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德意志“叩头中国”迷思（上）：“中国红利”麻痺的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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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28 黄哲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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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路透社
“我们本来就无力和那两个超级强权作对。德国能做的选择只是——到底要让自己更受哪
一边的气。”这是《明镜周刊》从梅克尔身边亲信打探来的、德国联邦总理关起门来的无
奈碎唸。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武汉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美中两大霸权冲突急速加剧，
德国两面沙包的压力陡升，朝野政党与智库舆论对此窘境也愈发不耐，对内阁团队至今在
两强之间保持等距离（Äquidistanz）的外交策略批评检讨的声浪高涨。
不过检讨的方向并非德国与盟友美国站得不够近——对于川普政府，德国朝野是众口一词
不以为然。反之，批评主要聚焦在德国与中国保持的距离太过暧昧、站得不够远：梅克尔
的对中政策长期以来缺乏全观的主轴，其所擅长的务实主义在没有战略大原则做指导的情
况下，自新疆集中营、香港反送中与国安法、疫情究责等议题陆续浮现后，就更加突显了
德国立场的暧昧软弱。
梅克尔的对中政策可以用一句笼统的口号来概括：“以商变政（Wandel durch Handel）
。”
日前，梅克尔亲信的左膀右臂，国防部长克朗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
uer）与经济部长阿特迈尔（Peter Altmaier）先后公开为德国的对中政策辩护，从中可
清楚看出：两位部长一方面都承认中国正展现毋须人权与民主，经济似乎也能成功运作的
模式，但另一方面却仍然坚持透过德中贸易关系，来贯彻德国的政治价值观，并促进中国
改变威权政治的现状。
然而这样的辩护却显得相当苍白无力。
首先，这个策略本身就隐含了矛盾：“以商变政”的策略，其理论主要涉及的是80年代以
降，东欧共产国家逐步迈向经济开放与政治民主化的转型过程。该理论认为，民主化依赖
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自由市场经济能促成中产阶级崛起成为社会中坚，并导致后
者开始追求政治民主化。（但即使是主张自由民主理念之历史胜利的法兰西斯．福山，当
年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里也对这套理论提出了质疑。）
这项历史经验无法直接套用在中国。至少在1989年后，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已大抵脱勾
了。更不用说习近平上台至今，政治箝制严打、经济国进民退的发展。资本经济在中国终
究没有动摇威权、也没有成功完成中产阶级的政治串连与公民社会的转型，反而转变为巩
固党国威权的工具。
换句话说，“以商变政”这招已被近年中国威权扩张的事实证明失灵。
况且依照目前中国经济形势，德国再怎么投资，恐怕都不至于改变因实体经济萎缩、正在
被房市压垮的中国中产阶级现况。更关键的是，在大举运用数位科技的威权高压治理下，
中产阶级也已原子化而失去政治串连的动能。关于这些实情，近年来西方专家智库们早已
不缺深刻的观察分析。
对此，梅克尔政府自然不会完全不清楚。两位部长在公开辩护中，也或多或少都承认了所
谓“中国模式”的现实，但在台面上他们却必须自我矛盾地继续坚持“以商变政”这个彷
彿平行世界的空泛愿望。这揭露了一个台面下众所周知的公开事实：‘德国“以商变政”
的重点是“商”而不是“变”，重点不在于积极改变中国政治的现况，而是在尽量不损害
德国政治价值观的前提下，维持商务往来。’
再者，关于其所要贯彻的政治价值，德国政府公开表现得并不积极。与此相对照不免也让
人更加疑惑，已然严重过时的“以商变政”，如今是否只是用来为德国经济高度依赖中国
