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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有“垮掉的一代”？让盛世中国颜面无光的“三和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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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别去，那是黑厂，走，我们去上网。”
在一个标记为“三和大神”的部落格上，一位网民以过来人的口吻对另一位即将入职的网民调侃道。
“三和大神”最初指的是一群在广东深圳龙华新区三和人力市场附近的打工者，他们靠打零工为生，号称做一天可以玩三天。因为日本NHK的一部纪录片，名扬海内外。现在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域群体的代名词，而是象征了一种在中国底层青年中流行的“丧文化”。
“三和大神”的名声大噪，于盛世中国的脸上自然是无光的。深圳警方就曾经对当地进行多次整治，加上这次新冠肺炎的影响，有网友感慨：三和自此无大神，但是取而代之的是“挑战失败，提桶跑路”现象。
中国“垮掉的一代”？
美国二战后的那一代人普遍精神上空虚、迷茫和困惑，当时一小群潦倒的作家、学生、骗徒以及吸毒者拒绝时下流行价值观，表现出玩世不恭浪荡公子的形象，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引领了一时的风尚。60年代美国又出现了一批挑战传统价值观，经常奇装异服、奇行异态的“嬉皮士”。
美国“垮掉的一代”与今天中国的“三和大神”好像有某种相似性。二战后的美国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个人财富的差距，进而产生社会分化和分层。“垮掉的一代”的核心理念可以用《在路上》中的一句名言来解释：“因为我很贫穷，所以我拥有一切。”
中国的90年代也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一无所有〉，里面一段歌词写道：“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两者不同的是，美国的社会在二战后没有革命性的巨变，社会结构相对稳定。而中国经历数次社会巨变，改革开放后更是一个社会各个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转型期，转型之一就包括允许农民进城务工。老一辈的农民工选择进城务工是为了弥补农村收入的不足，因为有家庭重担和传统的“勤劳致富”的思想，他们大多愿意吃苦耐劳，并不太在乎休闲娱乐时光。加上受教育程度低和获取资讯管道有限，他们的维权意识淡薄，很多时候受了委屈，选择忍气吞声。从不少农民工口中，听到他们说：“吃了没文化的亏。”所以他们对下一代的教育非常重视，希望子女能考上大学，实现
向上流动的机会。
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大部分新一代农民工还是需要离乡背井获取生活资源，但是二者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已经出现了显著的不同。新一代农民工对于土地愈来愈疏远，愈来愈没有感情，如果再用农民工来称呼他们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甚至在某些人看来有种歧视的意味。任职公益组织北京工友之家的吕途于在其关于农民工的著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用“新工人”来称呼他们。
那些读了高中的学生，在人生成形的青春时代没有向父辈学习在土地上耕作，而是在学校学习那些首先用来备考大学的知识，一旦考不上大学，没有能力也不甘心回到农田，只好成为城市里飘荡著的边缘人。城市享乐主义的生活又不断刺激着他们的感官，让他们蠢蠢欲动，无奈又囊中羞涩，于是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经济实力产生了矛盾。此外，他们已不像父辈那样注重集体精神和家庭观念，而是个人主义至上，不愿意循规蹈矩，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受现代商品消费观念的影响，他们说服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最后很多人成为月光族。
三和大神应该是他们中间最极端的一个例子。他们当初来到城市也希望干一番事业，但是现实的生活却很残酷，黑厂、骗子几乎无处不在，他们讨厌黑厂，但是又需要黑厂生活，所以做一天可以玩三天成了一种消极抵抗。与其说他们消极厌世，不如说他们看透了人生，整日为工厂卖命也结不起婚、活不好，更别提自己连卖命的机会都很少了。已经沉到社会最底层了，破罐子破摔又有什么可惜呢？况且在玩的三天里，他们不再是工厂里那个零件或机器，而是暂时找到了自我的“人”。于是2块钱的“大水”、5块钱的“挂逼面”、15块钱的“挂逼床”、30块钱的“修车”成了生
