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省思马来西亚政权轮替两周年：权谋的脆弱联盟，失声的公民社会
变天之后、再之后：希望联盟短暂的政权与政治风暴
2018年马来西亚历经第十四届大选，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土著团结党和国家诚信党组成的希望联盟（以下简称希盟）撼动国阵前政府的权威，在国会下议院222个议席中赢得113席，成功组成新政府。这是马来（西）亚60年以来第一次实现政权轮替，而政权的和平转移更因此被视为民主转型的典范。
尽管政治强人马哈迪以93岁高龄再度拜相，但该届大选中获得最多国会议席席次的政党却是人民公正党（共当选47席）。按内阁制传统，多数席次的政党党魁应获推选为内阁领袖，因此理应由公正党党魁旺阿兹莎（其丈夫为安华）任相才对，不过最终仍由土著团结党党魁、希盟的领袖马哈迪成功再度拜相。
回到2009年，前首相纳吉上任满100天，马哈迪就在媒体上指其表现“负面多过正面”。
2015年一马公司金融弊案爆发后，马哈迪与纳吉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这位年迈的政治人
物更在同年举行的净选盟大集会现身支持，意味着他与纳吉的巫统派系产生决裂。隔年，
马哈迪率先退出巫统，并与稍后遭到纳吉开除党籍的慕尤丁组成土著团结党。这是一个以马来民族主义为基础理念的政党，但由于它对巫统强力批评，使它与希盟其他政党出现相同却短暂的政治目的。对当初的希盟及其部分支持者而言，推举马哈迪任相是有效的政治策略，除能号召广大马来人选民的支持，同时也相信马哈迪能实现“交棒承诺”，在期限内将领导位子交托给他曾经的副手及敌人——安华。
然而，马哈迪的立场始终暧昧不明。当选以后，马哈迪政府先是集中处理所谓“前朝遗留
”的问题，包括大笔债务、工程建设、让有环保争议的莱纳斯稀土厂继续营运等，并表明
交棒安华不是首件要务。就在两年期限快届满的2020年，公正党内部却发生严重的派系斗
争——前任经济事务部长、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公开支持马哈迪继续任相，明白地与安华势力撕裂关系。2月23日，阿兹敏在吉隆坡喜来登饭店邀请部分希盟及敌对阵营之政治领袖，进行闭门会谈。24日，公正党中央以“叛党”为由，开除阿兹敏等人的党籍。阿兹敏则公开发表文告，强调希盟多人正策动逼宫马哈迪，自己则是为了维护国家形象而选择支持马哈迪。同一天，马哈迪宣布辞去首相一职，连带撤除所有内阁部长职务。当天晚上，马哈迪受最高元首委任为过渡首相，直到政治联盟达成共识，推举合适的首相人选为止。
到目前为止，坊间评论多认为这是马哈迪操弄的政治剧码，旨在维护自己的政权，进一步打击安华势力。希盟也在稍后转变原来支持安华的态度，强调支持马哈迪任相。不过，到了2月28日，阿兹敏带领其他10名退党的公正党国会议员加入土著团结党，改为支持慕尤丁担任首相。而慕尤丁则趁势拉拢巫统及伊斯兰党组成“国民联盟”（以下简称国盟，宣称获得国会多数席次并有权重组政府。2月29日，最高元首认定慕尤丁获得国会多数议员支持，委任他为第八任首相，并于3月1日就职，执政不到两年的希盟就此垮台。
慕尤丁及其领导的国盟被指责为“后门政府”（backdoor goverment ），公民组织及社运人士批评它不尊重人民的选举意志，因此缺乏正当性。不过，在内阁制国家里，这样的政治变迁却不违背其宪政基础，国会里政党与议员的分裂与结盟其实也合法合宪，纵使手段并不光彩。于是，希盟仅存的手段即是在下议院开会期间对国盟投以不信任动议，但随之而来爆发的武汉肺炎疫情却无情地打乱希盟计划。慕尤丁将国会延迟至5月中旬，届时的政治行动仍难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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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尤丁与马哈迪。