的事实作开脱的说辞？
针对联邦政府之说辞与现实上的矛盾，德国朝野各党当然不乏严词批判。例如自民党（
FDP）国会党团副召集人托伊尔（Michael Theurer）便抨击道：“联邦政府所谓的人权优
先根本不值得相信，说好的对香港国安法的坚定回应呢？我们还需要和与中国分离的岛国
台湾进行对话，但有哪个外交部长在关心这件事的？”
这话台湾读者听来或许会感到疗愈，但本文并不打算继续往这个方向评论。如果要刻意列
举德国朝野舆论批判政府对中暧昧不一致的类似言辞，可以写好几篇凑成一个“梅克尔亲
中与朝野打脸”的系列专题，顺便再加上“德国某某在野党呼吁和台湾建交”之类的暗示
。但对台湾读者而言，这样做除了藉著读文章来取暖、出气之外，是没有太多实质意义的。
况且，近来在台湾媒体与社群上，刻意片面强调所谓“德国亲中”的取材报导、对德国“
见利忘义”、“遗忘纳粹教训”、“人权大国人设崩坏”的批判，一时蔚为显学，台湾读
者并不缺这个面向的报导和评论。
的确，上述的批判单就原则而论是无可厚非的。德国在应当坚持其政治价值、针对新疆与
香港等议题向中国明确表态时，选择了低调与回避，道义有亏。即使德国当局一向辩称有
透过后台协商向中国施压，这也无法抵销其台面上的反应所导致的严重负面政治象征。
尽管如此，上述从道德角度出发的批判，对我们理解国际局势的帮助有限。一来这样很容
易变成只是反映台湾本位之好恶的观点，二来也会让我们忽视德国正尽力运用有限的外交
筹码来制衡中国、且试图脱离美中夹杀之困境的种种角力。
我们无法抽离欧美中三方角力的诡谲情势来理解德国的外交姿态，也无法完全绕过德国自
身所面临的困局、其对国际情势的判断、以及其所采取之策略的得失，而直接评论德国对
中政策的是非。因此本文将分成4个面向来分析并评论，德国当前对中政策的来龙去脉与
背后逻辑、以及接下来可能的展望。
这些面向分别是：德国的经济形势、德国的外交性格、中国“以疫谋霸”、以及美国的单
边主义。
德国的经济形势
决定德国对中政策最直白的关键因素，当然就是经济。
90年代末期，两德统一为联邦德国带来的经济红利耗尽，德国经济成长停顿、同时也因沉
重的社福负担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当时人称“欧洲病夫”（kranker Mann Europas）的
德国，随后在2001年底加入WTO的中国身上找到了救赎。但这不仅仅只是因为中国为德企
提供廉价劳力、原料与土地的关系而已。
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比起其他国家，德国与中国可谓一拍即合——前者急需后者的市场
规模、后者则崇拜前者的技术实力，于是双方共同塑造出紧密相扣的生产模式：德国出口
各式技术设备给中国，中国以此建立起生产线，成为了世界工厂，甚至这个工厂本身可以
说是“Made in Germany”的。
德国一系列制造高度专精设备与零件的“隐形冠军企业”（Hidden Champions）主宰了中
国的世界工厂，这才是在举世瞩目的汽车产业之外，首先将当时的德国从经济颓局拉拔出
来的主力。前任经济部长加布利尔（Sigmar Gabriel）也曾直言，隐形冠军企业才是让德
国经济强大的根本。
当中国快速累积财富、庞大的市场需求成熟之后，接着才成为德国汽车产业出口的肥沃市
场，撑出了德国经济的大好景气。2008年世界金融风暴后，中国以庞大的内需拯救了世界
经济、也再一次拯救了德国，后者对前者的依赖基本上已不可逆。加上中国2010年后逐渐
产能过剩，转而对外投资，德中之间的资本流向逐渐逆转，随着大量中资投入德国本地产
业，更大大加深了德中双边的经济依赖。
就在资本于德中之间一来一往形成的完整循环里，自2009年起，德国经济便以一枝独秀的
姿态傲视欧美各国，享受了肥美到流油的黄金十年，不久前欧洲病夫的形象已恍若前世。
过去10年以来，德国经济成长大抵维持在亮眼的2%上下，出口总值快速成长，政府税收则
一路飙高，财政收支早已由赤转黑。与此相应地，失业率降至30年来最低，人民实质收入
也较90年代增加了20%。同时，德国成为欧盟各国人民争先恐后涌入寻求发展机会的移民
大国。中国的市场与资金、来自各国的大量高阶技术移民，便是目前德国经济的两大动力
来源。
然而黄金十年的好日子也不是没有代价的。2019年中，德国经济景气就已亮起警示灯：经
济成长的预估将趋缓至0%，联邦政府也开始准备撙节财政。《经济学人》与《彭博商业周
刊》当时都开始预测起德国经济的衰败，更有专家直言德国将沦为世界经济的二流国家。
伴随近年德国大企业连番爆出的造假丑闻，更让德国商界高层对未来展望普遍不乐观。
专家们认为德国经济即将衰落的理由是：“德国过度依赖中国，早已错过了产业转型升级
