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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骑墙变骑虎还是得骑下去：论乌俄战争的北京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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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人迫于历史和现状的实际需要，就提出一种教条，把外部世界描绘成一个罪
恶的、敌视的、威胁著苏联的世界。苏联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
长期看来，双方取得并保持永久的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
──《长电报》作者、围堵政策奠基者乔治．肯楠
这种现象使人想起汤玛斯．曼在他著名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所用的一个比喻
。汤玛斯．曼认为，人类组织在其内部已经严重衰败时，往往外表上显得十分强盛，他把
处于极盛时期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比喻成一颗向地球发出明亮光芒但事实上早已不存在的星
体。谁敢断定，克里姆林宫洒向西方世界失望不满人民的强光，事实上是不是行将消失的
星座余辉？
──《苏联行为的根源》作者、围堵政策奠基者乔治．肯楠
近日，中美之间因为乌俄战争因此展开了多次对话。先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和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于3月14日在罗马进行实体会晤。白宫发言人莎琪表示，会中美国
已告诉中国，如果中国帮助俄罗斯降低西方制裁的损失，那美国也将采取对应行动。
3月18日则是拜登与习近平进行了两小时的视讯会议。虽然在近两小时的视讯会议中，拜
登首先谈到中美关系将以“四不一无意（美国不寻求与中国的‘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
国体制、不寻求建立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进行
；同时，并向习近平再度阐明美国与盟友的对俄惩罚措施，并且强调，如果中国在这场战
争中支持俄罗斯，中国将会付出同样沉重的代价。因为不到两个月前，普丁和习近平才宣
布两国“友谊无止尽、合作无上限”，看似准备结成同盟对抗西方世界。根据《纽约时报
》报导，俄罗斯确实也正在向中国请求军事与经济援助。
事实上，中国的对俄政策因为乌俄战争的不如预期与极端化，因此让北京开始感受到来自
西方世界的全面压力。因为目前世界多数国家大多谴责莫斯科的行动，只有少数国家如中
国，没有将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称为侵略战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甚至在乌俄战争
如火如荼的状态下，仍称俄罗斯为中国“最重要的战略伙伴”。
这种宣称，导致美国与北约国家将中国与俄罗斯视为“新轴心国”，也影响到中国一直以
来努力塑造的“负责任大国”形象，甚至提供了美国和欧洲与中国脱钩更多理由。所以迄
今为止，中国一直呼吁各方进行对话，并表示尊重领土完整主权原则，以及支持人道主义
援助。
中俄从来不是真的亲兄弟
许多外交政策分析人士表示，北京的战略重点一直以来都是与莫斯科结盟，对抗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世界。这就意味着，中国不太可能向俄罗斯施加影响力以促使普丁退让。但事实
上，自中苏到中俄关系，双方一直以来都因为世界最长的边界争议、意识形态路线冲突与
技术合作争执，因此关系时好时坏。所谓的“兄弟情谊”或“战略伙伴关系”，也不是一
直这么愉快。甚至中俄两国的结盟关系在当下也只是一种氛围、一种默契，而不是正式的
同盟。因为与中国有条约之称的正式盟友，只有北韩。
甚至，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以及“北约”一直
都被摆在俄罗斯国家安全威胁的三个头号选项中，因为时间推移而在这个俄罗斯安全威胁
排行榜上有顺序移动。根据《经济学人》的报导指出，最近被莫斯科当局关闭的独立广播
电台 Ekho Moskvy创始人Alexei Venediktov进行了一项调查。每次他见到普丁或他的一