脆弱的联盟：一个缺乏价值理念的工具性政治集团
希盟的崛起往往被视为对巫统旧权威的挑战，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胜利。但希盟脆弱的政权揭露了几点难以忽视的政治问题。
首先，希盟的策略性结盟缺乏价值及理念基础，政党之间的连带十分脆弱。在选举期间，
公正党、行动党等领袖都接纳了马哈迪的加入，并委任他为希盟总裁。这类型结盟忽略了
马哈迪曾经参与巩固政治威权结构的历史事实，也引起民间的强烈反弹。然而，希盟领袖及其支持者却强调选举应以大局为重，认为马哈迪的加入能有效吸引马来人选民支持，取代巫统一直以来代表保守马来人的政治地位。面对民众的疑虑，曾为行动党文胆的丘光耀在一场群众演讲中就主张年迈的马哈迪“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且将马哈迪与秦始皇、汉武帝、毛泽东、习近平、李光耀等人并陈为“枭雄”，试着说服大众枭雄总是有可能开创新局。
这种认为马哈迪可能告别其巫统时代威权性格的乐观想法，其实无视马哈迪的传统政治能量源自其任相时期的裙带关系，以及保守马来民族主义分子支持，其创立的土著团结党仍旧是强调“大马来人主义”的单一族群政党，与希盟另两个势力庞大的多元族群政党明显理念不合。显然希盟政治领袖并未吸取当初人民联盟（2008-2015）因伊斯兰党坚持推动伊斯兰刑法而宣告解散的教训，再度以工具性逻辑作考量，组成了一个看似声势浩大的政治集团。于是，甚至连马哈迪自己也未曾料到，由他领导的希盟能在第十四届全国大选中胜选。
胜选以后，马来西亚民众沉浸在希盟政府对纳吉贪污事件的调查与清算等新闻，但很快地，人们发现马哈迪与希盟政府无法在独中统考?、莱纳斯稀土厂、首相任期、议员跳槽等议题上兑现选前承诺。马哈迪坦诚：
原以为希盟会在509大选中败选，所以把一些难以实现的承诺列入竞选宣言，当时的想法是如果希盟败选了，国阵会因此受困。但我们现在执政了，自己反而成为竞选宣言的“受害者”。
希盟的裹足不前也引发民众不满，而行动党在希盟里的优势地位也造成马来人的恐慌。这些情绪很快反映在数场国州议会补选中，使敌对的国阵有机会扳回一城。此外，停滞的改革步伐也突显了了希盟各党派在一些议题上缺乏共识，无法有效合作。马哈迪下台后，即坦诚慕尤丁曾向他献意放弃行动党及退出希盟，以换取广大的马来人选民支持。
摇摇欲坠的政治结盟很快就走到终点。尽管2020年的2月风暴始于公正党派系斗争，但土团
党在后续发展中迅速朝巫统与伊斯兰党靠拢，曝露了希盟各政党在价值选择上的显著差异。希盟在第十四届全国大选前，虽然各政党领袖皆同意统一使用公正党标志投入选战，模糊化党派间的分野，吸引各族群体的支持，而马哈迪在各选举场合的现身固然吸引了大批传统马来人选民的支持，但对许多自由派、中间选民而言，他们被希盟主打的多元价值所吸引。公正党以马来人为众的党员结构，以及其代表的进步价值正好交织了不同政党支持者的需要，鲜少人意识到希盟内部存在着致命的、无法相容的价值差异。
在内阁制国家里，政党党意往往主导政治走向。在理想情况下，选民在有效理解个别政党
与政治人物后，会将选票投予较值得信任的政党人士。他们一方面相信政治人物的诚信或高贵情操，一方面相信政党所代表的集体力量有办法约束个别政治人物的行为。但在需要以政党结盟形式来选举的社会里，选民不仅要对政党及政治人物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同时也要检视政治联盟的信任基础，以确保联盟不会出现动荡。遗憾的是，马来西亚选举传统虽然以政党联盟为主要行动者，但在希盟模糊化派系差异以后，导致选民无法辨识这支联盟的信赖程度。于是，在2018年，我们几乎是选了一组同床异梦、若即若离的军队上了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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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马哈迪、安华和阿兹敏