的关键时机。”
面对如今科技创新迭出、各产业面临洗牌的局面，习惯吃老本的德企已难以与美中韩等国
的企业竞争。根据《明镜》分析，德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局可进一步归纳为以下4点：
首先，德国经济依赖汽车产业的比重过高。过去10年德国前50大企业的营运成长，有60%
出自汽车产业的贡献，而德国的汽车产业又长期被中国市场宠坏，对技术创新的投资严重
不足。以电动车为例，BMW、戴姆勒、VW的技术实力远不如特斯拉，关键的电池技术则掌
握在中韩大厂的手上，至于人工智能驾驶，德企甚至连中企的车尾灯都看不到。
德国汽车产业的惯性逻辑，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在德国驾驶人的传统癖好上：美妙的汽柴油
引擎声，雄赳赳气昂昂的排气量，而且当然要是手排的。至于智慧驾驶的电动车，那不过
是给小孩子的玩具。
依据德国金属工业公会（IG Metall）的推算，一旦电动车蔚为主流后，德国汽车产业的
工作岗位到2030年将蒸发6分之1——这还只是乐观的预估，前提是德国汽车产业还能保持
全球龙头的地位。VW的执行长迪斯（Herbert Diess）对此显然不乐观，他评估德国汽车
产业究竟会继续领先全球、还是崩落神坛，机率大概是一半一半。
其次，当德国还沉醉在汽车产业的中国红利时，美中两国早已在创新领域大举攻城掠地。
德国在软件、生技、智慧机器等关键创新领域，每年注册的专利数远远不及美中两国（
2017年德176件、美526件、中1,306件），在这些领域的领头羊群中，几乎都没有德企的
份（只有软件企业SAP挤入世界前50大名单），市场则大抵被美中韩三国所瓜分。
技术创新的明显落后，也让“德国制造”这个由隐形冠军企业所打造的金字招牌，开始面
临失灵的危机。德国隐形冠军企业的典型例子，就是那些座落于德国西南部黑森林山边、
外观不起眼的中小型家族工厂，几代人专精在一项产品、甚至是一种零件上，然后品质做
到能在一片红海中硬是挤出一条蓝海隙缝。
但德式隐形冠军的基调主要仍是守成而非创新，他们的创新只是在传统累积的技术基础上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做到无人可及的程度。但如果遭遇产业技术转型的大洗牌，他们所
建立的市场优势可能就会毁于一旦。
一个讽刺的例子就是，德国西南部施瓦本地区（Schwaben，戴姆勒集团的总部所在）的诸
多隐形冠军企业，在联邦政府于2013年提出引领世界风潮的“工业4.0”时，正是准备实
现这个概念的先锋部队。但中国企业家随即涌入施瓦本取经，结果现在智慧生产线的全球
亮点并不在施瓦本，而是在深圳——中国从最可亲的贸易伙伴，变成最可怕的竞争对手。
第三，在过去10年的荣景里，德国缺乏对产业升级相关基础建设的规划与投资。德企在黄
金十年里的投资主要都挹注在国外，而梅克尔数任内阁针对德国本土产业升级的数位化政
策，先是姗姗来迟，随后则是被诟病为策略模糊、欠缺整体规划。
联邦政府基础建设投资的严重不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严重牛步化的网络建设。多年来德
国的网络常让乡民们有穿越到拨接时代的幻觉。姑且不与东亚各国相较，德国作为传统科
技大国的网络建设，甚至比肯尼亚这样的非洲新兴国家还落后。
那么这些年来联邦政府丰沛的财政收入都到哪里去了呢？《明镜》指出的答案是“恩庇政
治”（Klientelpolitik）：各党为讨好选民，端出例如育儿年资（Mutterrente）、父母
房屋津贴（Baukindergeld）等一系列福利政策，难免排挤了关键的基础建设。
德国经济面临的第四个、也是最意料不到的困局就是：唐纳．川普先生。2016年川普当选
美国总统时，当期《明镜》的封面是一颗川普大头的彗星撞向地球，标题写着“世界末日
”，这同样也可以用来表示他对德国经济所造成的震撼。
川普为了平衡美德贸易逆差，开始与德国进行角力并祭出了手段，其中对德国最为致命的
是针对欧盟进口汽车的25%惩罚性关税。这项措施如若成真，仅仅BMW、戴姆勒和VW三家企
业的年营收损失总计就将达600亿欧元，德国庞大的相关产业链在连锁效应下可能蒸发的
工作岗位则难以估算。
透过把刀子架在盟友德国的脖子上，川普事实上恰好为德中经贸关系的深化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德国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替代市场。2016年之后，德对中出
