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宏愿，马来西亚人拥有过的“先进国”梦
1991年马哈迪喊出“2020宏愿”，如今马来西亚经济、文化、民主皆未到位
2020年乃是多事之秋。武汉肺炎疫情、前执政联盟“希盟”（2018-2020）垮台和油价崩盘，让马来西亚经济大受打击。今年原是马国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年，前首相马哈迪曾提出期许马国在这年成为先进国的“2020宏愿（Wawasan 2020）”，如今幻灭显得更真实。
根据世界银行对高收入国的定义，名目人均国民所得（nominal GNI per capita）大于12,375美元即被视为高收入国。长期徘徊在高收入国和中高等收入国边缘的马国人均GNI目前只有10,590美元，而亚洲四小龙则早在1990年代已成为高收入国。
由于再度成为首相的马哈迪在2018年大选后，坦诚因前首相纳吉的执政不力使得2020宏愿无法如期实现，故其在隔年推出“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SPV 2030）试图力挽狂澜。为免重蹈覆辙，我们应重新审视2020宏愿的初衷，了解其幻灭背后的原因。
2020宏愿订立的动机
2020宏愿于1991年2月28日，由当时的首相马哈迪在“马来西亚贸易会议”上发表的工作报告中提及。这距离刚结束的马国大选仅4个月，马哈迪领导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损失了一些席次予马哈迪党争对手创办的“四六精神党”及伊斯兰党。为了动员和团结民众，马哈迪提出2020宏愿之构想，不断进行宣传以巩固其执政合法性。
可以说2020宏愿不仅是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理念，更是树立马哈迪权威的一场运动。该宏愿的目标不单是经济导向，还纳入了各种社会层面元素。
根据马国首相办公室的资料，2020宏愿的九项挑战，意即要在2020年前达成的目标，可简述为（1）实现团结的马来西亚和“马来西亚民族/国族”（Bangsa Malaysia）（2）实现自由、安定、进步和自信的社会（3）实现成熟和民主的社会（4）实现有伦理道德的社会（5）实现文化和信仰自由，同时忠于国家的社会（6）实现科技进步的社会（7）实现有爱心的关怀社会（8）实现公平的经济，不能再用种族区分（9）实现富足而有竞争力和活力的社会。
从这些目标来看，2020宏愿的核心思想并非完全是经济，而是涵盖了族群、民主、伦理、宗教文化、科技和公民意识。即便在经济方面，也强调公平性。只有第九点强调实现有竞争力的经济。这个构想的初衷，跟我们一般理解经济导向、旨在迈向先进国的2020宏愿有很大不同。前者侧重思想上的建构，而后者纯粹是经济政策。
1993年由马国政策研究院（Institut Kajian Dasar）出版的2020宏愿（Wawasan 2020）一书，收录了多篇探讨2020宏愿的政治人物讲稿，其中包含前副首相安华、前首相纳吉和现任首相慕尤丁的观点。他们当时的出发点也非单纯的经济导向，而是涵盖了各方面。安华将马哈迪2020宏愿的思想分成民族建构、政治成熟、经济公平和文化巩固来看，基本上是追求马来西亚社会的进步发展，不盲目追随西方的脚步。他未强调马国要在经济量化指标上成为先进国。
纳吉则将2020宏愿当作马来民族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 Bangsa Melayu），旨在从经济、社会、精神、心理和文化上造就有德性的马来人，其目的是要改变马来民族，有“马来民族伟大复兴”之意味。慕尤丁则较侧重现实面，而非其主义。他强调经济转型、教育转型和领导转型，且未以意识形态做出发点，只是以实用的态度落实2020宏愿。由上可见，单是2020宏愿本身就有三种不同的诠释方式，马哈迪版的“三民主义”究竟贴近哪种诠释则不得而知，但其共同点皆为不以经济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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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4月12日，时任首相马哈迪在为来临的全国大选推广2020先进国宏愿的宣言。
2020宏愿的经济面
一般在探讨2020宏愿的成效时，都是以经济发展为出发点。这是因为只有经济有可靠的量化数据作支撑，而文化建构和民主发展不易量化，且常常不被政治人物和民众重视。先以经济角度审视2020宏愿，可以发现不仅先进国人均收入水准的12,375美元尚未达成，连马哈迪期望的年均GDP成长率7%也未达到，至今年化率仅达约5%左右。
论及经济的公平性，马国的基尼系数高达41，贫富差距高于泰国，更远高于台湾、韩国和日本。底层马来族的收入追不上华人的同时，中上阶层马来族与富有华人仍旧采取“阿里-巴巴”（阿里为马来族代称；巴巴即土生华人/峇峇，为华人代称）的合作模式延续朋党/裙带主义，中低层华人亦未受惠于经济发展。
由于马哈迪在1990年代大力开展工业化和基础建设，马国每年的GDP成长率高达近10%，直至1997年底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工业化是延续1980年代的“向东学习”（日本和韩国）政策，继续发展重工业如汽车、钢铁和石化。1990年代工业化的重中之重是发展高科技产业，像是1996年设立在北马吉打州的居林（Kulim）科技园，吸引半导体、生技、航太、光学等外资进驻，如同台湾的新竹科技园区。
马哈迪的核心计划则是推动“多媒体超级走廊”（MSC）以吸引外资到中马地区投资高科技产业，同时进行产业升级。虽然这计划促成马国推出了全世界第一本芯片护照（1998年）以及第一张多用途的电子身份证MyKad（2001年），但至今MSC仍没有发展出一家国际知名的科技企业或新创公司，反而继续让马国维持高科技产业代工的角色，且其制造中心并不在MSC园区，而是在槟城和吉打，故MSC可谓是一项白象计划。