新政府与旧制度：延续至今的族群政治
号称代表多元族群利益的希盟胜选，使民众盼望希盟政府能解决长久以来的族群问题。而希盟在其《竞选宣言》第二章中也明确提出承诺将“确保马来西亚拥有受尊重的人权纪录”，促使政府计划于2019年签署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CERD，下称《公约》）。
这番决定遭到巫统、伊斯兰党以及多个穆斯林非政府组织的抗议，认为《公约》将威胁马来人及土著特权。2018年底，一些马来人非政府组织动员民众到吉隆坡独立广场举行“反ICERD 大集会”向政府施压，导致政府在集会开始前就宣布不会签署《公约》。这场集会随后如期展开，但集会目的也转为庆祝政府放弃签署《公约》，形式上象征了马来人保守集团的胜利。这起事件曝露希盟政府在推动族群平等政策上的无能，也凸显马来民族主义及族群政治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被标签为“华人政党”的行动党也让许多马来民族主义分子心生戒备，认为行
动党的存在导致希盟政府无法维护穆斯林马来人之核心文化。行动党虽然是多元族群政党
，但在国阵不断挑战华族权益、马华公会日益式微以后，它逐渐获得众多华人选民的支持。尽管该党秘书长林冠英曾声称自己“先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才是华人”，但这样的论述却无法回应马来人民族主义分子的指责。对这些民族主义者而言，马来西亚的民族（国族）核心是穆斯林马来人文化，任何抵触这一核心的都可能遭受边缘化。行动党为此奋力藉著多元文化主义论述来挽救声量，但始终无法回避政敌对它“华人民粹”及“华人至上主义”的指责。
面对政敌来势汹汹的挑战，慕尤丁也在其后向马哈迪提议放弃与行动党合作。在马哈迪辞职以后，他一手创办的土著团结党也以其原来的组织意识急速转向与巫统及伊斯兰党合作，形成“保守马来人民族主义＋伊斯兰教保守势力”的族群性联盟。土团党的转向其实并不值得惊讶，其领导阶层多半脱自巫统旧势力，而比起公正党或行动党，其政党意识形态更贴近于巫统及伊斯兰党，但在2018年选举过程中，这些特质都被忽略了。
整体而言，希盟执政时期并没有松动过去的族群政治结构。穆斯林马来人文化依旧是当今
马来西亚国族概念的核心，据此而来的种种族群政策也依旧发挥效用，所谓的新政府其实
仍受限于旧制度。基本上，少数族群并没藉著希盟得势而翻转地位，一些弱势族群的处境
则越陷艰难。例如吉兰丹州话望生地区的原住民为了维护其习俗地，自2018年2月设置路障
，阻止企业开发商进入。但吉兰丹州政府在当年8月即动用警力强拆路障，希盟政府对此却
毫无作为，被指责“遗弃”他们曾经誓言要保护的原住民。隔年，话望生当地共十数名原
住民集体死亡，死因不明。随着这起事件引发关注的，是当地原住民贫穷、缺乏公共卫生设施，以及遭受严重污染的生活环境。将这些事件归咎于短短执政两年的希盟固然严苛，但少数族群未获援助即是事实，他们的处境也远比希盟来得严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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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居住在话望生的原住民。
失语的公民社会：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权力失衡
希盟的崛起与近年来公民社会的积极行动有紧密关系。联盟中声势最大、当选席次最多的公正党即是1998年烈火莫熄运动后创党的，其第一代党员便有许多公民社会组织成员、社运份子。