口连年大幅成长，中国已连续4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总而言之，德国经济正处于双重窘境：一方面德国长期享受中国红利、错过产业升级的副
作用逐渐突显，也让其自豪的“德国模式”开始跟不上其它国际竞争者。二方面，德国当
然自知现行产业模式无法长久，但在自家关键创新领域还来不及建立足够规模的欧盟内需
市场以与中国脱勾、在外头又遭遇半路杀出的非典型美国总统，最后只得继续加深对中国
的依赖。
经济上的形势比人弱，决定了梅克尔当前对中政策的基调。这对德国而言，并不单纯只是
要不要昧著良心多赚几个钱的问题，而是德国是否有本钱甘冒步上日本大萧条的风险、去
和中国撕破脸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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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叩头中国”迷思（中）：柏林外交的“副班长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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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虽然关键，但并不是唯一决定德国对中政策的因素。德国长久以来的
外交性格、以及梅克尔政治手腕的特征，很大程度决定了德国面对中国时的基调。相较于
前面谈的经济因素，外交性格的因素是外界评论德国对中政策时，经常遗漏的环节。这也
是部分对德国的道德批判显得过于片面的主要原因。
德国的外交性格
传统上，德国位处中欧，既被周遭列强环伺、与邻国之间又缺乏清楚的地理边界，因而长
久以来德国外交就缺乏由地缘政治所决定的明确主轴，时而摇摆转向。加上德国是个诸多
独立自主小邦的聚合体，权力结构有很强的去中心化倾向，各地方利益不一致，也加深了
德国对外摇摆的性格。尽管在19世纪末崛起为强权，但与英、法、奥相较之下，德国始终
保有专注自身甚于干预国际事务的传统倾向。
这种倾向在纳粹德国时期被彻底逆转，导致灾难性的对外扩张（希特勒的扩张计画，本质
上是意图将德国地缘政治的条件明确化）。1945年后，德国为了逃离这段黑历史，更是将
传统上内缩的外交性格推展到了极致，在国际舞台上始终保持低调。
同时，德国战后的自我认同也发生了质变：联邦德国直到今天，基本上都在避谈德意志认
同。取而代之的是，德国人自视为属于国际社会的“欧洲人”，而联邦政府也避谈德国利
益、强调欧洲价值、多边合作。
但这导致联邦德国缺乏“现实政治”（Realpolitik，讽刺的是，这是当年俾斯麦所创造
的概念）的性格，抗拒自视为掌握权力工具、满足自身利益的强权，而是退缩为一个仅关
注实现人权与社会平等的“社会国”（Sozialstaat）——或拿政论杂志《西赛罗》评论
的话来说——一个“退休天堂之国”（Rentnerparadies）。
于是，联邦德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就呈现出这种样貌：
一方面，当涉及自身利益时，德国不敢公然主张，习惯把自身利益隐藏、转化成欧洲价值
或普世人权的语言来表达。这就使得德国在贯彻自身利益时显得伪善，对此感受最明显的
当属南欧各国——2013年欧债危机时，德国一边高举欧洲团结、一边单方面施压南欧各国
撙节，自己却砸大钱为自家银行纾困。大骂德国人伪善，一时成了这些国家的国民运动。
另一方面，当国际事务需要德国出头时，德国也习惯退缩、避免公然表现自我。在两德统
一、德国国际实力大增之后，联邦政府在外交事务上反而更加内缩。德国始终认为自己仅
是中等强国（Mittelmacht），除了主导国际事务的意图薄弱之外，基本上还缺乏运用外
交权谋来折冲角力的习惯——《西赛罗》评论指出，德国所想像的外交舞台，更接近是在
有条有理的多边合作框架下，大家乖乖进行的部长级会议协商。
这就导致了专家所谓的“权力遗忘”（Machtvergessenheit）：德国不擅运用权谋工具，
处于国际政治的丛林显得既内向又天真。
因此，单就外交性格而言，我们很难期待实际上作为欧盟龙头的德国，在当前欧美中三方
角力成形的局面下，会扮演类似美国过去那种世界警察的角色，积极向世界输出其所宣扬
的欧洲价值、并为此直接挑战中国。即使德国可以在自家地盘上，对向威权倾斜的波兰和
匈牙利表现强硬态度，但对于远东事务，德国除了商务之外，向来并没有其它外交野心。
