探究。李姓物理学者说,自上而下的决策结合全国资源的分配,对于达成若干设
定的重要目标或许可行。
但他也坦承,这得赔上不少代价,其中之一就是可能损及科学界的多元性,并说中国研究
员人非常渴望,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中国突破瓶颈,但未知领域的基础科研不应偏废,即
使当中有些项目可能乍看之下毫无用处。
李姓物理学者以生态比喻科学界指出,强大的任务导向管理好比产量富饶的农田,但广漠
却自然生长的森林才能枝叶茂盛,并妥善因应不利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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