公正党及行动党等也曾与多个公民社会组织合作，并创办“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BERSIH，下称“净选盟”）。尽管净选盟在2010年后改组成为净选盟2.0，政党全面退出联盟委员会，净选盟转型成全权由公民社会成员领导的非政府组织，但政党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尤其在社会运动过程中，政党仍然在动员机制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相对的，政党也从净选盟人数众多的集会游行中吸引支持者、营造声量，间接为他们在2008年、2013年以及2018年的全国大选中制造优势。
从2007年至2016年间，净选盟（2.0）总共举办了五场社会运动，诉求选举改革、提倡议会民主、打击贪腐滥权等议题。这是马来西亚史上参与人次最多、族群最多元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在希盟各阵营还是在野党的年代里，净选盟担负着体制外抗衡的重要机制。而在净选盟（2.0）在超过十年的串联、动员及行动过程中，它更汇聚了马来西亚各领域公民团体的能量，俨然成为一般民众眼里公民社会的代名词。
除了影响选举成绩外，这连串社运也让人期待能打破族群藩篱、营造跨族公民社会，以及提升一般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不过，这些期待还未落实，净选盟（2.0）领导人玛利亚陈就在2018年宣布参选国会议员。支持她的净选盟前主席安美嘉认为，民间社运分子将公民社会的声音带入国会，有助于强化改革的呼声。然而，玛利亚陈的作法也引起不少疑虑，认为公民组织人员在参选后无法保持中立，将对她以及公民社会造成伤害。但她心意已决，辞去净选盟主席职位后，成功当选国会议员。
随着希盟获胜，净选盟（2.0）在民间社会的声量也大不如前。在2020年二月风暴中，净选盟（2.0）也仅仅透过发表文稿，谴责阿兹敏派系及土著团结党“不光彩”的政治行径。相反的，风暴里少数几场抗议活动都由个别社运人士发起，净选盟仅仅表示“声援”，但未积极进行动员与协助。在缺乏主流公民组织动员，以及对武汉肺炎疫情恐慌的情况下，这两场集会未能形成人数优势，在表达过对“后门政府”的不满后旋即解散。
实际上，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的参与门槛一般较高，其中的核心成员多半是受英语教育的知
识菁英。对一般参与者而言，加入公民社会的活动需要一定的文化及社会资本。净选盟（
2.0）则透过多个政党及非政府组织合作串联的方式，成功动员许多草根阶层参与。然而当
社运结束，这些被号召前来的草根成员却没办法获得有效的组织赋能，导致他们在日常生活里较难进入其他公民团体或参与政治。另一方面，尽管净选盟主张不为任何政治人物造势，但在社运现场真正引起民众簇拥的，却是那些即将参选的政党人物。对一些社运支持者而言，他们难以理解在一个诉诸民主改革的运动场合，人们为一个威权体制创立者的马哈迪欢呼鼓掌的景象。
上述观察凸显两个议题：其一，净选盟（2.0）汇聚了主流公民社会的巨大能量，但却无法
有效地为民众赋能。民众往往只是“参加”社会运动，却没有能力介入组织决策、营造政治生活，或者投入论述建构。其二，净选盟与政党的支持网络为彼此带来可观的政治能量，但在政党成功进入议会以后，被遗留的公民组织基本上难有作为。在2018年大选中，原来透过街头抗争而获得支持的政党成为执政党，而玛利亚陈则挟带累积已久的公民社会能量投入议会活动，导致马来西亚政治生态更倾向于体制内的改革，而体制外的抗争则乏人问津。在这两项议题的作用下，马来西亚公民社会再显疲态，未来需要重新积蓄其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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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9日，马哈迪参与净选盟集会，并在集会中呼吁时任首相纳吉辞职。
再之后呢？——营造国家与社会竞争与合作的型态