2000年初期，德国时任总理施若德（Gerhard Schroder）的幕僚曾明白表示：“没人能靠
中国政策来打赢选战。”这种对中国事务兴趣缺缺、只谈中国商务的态度，也主宰了随后
梅克尔的四任内阁。
梅克尔的执政特色是务实主义，其强项为透过会议桌上的协商，调和各方利益冲突，形成
共识，是一位在遭遇各种危机时维持现状稳定的能手——梅克尔的菱形手势（Merkel-Ra-
ute），就是开启维持现状结界的手印。对国内民众而言，梅克尔是典型的非民粹（unpo-
pulistisch）政治人物，特别是那些不关心政治、非政治狂热选民的首选。
国际舞台上，梅克尔则是一位非常能代表前述德国外交性格的典型人物：以欧洲为认同、
低调务实、强调多边平台、循规则协商，是国际秩序现状的维持者、守序善良的副班长，
正夹在混乱中立的班长，和守序邪恶、想争当班长的总务股长之间左右为难。
这种外交性格再加上不愿深入远东事务的态度，当然受中国欢迎。一方面，梅克尔对中国
人权问题的公开批判轻、姿态软，有事则透过“后台外交”（Hinterzimmerdiplomatie）
来私下“乔”，给足了中国面子；另一方面，即使面对中国违反国际义务的争议，例如网
军攻击、隐匿疫情与插手世卫等事件，梅克尔也坚持在现有的国际沟通框架内，寻求与中
国对话解决。
梅克尔政府既务实又内缩的基调，也使其对中政策像是一纸零碎列举待办事务的清单，而
缺乏长远的大战略，自然也没有与中国发生战略角力的问题。
这样的对中政策贯串了梅克尔执政的15年。在这15年里，中国早已从原先韬光养晦、放软
身段向西方开放的世界工厂，急速崛起为积极输出威权影响力的世界强权。梅克尔当初堪
称务实的对中政策，如今已被不少来自德国朝野的批评指为过时。
例如下任联邦总理的热门人选之一、已表态要在年底角逐基民盟（CDU）党魁的梅兹（Fr-
iedrich Merz），年初以来即不断公开批判德国过度依赖中国的现状，并主张德国应积极
带领欧盟，建立一套明确的对中战略，让德国摆脱既被美国逼压、又被中国吃死的窘境。
中国以疫谋霸
其实不必等到梅兹来实现其主张，梅克尔现已正往这个方向调整，并没有要对中国保持被
动、让其予取予求。
德国之前不是没有警觉到中国将手伸入自家后院、分化欧盟各国的操作。中国在中东欧及
南欧串连起17国（其中12国为欧盟成员），形成所谓“17+1合作”，并并入“一带一路”
计画，随即将经济的影响力兑现为内政上的介入。
例如：中远集团接管希腊大港比雷埃夫斯，中国将该港称为一带一路的“龙头”，是中兴
、华为等企业的欧洲前进基地。此外，在塞尔维亚的首都和意大利的罗马、威尼斯等观光
大城，甚至可以见到中国公安巡逻的身影，塞尔维亚还要借助中国在新疆与香港所谓的“
反恐”经验，在国安方面和中国合作。
在中欧的捷克，中信集团已持有该国最大行销集团美地亚（Medea）的多数股份，并借此
跨足了捷克最大的媒体企业。中国更在捷克和匈牙利资助一系列亲中智库与大学讲座，为
其进行大外宣。
不少这些欧洲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对德国反感。他们或者不满德国在欧盟的强势主导、
或者因本身的威权倾向而屡被德国施压。背着德国与中国合作，除了享受直接利益之外、
也满足了他们的主权感。
中国在欧盟内部政治的直接影响力，已屡次浮上台面：例如欧盟要提高中资投资的门槛，
过去就曾因捷克、希腊两国的坚持而削弱。今年，欧盟严格管控中资并购欧企的决议，也
差点因意大利一票而被否决。
这些屡次挑战德国底线的情况，在疫情爆发后又更加白热化。最直接了当的理由就是，中
国把持了防疫物资的供应链，灾情惨重的欧盟各国必须忍受后者趁疫谋霸的事实，德国当
然也不例外。
德国的防疫物资超过9成要从中国进口。在其它医药方面，德国最常使用10种原料药中，
则有8种来自中国药厂——在此也顺带对照一下台湾读者最关注的口罩议题：德国对各式
口罩的月需求量将近4亿片，台湾之前捐赠德国的100万片，换算下来大约是全国医院使用
16小时、或是全国民众使用2小时的需求。在这持续了几个小时的“台湾之光”之外，疫
情爆发至今的5个多月，德国还是每天都得仰赖“厉害了我的中国”。
此外，疫情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冲击，更让德企深陷中国、动弹不得：对于制药、生技等产
业而言，其因疫情而获利大增，更缺乏撤离中国的动机；至于其它产业则因营运岌岌可危
，此时再思撤离和转移生产链，风险甚于疫情前，也更被套牢在中国。
严重的是，就在许多企业濒临破产、股价委靡时，中资已磨刀霍霍，准备趁机捡便宜，并
购德国与欧盟各国的关键产业。例如5月时，戴姆勒集团的股价比起上一波高峰，已暴跌