位安全顾问时，他都会说出三种俄罗斯人普遍认知的外部威胁：中国、伊斯兰恐怖主义和
北约，并要求他们对三者进行排名。
在普丁2000年至2008年前两届总统任期内，伊斯兰恐怖主义居首位，其次是中国，然后是
北约；2008年后，顺序发生变化。中国开始被视为最大的威胁，其次是北约，然后是伊斯
兰恐怖主义。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后，顺序再次发生变化。头号威胁变成了北约，然后
是伊斯兰恐怖主义，最后才是中国。所以这篇报导表示，对普丁来说，入侵乌克兰不仅是
为了夺回俄罗斯的历史性领土，更一场是对西方的圣战。在这场圣战中，中国从“最大威
胁”再度成为俄罗斯的“血盟兄弟”。但这么看来，中俄关系其实深具流动性，并没有大
家想像中的这么“坚若磐石”。毕竟，“鹅爹”终究不是亲爹。
北京透过乌俄战争海捞一票的企图可能落空
谢谢《纽时》帮我们摊开帐本，该报导引述了华盛顿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的经济学研究。先
说结论，俄罗斯不会是中国经济成长的金鸡母，西方国家才是。因为2021年，中俄贸易额
虽相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6%达1470亿美元，但这仍然不到中美贸易额（6570亿美元）和中
欧贸易额（8280亿美元）总和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无论中俄是不是亲兄弟或亲父子，
也无论中国在乌俄战争站队哪边，哪种选择都对北京有很大地缘政治压力的前提下，若还
是以理性极大化国家利益的观点来思考，北京还是应该同时安抚乌俄双方，一方面在公开
场合敦促冷静，另一方面暗地支持俄罗斯的战争努力，培养中俄关系或甚至习近平与普丁
的私人关系。美国政府官员就有人指出，中国应对北韩问题惯用的伎俩，可以当作这次乌
俄战争北京对俄罗斯政策的观察指标。也就是，一边呼吁朝鲜限制其核武器计画，一边为
朝鲜提供能源和其他支持，弥补联合国制裁给该国造成的短缺。
毕竟，对北京来说，维持一个“残而不废”的衰弱俄罗斯、“打而不败的”危机普丁、“
烂而不溃”的乌克兰，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说，才是极其有利的。北京的理性盘算，应该
是在能收割俄罗斯越多资源的前提下，去保障乌俄战争中的俄罗斯不至败北、普丁不至下
台。
因为越是陷入困境的俄罗斯与莫斯科政权，能让北京上下其手的成本就越低、机会就更多
；另一方面，一个打烂但不至溃散的乌克兰，虽然会在已经运作的一带一路上，为北京带
来赤字与混乱的压力，但压力更大的，其实是开向隔壁欧洲的乌克兰难民所形成的人道危
机，以及乌俄战争越战化、阿富汗化后，对美欧合作与北约组织运作因为伤亡压力而出现
反战声浪的国内民意。
但北京也不可能投入过多资源激怒西方势力，让西方的制裁掉到中国头上，让中南海陪着
克里姆林宫一起沉船。所以中国一方面试图大量购入俄罗斯因西方制裁而突然无法在其他
地方出售的各式产品；另一方面又了然于胸不能因为对俄罗斯资源或市场过度贪婪，因此
丢了西方世界的技术与市场。
但这样的战略安排，在战术实践上却也遇到了一些技术困难，这导致中俄之间彼此盘算互
相利用变得不太可能。《经济学人》就从以下几个观点分析，提出了中俄在乌俄战争下，
相互利用的不可行。
第一、天然气业：俄罗斯目前是中国第三大天然气供应国。2021年，中国透过中俄唯一的
一条由西伯利亚电力公司（the Power of Siberia）建造的天然气管线，从俄罗斯进口了
10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但这样的进口量，还是远低于欧洲自俄罗斯进口的 1750 亿立方
米。有分析师就指出，即使中国对原来输往欧洲的天然气有兴趣，但在没有新的天然气管
道与中国相连的情况下，中国想吃也吃不下这个配额；更遑论，中国还是一个高度使用燃
煤发电与供暖的发展中国家，2020年更有能源自给率80%的目标。如此看来，北京也根本
不想吃下这些原本属于欧洲配额的天然气。
第二、石油业：2020年，中国买了俄罗斯出口原油的近三分之一。在两家西方石油巨头壳
牌和英国石油公司因乌俄战争决定退出俄罗斯后，莫斯科本来希望中国加大力度参与当地
石油业，以填补西方公司撤出后的资金、技术与外销市场空缺。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的研究员Ben Cahill就表示，中国公司或许能带来资金与市场，但却无法与西方公
司的技术匹敌。这会让未来的探勘与开采时程减缓，增加了俄罗斯原油的开采成本，也降
低了未来的产能。
第三、航空业：全球商用航空业从制造、营运到保修，所有关键技术仍掌握在美国波音与
欧洲空巴两大集团手上。俄罗斯遭到西方世界联手制裁后，自身要让2021年俄罗斯买的
