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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至少238位诗人、作家被关押！《全球写作自由度》报告：超过半数被中国、沙特阿拉伯跟土耳其政府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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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还是专制国家最爱手段！非营利组织“美国笔会”19日发布最新《全球写作自由度报告》，去年全球至少有238位作家、诗人与知识分子，因为在文字作品表达异议言论而遭政府逮捕、关押。其中以中国关押73人高挂“文字狱榜首”，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则分排第二、第三。印度则以日趋嚣张的民族主义气焰，成为唯一因言论不自由而上榜的民主国家。
倡议言论自由与人权的作家组织“美国笔会”（PEN America）近日发布2019年《全球写作自由度报告》（Freedom to Write Index 2019），该组织统计，全球34个国家去年抓走了238名作家、诗人、写词人以及译者等等，罗织不公正的罪名关押表达异见的文字工作者。
根据报告，中国关押的文字工作者人数高挂首位，总数73人，几乎占去整份排行榜的1/3，包括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民海、法学家许志永、藏语推广者扎西文色（Tashi Wangchuk）与维吾尔语诗人古丽米拉伊敏（Gulmira Imin）等等。其中32人都被关在新疆区域，少数民族处境尤其令人忧心。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指出，第二多的沙国去年拘押了38人，土耳其则以30人排序第三。其余上榜国家如伊朗、埃及、缅甸都达10人以上。
不过，这份名单并未包括新闻工作者，除非他们也拥有上述职业的身分。
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也提醒，中国、沙特阿拉伯与土耳其，同样也是2019年关押最多记者的三个国家之一。其中中国关押了48位记者、土耳其47位，沙国与埃及分别监禁26位。2019年全球至少有255名新闻工作者被关押，98%以上都是因为报导本国事务而被捕。
还有部分家属要求美国笔会，希望报告不要写出被拘押的家人姓名，担忧大众关注反而让处境更困难。
文化人士成专制政府箭靶
美国笔会言论自由部高级部长罗培兹（Summer Lopez）表示，该报告只选出因为言论或作品而遭罪的人，至少都在监狱里待过48小时以上。罗培兹说：“会被列入这份名单的被拘禁者，部分原因是本会与相关组织共同认定他们的罪名太过荒谬。”
该报告表示，文字工作者与其作品可以“提供社会新的观点，帮助受压制的人民保有空间，以便想像不同的未来”。但也因为如此，当国家转向更专制的统治方式，异见作家往往第一个被拿来开刀。近年除了俄罗斯、中国与中东等专制国家，东欧、拉丁美洲与亚洲民主国家都有趋向专制的倾向，意图利用紧缩的法规打压批评者，并夺取文化和历史的叙事权。
为了观察这些趋势，美国笔会成立“作家风险数据库”（Writers at Risk database），追踪全球各国受到政府打压的作家、诗人等人数与状况，并细致区分他们所受的迫害程度，例如“已获释”、“有条件释放”、“受持续骚扰”、“关押中”，还有“流亡中”、“拘禁中死亡”、“遭谋杀身亡”等等。
罗培兹说：“我们认为这类资料是作家倡议运动中缺失的一块，我想，掌握这些数据很有力。”
少数民族、女权运动易受打压
作家风险数据库的负责人卡勒卡（Karin Deutsch Karlekar）还指出，超过半数以上被关押的作者与知识分子，都是以违反国安法的相关罪名起诉；还有不少政府为打压少数民族，专挑少数族群的文化人士或艺术家下手。
例如土耳其政府关押的30人中，画家杜甘（Zehra Dogan）就是库德族人，她在2016年画下家乡努赛宾镇（Nusaybin）受土耳其军队摧残的景象，遭以支持恐怖组织等罪名被判入狱，2019年春天才获释。
在中国，维吾尔族和新疆地区所受的高压控制愈来愈极端，上百万人被以“再教育”之名关进宛如集中营的洗脑机构，73为被中国政府关押的人当中，竟有32位都被关在新疆地区，凸显少数民族受迫害之严重性。笔会报告还直言：“这个数字很可能被低估。”
“（各国政府）会特别打压以少数民族语言来创作的作家，尤其是在镇压手段严重的国家更容易被当成目标，”卡勒卡说。
女性主义倡议者也十分容易成为政府攻击目标，该报告指出，虽然女性只占238名被关押人士的16%，但很多被关押的女性运动者都是因为提倡性别平等意识而被捕入狱。例如沙国女权运动作家哈德卢尔（Loujain al-Hathloul），她在2014年曾尝试开车而被捕，当时沙国还禁止女性开车，直到去年才开放。
哈德卢尔在2018年又被当局拘禁起来，家人透露她曾遭受虐待，还曾被要求签署文件、并录影宣称自己没有受虐。她的哥哥说：“她马上把文件给撕了。”
“唯一民主国家”印度上榜
卡勒卡表示，印度的情况也值得特别注意，虽然印度去年“只”关押了5位文化人士，但印度是榜单上唯一的民主国家，而且根据笔会统计，许多印度艺文人士会被政府、甚至非政府人士持续骚扰。
报告指出，自从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在2014年上任以来，极力推动爱国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作家、记者、知识分子和社运人士只要胆敢提出反对，莫迪就会善用国营媒体和社群媒体的力量，将他们打为“反国家”、“反印度”等污名。卡勒卡指出，遭遇骚扰的文化人士即使没有被关押，“也很难重新回到毫无恐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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