了66%。该集团的两大中国股东——北企集团与浙江吉利控股——都趁势加码。双方目前
持股皆在10%上下，同为戴姆勒集团的最大股东。
正是由于疫情以来的这些转折，让德国朝野一致，准备要防堵中国在欧盟的全面扩张，保
护基本民生、通讯、医药防疫等产业，同时扩大欧盟共同市场、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但眼下德国还无法有太多作为，理由是：形势比人弱的德国要与中国抗衡，必须先整合欧
盟来共同行动，而欧盟原本就存在的内部分歧，却因疫情而严重加剧。
由于各国受疫情影响的程度大相迳庭，抵御经济冲击能力较弱的东／南欧，与相对能挺住
的西／北欧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目前的欧盟可谓面临史无前例的内忧外患。（可
参考尹子轩的〈为什么欧盟尚未趁美国制裁之机向北京施压？〉）
正逢此一关键时刻，德国从7月1日接下了欧盟轮值主席（EU-Ratspräsidentschaft）的
任务。直到今年结束，梅克尔都会主导欧盟的议题设定，德国也会主持各个欧盟部长级会
议，有机会在所有领域中贯彻其政治规划。
在此半年的任期内，德国有两项重中之重的任务：
其一，是7,500亿欧元的大计画：“次世代欧盟”（Next Generation EU）。此计画目的
是重建疫后经济、并借此完成欧盟产业升级，以便与美中互别苗头。这不但是一项深化欧
盟共同市场的经济计画，也是让欧盟政治一步整合的触媒。
其二，就是原订9月中旬要在德国莱比锡举办的欧中峰会。此峰会预计由欧盟27国领袖与
习近平共同出席，完成谈判已达7年之久的欧中贸易协定，但目前已被无限延期。对此，
柏林方面给出的台面理由是疫情影响，然而在相当程度上，这是柏林针对北京在香港作为
的回应。
6月下旬，欧中高层曾进行会前会性质的视讯会议，双方不欢而散，会后连共同声明都没
有。在此可窥见德方立场已逐渐强硬：中国无法满足德国关于市场对等开放、限制中方国
企补贴、智慧产权保护等要求；而柏林则扬言，若北京没诚意，就直接取消峰会。目前看
来，在峰会的角力上，中方的态势显得比较被动，且今年内会议顺利召开的可能性很低。
总括来说，上述欧盟的两大任务，一是为了健全自身的体质，另一则是寻求对等地与中国
角力。在这两项任务上，都可看到欧盟自立的意图。而德国在这半年的当务之急，就是要
就这两项议题，先找出欧盟各国之间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便随后形成明确的对中战略。
若再考虑11月美国总统大选后，欧美中三方的态势有可能面临洗牌，这就让德国作为此届
欧盟轮值主席的任务更加非比寻常，而欧盟也更需早日决定一条明确的战略主轴。用欧盟
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俗称“欧盟外长”）波瑞尔（Joseph Borrell）的话说：欧盟
必须学会“权力的语言”。
这对德国而言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这意味着德国在外交上必须放下历史包袱。用欧
盟专家范米德拉（Luuk van Middelaar）的话直白地说就是：“德国不要再伪善、不要再
对自身利益遮遮掩掩，要积极运用权力工具来形塑欧盟。”
但此任务的难处主要有二：
第一个难处在于欧盟本身。欧盟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权力组织，而仅仅是为了促进区域和平
，进行平衡、合作、妥协的多边平台，它先天上就很难像一个主权国家那样，形成一贯的
战略原则来指导行动，也并不适合作为与强权争霸的工具。
第二个难处则在于梅克尔的政治性格。中国政策专家海尔曼（Sebastian Heilmann）认为
，在中长远的格局里，欧中之间的关系只会愈来愈紧张，但他怀疑德国在轮值主席的任内
能实现中国政策的转向，因为梅克尔政府总是倾向在政治对立与经济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而不是改变现状。
拿欧中峰会来看，欧盟目前处于比较主动的态势。中国近来内外交困，习近平党内压力极
大，需要拿与欧盟的协议作为施政成绩来稳固位子。欧盟一位外交官员便指出：“中国方
面并不在乎协议的具体内容，重要的是面子。”
但不少声音都怀疑梅克尔团队最终是否能妥善抓住这个时机，贯彻欧盟利益。德国绿党（
Die Grunen）欧洲议员布提寇佛（Reinhard Butikofer）担忧，峰会期间梅克尔政府有可
能还是会缄口不提“维吾尔”和“香港”等关键字。有鉴于此，绿党与自民党都主张直接