希盟短暂政权终结后，曝露出缺乏理念价值与信任基础的政治联盟往往脆弱不堪，也极容易遭到覆灭。另一方面，土著团结党、巫统以及伊斯兰党的合流也凸显保守马来人民族主义与伊斯兰势力的强势抬头（或许，这股潮流一直都不曾消失）。
体制上的族群政治，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族群关系，依然是马来西亚未来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最后，希盟的胜利吊诡地削弱了体制外抗争的能量，公民社会的未来发展必须更关注民间成员的政治赋权，而非依赖政党进行动员，以免资源遭政党垄断。一个良善的社会，必须建立在政治团体与公民社会良好的竞争与合作上，体制内的改革与体制外的抗争也需取得平衡。
Acemoglu & Robinson在他们优秀的新作《自由的窄廊》里引述了四千两百年前苏美人的泥板记录。这古老的文本记载着《吉尔迦美什史诗》，描绘了乌鲁克国王吉尔迦美什在幼发拉底河边创造了历史上第一座壮丽的城市。这座城市商业蓬勃，民众获得全面且有效率的公共服务，但吉尔迦美什国王却是个严厉残暴、草菅人民性命的君主。于是绝望的市民求助于天神，怜悯的天神以吉尔迦美什的形象，创造了一个同样强大的分身——恩都，希望借助他的力量制衡吉尔迦美什。
吉尔迦美什与他的分身两人爆发大战，虽然吉尔迦美什在权力大减、元气大伤之下打赢了恩都，但两人却惺惺相惜，开始串通起来：他们互相拥吻，像兄弟一样手牵着手，并肩走在一起，变成真正的朋友。
之后，吉尔迦美什和恩都两人携手合作，继续在乌鲁克残害人民，摧毁了市民对自由的天真渴望。这时候，纵使是天神也无计可施。
Acemoglu & Robinson引述这个故事，作为他们讨论的起点，认为制衡国家权力的方法并非进一步寻求另一个强大的政府或政治强人，否则那些不受控的政府依然有能力串通合谋，对社会造成伤害。唯有强大的公民社会能对政府有效约制，确保政府在行使国家能力时尊重民间意见，避免压迫社会。
有趣的是，虽然他们认为国家机器可能出现滥权，但却同意国家机器能力的重要性，认为
优秀的国家机器能提高社会的经济成长、提供公共服务、解决民间纷争、维护社会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同意公民社会能透过组织结社、政治行动、自由经济等方式来约制国家、防止政府滥权，但他们也认为社会里也有同样令人遗憾的“规范牢笼”，阻碍全部或部分族群的政治参与、阶级流动，甚或抑制中央权力的出现。因此，只有在国家与社会进行良善的竞争及合作之下，社会才能在显著发展之余，又保持民主自由的政治风气。所谓“自由的窄廊”，就出现在国家与社会两者竞合过程中，所出现的狭窄裂缝——要走进窄廊十分困难，但要跌出窄廊却十分容易。
1991年，仍是国阵政府首相的马哈迪提出了“2020宏愿”（Wawasan 2020），希望马来西亚能在2020年迈入政治、科技、经济、社会、教育等领域全面发展的“先进国”。如今回看，当时的国人或许期盼马来西亚能挤进“自由的窄廊”。不过，迈入2020年时，担任希盟政府首相的马哈迪亲自承认了“2020宏愿”不达标，马来西亚依旧是“发展中国家”。讽刺的是，他在同一年失去了得来不易的政权，使“2020”成为政治史上一个诡异、充满讽刺意味的脚注。
与此同时，由慕尤丁领导的政府试着在武汉肺炎疫情中进一步提升国家能力，希望能借此证明他们是合适的领导人选。我们难以预测，在疫情结束后，国家的巨手是否会稍稍松开，公民社会是否能再次累积能力，来与国家作进一步的合作或竞争，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全面发展。
无论如何，过去借助马哈迪绊倒国阵势力的幻想已破灭，正如我们为吉尔迦美什创造出一个分身的幻想一样。马来西亚要进一步前行，首先要告别过去的威权幽灵，再耐心寻找通往“自由窄廊”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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