8.8亿美元飞航相关设备与零件能够维持安全运作就遇到了相当的困难，因此莫斯科也寄
望北京能够对俄国航空业伸出援手。但中国航空业基本还是依靠欧美技术来生产零件。多
数中国公司因为害怕被莫斯科牵连遭受西方世界的金融封锁与经济制裁，所以就算在北京
首肯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出售有美欧技术的飞机零件给俄罗斯公司。
第四、军工业：自2000年中国购买力超越俄罗斯后，北京持续增加对俄进口高科技武器的
需求；反倒是俄方虽然在后冷战时代经济始终不见起色，但也对出口真正尖端科技武器到
中国抱持戒慎恐惧的态度。主要还是因为中国逆向工程的能力过于惊人，连焊死的发动机
都有办法盗版。
但在2014年乌东与克里米亚冲突后，俄罗斯在全球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只能用更先进的武
器与相关智财权跟中国换取外汇。而作为俄制军火的大户，北京现在的盘算，是把手伸向
与中国交恶的俄罗斯军火客户，像是印度与越南，要求莫斯科降低或停止对印越两国的武
器销售。但印度作为这次同样没有发表谴责俄罗斯侵略与联合国联合谴责投票弃权的国家
，在美国印太战略发展以前，印度与俄罗斯就是传统盟友，更是俄制武器系统大户，莫斯
科面对北京的要求，大概也只会应付了事。
第五，金融业：目前看来，中国的主要公司和银行都避免帮助俄罗斯绕开西方的金融制裁
，因为这样做会危及中国公司自身仍以美元为结算基础的银行系统，导致中国银行业与和
国际金融接轨发生问题。
况且，中国与美欧的商业关系远超过中俄，俄罗斯市场对于中国各行各业来说完全比不上
西方世界，中国的银行和公司在理性计算的前提下，不会冒着被制裁的风险去涉入已经被
全世界封锁的俄罗斯金融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无论从官方到民间，无论意识形态上中俄两
国多亲近，中国民间“鹅爹”叫得有多亲热，但人民币结算系统羽翼未丰的情况下，中国
目前仍没有被排除在美元主导全球贸易体系外的勇气。
或许，正是看穿了中俄双方合作维艰，彼此需求其实很多都是“看得到吃不到”，所以普
丁根本不害怕画大饼、喊芭乐拳。除了前述的自然资源与相关军用技术外、俄中双方官员
都曾向媒体放话加码，若是中俄“邪恶轴心”成事，莫斯科会让中国进入俄罗斯北方的北
冰洋区域，获得那里的自然资源（渔场与能源）、让中国在北极开辟港口、舖设电缆，随
着气候变化开辟新航道，并向中国提供大基建的机会，也就是无论谁输谁赢，都已经历过
一轮“毁灭性都更”的乌克兰城市重建计画。
北京为何骑墙变骑虎还是得继续骑
纵使“一边宣布中立，要求各方理性对话；一边暗地支援俄方物资需求”这种骑墙式的两
面手法看似理性精算，实则经不起检证，最后可能会让北京落的两头空，既收割不了俄罗
斯方面的利益，也可能还是会被绑上普丁的沉船，中俄双边的专家与官僚精打细算下不会
不知道这个状况。
但普丁这个“头已经洗到一半”的不说，除了一般报导喜欢说的“习近平与普丁两人‘私
交甚笃’或普丁是习近平的‘心灵导师’”以外，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骑墙变骑虎还
是得继续骑下去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四点观察发展中的中俄同盟：
第一、在中国政府的认知里，中美战略竞争甚至冲突的“新冷战”关系已成定局。既然跟
美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不大，纵使普丁不是善类、俄罗斯也没那么好骗，但也只能假装彼
此“没有极限的友谊”依然存在。《纽约时报》就曾分析，若是举国都相信“21世纪的中
美之间必有一战”或“后冷战的美国和平（Pax Americana）只是历史的反常”，那为了
要增加中国的胜算，找回中俄历史上恒常存在的大国地位，“共体时艰”实属必然。
第二、相较于俄罗斯已经透过入侵乔治亚、克里米亚、顿巴斯与乌克兰全境，证明自己是
一个“修正主义区域强权”；中国目前的擘画，并不在打烂既有的自由市场经济与自由贸
易所构成的当代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而是要在适应“市场性”规则的同时，用各种手段
让这些规则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种透过“锐实力”或“战狼外交”把新自由主义世界秩
序变成“中国的形状”企图若要成真，北京的对外战略就不能与西方世界完全撕破脸。但
作为西方世界不同阵营的“它者”，若是让俄罗斯这头恶犬能尽量找西方世界的麻烦，甚
至让强调“势力范围”的“大国政治”卷土重来，取代当下摇摇欲坠、以普世价值与人权
为基础的联合国体制，中国作为机会主义者的谋利机会就会更多，对内压迫、对外黑心起