取消欧中峰会以施压中国。
总而言之，要带领欧盟完成上述两大任务，这无论对德国或梅克尔个人而言，都是一场必
须彻底“改变人设”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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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叩头中国”迷思（下）：你的“亲中”无关我的新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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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危机突显了欧盟与中国抗衡的需要、加速了德国对中态度的可能转变，但美国并没有
利用此一局势，扮演好传统盟友的角色，反而时时当起了拦路虎。
德国与美国、梅克尔与川普之间的冰冻三尺，已非一日之寒。不少看戏的台湾观众会把德
美之间的互看不爽，理解为意识型态上一刀切的冲突——例如“亲中”和“反中”、“政
治正确”和“政治不正确”的对立等等。这样的理解比较像是天桥下的说书；事实上，双
方一连串不睦的根源，是外交策略上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冲突。
美国的单边主义
梅克尔可被称作当今国际舞台上多边主义的掌门人，其对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视与对多国协
商原则的坚持，与屡从国际事务中抽身袖手、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川普彼此相克。这也让
她每每给人这样的印象：比起表面上仍愿意多边合作的习近平，她甚至更反感以单边主义
改变现有秩序的川普。
川普上任以来，德美之间从针对德国汽车的惩罚性关税、到美国国安局爆出监听德国官员
的丑闻事件，始终冲突不断。今年又因美国疫情惨重、川普政府单方面逼迫德国表态抗中
，让双方关系急速恶化。
在5G议题上，德国政府一贯认为华府强力要求排除华为的主张，与其说是国安考量，不如
说更是为了单方面贯彻美方经济利益、为其本国产业排除中国竞争对手。美中双方因而在
德国眼里都是该防备的对象，也因此始终试图对双方都保持等距的立场。
德国当局的这种态度，在去年底经济部长阿特迈尔与美国驻德大使的一场口角风波里显露
无遗：阿特迈尔拒遵美方排除华为的要求，并挖苦美国国安局先前监听梅克尔手机，危害
德国国安，但德方也没有因此排除美国厂商。美方大使随即反驳：不该将民主自由的美国
与极权国家相提并论。
今年5月以来，德意志电信与德国沃达丰（Vodafone，注意：此乃英国集团）在4G网络（
注意：不涉及5G关键技术）的扩建上使用华为技术，再遭美国抗议、并威胁要实施制裁。
德方并无正面理会。压力当然也不只来自美方，中国驻德大使日前也放话威胁：如果德国
胆敢于5G建设排除华为，就不要想在中国继续卖车。
因而德国采取一种妥协的策略：在市场开放的原则上不排除华为，但透过设立国安门槛，
可以技术性地排除华为在5G关键领域上的参与——如果真的能证实华为危害国安的话。5
月初，德国因而再次提高了安全规范，但总体而言，规范标准至今还不够明确，德国政府
的态度也还显得踌躇未定。
近期以来，德美之间的另一个冲突点，就是驻德美军撤离的话题。今年5月，梅克尔不给
川普面子，公开拒绝参加白宫G7峰会。川普扬言，你不来拉倒，我邀请俄罗斯参加（俄罗
斯是德国在欧洲的头号对手）。随后川普在内政上引火烧身，国内爆发佛洛依德事件的示
威潮，这时又向德国找碴，要德国增加对NATO所负担的支出，否则驻德美军就要撤离。
与撤军的威胁同时，美国还买一送一，加码了北溪2号（Nord-Stream-2，先前由德俄协商
兴建、从俄罗斯境内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管线）的问题，向德国施压。美国此刻旧事重提
，扬言要据此制裁德国政府——被这样制裁的国家，在过去只有北韩、伊朗一类的独裁国
家。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视为报复德国先前将美国与独裁国家相提并论的手段。
在国内疫情严重、四处抗议暴动的局面下，川普还对盟友如此操作，被德媒评论为“乱无
章法的疯狂”（Wahnsinn ohne Methode），也让德国朝野既不屑又不爽。