基础建设方面，马哈迪倒是大兴土木，建设了吉隆坡国际机场（KLIA）、当时世界最高的“国油双峰塔”、东南亚最高的通讯塔“吉隆坡塔”、新行政首都“布城”（Putrajaya）和雪邦F1赛车道。然而这些建设与2020宏愿的经济初衷恰好相反，更像展现马哈迪好大喜功的心态，而非落实公平的财富重分配。这就是为何现今马来西亚未达到先进国的收入水平，且贫富差距甚大之原因，可见2020宏愿的经济理想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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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迪与其推动的国产车品牌Proton。照片摄于2002年。
2020宏愿的文化面
谈及文化和民族/国族建构，马哈迪在2020宏愿中期许一个不分族群的“马来西亚民族/国族”（Bangsa Malaysia）概念，然而这个概念是模糊的。“Bangsa Malaysia”究竟是文化概念（即民族认同），还是政治概念（即国族认同）？
如果是政治概念，“马来西亚国族”应以价值观（民主、法治、自由等），而非以主体文化来统合各族群。如果是文化概念的“马来西亚民族”，马哈迪采用的民族建构模式，究竟是一个民族多种文化（如加拿大的文化马赛克），还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如美国的大熔炉），或是一个民族但主体族群优先（即民族国家），亦未见其厘清。
马哈迪曾将“Bangsa Malaysia”解释为“人民可以透过说马来西亚语和接受宪法，而认同国家”。可见“Bangsa Malaysia”更像是“换汤不换药”（仍维持马来人优先）的民族国家观，而非政治性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皆因当时的非马来人，何以接受仍保留“马来人特殊地位”的联邦宪法，同时尚未纳入主体文化的非马来文化（如华人和印度文化）是否能被视为官方马来西亚文化的一部分？
由于无法获得非马来人信任，马哈迪推行的“宏愿学校”（Sekolah Wawasan）之试验难以实现，至今只有落实5所三种不同源流学校同在一个校区上课。不仅如此，马哈迪任内还发生大选前承诺华人社团所提出的提升华族平等地位的“诉求备忘录”，但选后却违背承诺的事件，以及宣布马来西亚为“回教国”等言论，无不与其2020宏愿初衷之“文化和信仰自由”相违背。
其后的文化和宗教争端亦不少，如强拆南印度淡米尔裔的兴都教庙宇、基督徒被禁用“阿拉”字眼，以至最近的强制商店加上爪夷文（Jawi）店名、扎基尔（Zakir Naik）伊斯兰传教士等问题，这些争端都未见政府妥当解决，更加深了马来穆斯林与非马来穆斯林之间的隔阂。
2020宏愿的民主面
回顾马来西亚多年来民主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也未见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反倒由民间从下至上开展。马哈迪在宏愿中期许一个成熟和民主的社会，但在其1990年代任期中便带头做了坏榜样，在金融危机中开除副首相安华，并指控其“鸡奸”下属而送入牢狱。马哈迪卸任后屡次干预前首相阿都拉（Abdullah Badawi）和纳吉的施政，分别在2009年和2018年促使他们下台。直到2020年更在武汉肺炎疫情肆虐之时开展权力斗争，马哈迪企图独揽大权成为“超级首相”，但以失败告终。其不良的民主示范违背了2020宏愿之精神。
民主的开展始于马国民间力量，如独立媒体《当今大马》、《独立新闻在线》、《Malaysia Today》、《Free Malaysia Today》、《The Malaysia Insider》和《砂拉越报告》，以及人权团体“净选盟”、“兴都权益行动”和“绿色集会”，这些机构和组织在马国威权体制下增进了民众对政府运作的知情权，也让后来民主运动得以动员群众力量使国民阵线政府垮台，以致形成两党/两线体制。
根据“经济学人智库”，马来西亚民主指数也从2011年的第71位提升至2019年的第43位，成为东南亚民主表现最成功的国家。2020宏愿所期望的民主社会，由民间而非政府所达成，颇为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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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2016年净选盟Bersih5.0集会的前首相马哈迪（中）、前副首相慕尤丁（右，现已为首相）
2020宏愿的落幕
迈入2020年，马来西亚没有成为高收入国，也没有攻克九项挑战——建立马来西亚民族/国族、成熟民主社会、文化信仰自由社会、科技进步社会、经济公平社会和有竞争力的社会，在质化分析以及量化指标和数据看来，皆未达成。许多马国90后小时候幻想的飞行车大都会亦没有实现，反之国产车“宝腾（Proton）”的49%股权已变卖给外国人。
“马哈迪主义”下的“马来西亚梦”破灭，这29年来的2020宏愿“运动”只有空喊口号和高歌“2020宏愿”一曲，以及政府推行各种白象计划，没有实质的经济和民主体制改革，因此注定了2020宏愿理想的落空。其后不管是前首相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Satu Malaysia）和“2050年国家转型计划”（TN 50），还是希盟政府提出的“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SPV 2030），都已无法促成民众当初对追求理想的热忱，反而质疑其是否为政治口号。
在纳吉的国阵政府和马哈迪的希盟政府皆倒台的情况下，再加上今年疫情、油价和政局不稳三重因素，马来西亚通往先进国之“美梦”如何达成，除了公民社会的努力外，政治人物必须脚踏实地、认清现实，切勿再用华丽辞藻和不切实际的政策追求理想。有梦最好，但梦想必须以务实的心态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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