来就更是毫无负担。甚至是在势力范围的基础上，推倒主权国家平等的区域秩序，创建以
北京为中心的等级区域秩序，也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第三、虽然中国因为对西方市场与金融体系的需求，所以不敢冒着被制裁的危险，支援已
经被制裁的俄罗斯。但换个角度想，若是北京方面能够趁此机会练兵，暗助莫斯科突破制
裁，那么一方面是增加自己未来若遭受类似制裁时的抵抗力；另一方面则是向世界证明自
己对这类制裁无所畏惧。
第四、虽然我们不谈“普丁与习近平两人间的私人情谊如何强大”这种需要观落阴或强大
监听才能“真正知道”的事情，但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与普
丁两人虽没有类似的出生背景，但都受到共产党的栽培因此成为威权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
，也都继承了苏共与中共强调的“国家与党同时来自内外的压力”与“政权保卫的不安全
感”。在《外交事务杂志》所刊登的’The Return of Pax Americana’一文中即有描述
，唯有成为强人，将挑战“美帝”作为职志与信念的基础，习近平与普丁才能透过“返回
过去的荣光”，勉强取得一丝安全感。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所谓“不满的同盟
”，正是来自这种政治体制与外部威胁共同打造的囚笼。
史达林与毛泽东的幽灵在欧亚大陆上空阴魂不散
虽然《经济学人》认为，普丁是当代的史达林。因为普丁透过关押异议者、毁灭资产阶级
、限制言论与集会结社自由来巩固政权，更透过民族主义与东正教的基本教义弥平战争下
的经济混乱与高通膨所导致的民怨，借此打造一个受到西方邪恶势力（可以是纳粹也可以
是欧盟）所威胁的俄罗斯帝国。
但相对于这种俄罗斯国内政治的领导统御方式类比，若是从国际政治的观点来看，川普的
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就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俄乌战争实际上是当代的韩战，而普丁
就是那个派大军进入绞肉机的毛泽东；反而是习近平这个以毛泽东复生为目标的新中国领
导者，这次当了一回史达林，成为韩战／乌俄战争背后，“邪恶势力”的操盘手。也就是
说，若历史真有押韵，乌俄战争似乎也在朝“新韩战”的分裂国家与“新冷战”的两大阵
营方向前进。
对于相较于六十年前，当下交换角色的中俄领导人来说，苏共栽培下共同的政治性格，决
定了两人注定都垄罩在史达林与毛泽东的幽灵下。博明认为，这种苏共党员的“党性”，
造就的对外战略模式也就是“永远要不惜代价，先发制人”。这种透过内外不安全感所建
构的共同惯性，超越了个人人格特质的“人性”。一旦外部情势共同不利于彼此，报团取
暖的本质就会相吸。什么长期的边界争端，都可以暂时放下。
况且，根据CSIS中国研究专家JUDE BLANCHETTE的研究显示，威权政治体系中的领导人因
为没有换届的问题，无限连任的情况下，国家机构间缺乏独立与制衡，官僚组织大多使命
必达的随着领导人的个人喜好，因此长成了领导人本人的形状。一言堂的结果，就是对各
种异议的习惯性自我审查与忠诚考核，这让专业意见与反对意见越来越不可能出现。
这种独裁领导的外交体系下，外交政策会因为个人好恶而变得更神秘难测。也就是说，不
是习近平与普丁之间有什么神祕的共时性连带或是特殊交情，而是中俄类似的体制与两国
领导人共同的政治社会化经验，造就了两国对外政策共同的组织性格与决策成果，也就是
“基于意识形态我必须做，而不是基于利害计算我不能做”这种逻辑，促成了“就算全世
界都与我为敌，我还是要爱你”这种结果。
面对事实的走向，中国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胡玮即撰文表示，“表面
上的中立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但不适用于这场战争”。要走中间路线既在联合国投票谴责
俄罗斯侵略时弃权，又要同时安抚乌克兰，等于是同时不能满足两边的需求，更是站在全
世界多数国家的对立面。
况且，虽然乌俄冲突看似转移了美国持续针对中国的注意力，但这个转移可以持续的前提
是“普丁领导的俄罗斯不能倒下”，不然同在一条船的中俄两国就是“友谊的小船，说翻
就翻”。如今看来，纵使该文海内外、墙里外大肆广传，但面对坚强的“党性”，大概也
只是“千金难买一声响”的空谷跫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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