事实上，德国在NATO一事确实理亏，因为早在2014年德国就已承诺增加支出，但推托至今
没有兑现。过去双方也就此争执过，最后美方总是对盟友睁一只眼闭一支眼，只不过川普
专挑这个时机来真的。由于德国是美军派往中东与北非、乃至于阿富汗的后勤基地与训练
场所，其战略地位与军事利益难以取代，川普这招可谓既损人又自损，平白削弱了美军全
球布局的战略机动性。
美国对德国发起一系列摩擦，再加上国内疫情控制失当、内政负面新闻频传，让川普当政
的美国既为德国人所反感，也威望尽失、成为后者的笑柄。德美关系就在疫情危机中、美
国单方面施压德国表态抗中的局面下，发生了关键的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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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右为疫情期间《明镜》以川普为封面，认为川普的行径宛如在美国“放火”。图／《明
镜》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与德国克伯基金会（Korber-Stiftung）在今
年5月共同发表了一项关于美德民众政治偏向的调查。关于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二选一的
问题，结果显示：
去年德国民众有50%倾向美国、24%倾向中国，而今年却急遽调整为37%倾美、36%倾中的平
盘局面。至于美国民众在德国与中国之间二选一的态度，基本上没有变化，去年与今年，
都有44%民众倾中，而倾德的民众则由去年的41%略升到今年的43%。
相较之下，美国民众其实还比德国民众更为倾中。而德国今年的转折，则是由明显的倾美
变成对美中双方持平的态度。前阵子有台湾媒体根据这项调查结果，去掉前后脉络，刻意
突显德国民众倾中的面向，这是相当片面的报导。
值得注意的是，该调查还做了一个问题：对于自己的国家是否应该负起国际事务的承担、
积极协助解决国际问题，德国有民众73%的答案是肯定的，而美国则也有68%民众赞成。但
在美国赞成的民众中，出现明显的政党差异：民主党选民中有79%赞成、而共和党选民只
有49%。
换句话说，德国多数民众单就参与国际事务的态度而言，接近美国民主党选民、而与共和
党选民意见较为相左。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应证了德国人对川普政府的反感，是来自于后
者的单边主义与德国多边主义之间的冲突。
结论
我们近来常见一种看法，认为当前全球进入所谓“新冷战”，而世界各国仿佛都像台湾这
样面临在美中之间清楚选边站的简单抉择。严格来说，这样的见解尚有商榷的余地。
要再现冷战模式有三个前提：“超级强权保障国际秩序”、“双方阵营彼此经济独立”、
“美国与其盟友利害一致”，前两项条件如今都不存在，第三项条件目前则仍嫌模糊。
近年美国自国际事务抽身、单方面贯彻美国优先，从“世界警察”退居成“世界土豪”，
减损了其国际领导力与盟友的信任。此一情况又因美国在疫情危机中一连串应对失当，导
致国际声望大跌，而更加白热化。这也让美国的抗中论述在盟友看来，终究只是单方面的
自利，并不代表共同利益——川普针对疫情问题追究中国、乃至退出世卫，尽管柏林方面
也对中国不满，但其对华府举动的解读仍是：为了选举秀下限、还平白将国际平台拱手让
给中国。这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新冷战”的概念，反映的是美国主观的战略愿望、同时也是台湾抗中的寄望所在，但还
未具体涵盖欧盟的共同利益。尽管目前美中对峙快速升温，但离“新冷战”格局的实现尚
有相当的距离。眼下若要防堵中国“数位独裁”（digitale Diktatur）模式的扩张，德
国必须跳脱人设、带领欧盟建立明确的对中战略，美国同样也必须改变外交姿态、重新取
信于盟友。
比起冷战2.0，当前国际局势更像国际失序、世界进入无政府丛林的初期状态。现在许多
国家对中国反感，不代表会毫无保留加入美国队；没有顺从美国向中国划清界线的，当然
也不代表就是要和中国站一边。此外，由于利益盘根错节，各国之间可一面弹性结盟、另
一面又互相对立，情况并不像过去冷战那样泾渭分明。
在局面还未完全明朗的现状下，德国试图摆脱美中双面沙包的窘境以自立，态度显得既迟
疑又挣扎，终究无法像长期孤立、一向“被”单边主义惯了的台湾一样，能做相对缩限的
单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