活中的小确幸。
和老一辈农民工的“骑驴找马”不同，新一代农民工经常一言不和就出走。因为不少人进来和离开的时候会提一个实用的塑胶水桶，所以只要有人在一个厂没有坚持多久，离开的时候就会被戏称为“挑战失败，提桶跑路。”慢慢地提水桶的形象被标签化，有些工厂和仲介明言不招收提水桶的求职者。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加上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外贸订单逐渐萎缩，工厂对于零工的需求随之下降，三和大神们也加入到了“挑战失败，提桶跑路”的行列。
美国“垮掉的一代”更多是精神和价值观的反叛，而中国“垮掉的一代”不仅是在精神和价值观上垮掉，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崩溃，他们中很多人包括自己的家庭可能从来就没有高高耸立过，也谈不上垮掉或崩溃，“扶不上墙的一代”可能更契合他们的特点。
走不出的莫比乌斯环
“扶不上墙”的原因不外乎有三点，第一是自己没有努力，第二是扶的人没有用力，第三是墙根本不让贴。
外界在看待三和大神这一现象时，很多时候先入为主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在部落格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留言：“你有手有脚，为什么不去找份工作好好干呢？工厂工作别人可以干，为什么你们不能干？”还有人把他们当作反面教材：“以后要想有出路，就要好好努力，考上好大学，成为高端人才。”另一位网友对此反驳道：“社会不需要那么多高能力人才，低能力的工人也是经济支柱。高考为的是什么？教育只是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意义其实是筛选，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然后根据不同人才再进行不同教育。不然你以为高中学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知识有用吗？很
多人高考完过几年知识都忘记八成了。所以不是三和大神能力低，而是社会不需要太多高能力的人。很多工作都是由能力低的人完成的，最典型就是工厂流水线，每个人只需要懂得一个小环节的工作，许多人加起来就能拼凑出高端产品。”
学历不高、缺乏技能是三和大神的硬伤，他们中大部分人是小学或中学学历。他们没有继续升学的原因不外乎家庭贫困无力支付学费、厌倦僵化的应试教育，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也有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不少学校和工厂合作培养“订单化”的人才，但是却经常爆出学校以实习为名强迫学生去工厂无薪工作。
在中国热门的短视频软件抖音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标记为“三和大神”的青年，伸出一只白皙、握拳的手，寓意是“求老哥拉一把”。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找工作，如果一没学历、二没技术、三没财力，就只能够依赖社会关系网络，其中以亲缘、同乡关系为主要纽带。在北、上、广等大城市，经常会形成来自同一个地域的聚落，比如80年代北京的浙江村、安徽村，有时在工厂里也会出现老乡带老乡的地域帮派。
随着社会分工，一些工厂将招聘的业务外包给了人力资源或劳务派遣公司，他们在求职者眼中也是怎一个黑字了得。大部分入职者并不直接和工厂签合同，而是和劳务派遣公司签，劳务派遣公司将工人输送到工厂，工厂不直接给员工发工资，工人的人事纠纷工厂不负责，形成了特殊的“次级工人”和“一仆二主”现象，工人的权益很多时候无法保证。
为了防止工人频繁离职，一些劳务派遣公司会设置和法律抵触的格式条款，比如规定工作满一个月才能发工资。一位在深圳打工的抖音用户写道：“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仲介，做不满工期不给钱，扣这扣那，劳动合同也没有，做不满一个月没钱拿，太黑了！”
如果没有这些一线工人，就没有中国世界工厂的响亮名号，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刺痛人心的称呼“廉价劳动力”。他们的基本工资在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水准，深圳最新的每月最低工资为2200元，排名全国第二。他们如果想获得更高的工资，那就需要大量加班，大部分工厂会硬性要求员工每日工作10－12小时，而根据《中国劳动法》第36条的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
因为全球疫情的影响，不少工厂订单萎缩，已经不能满足工人的加班需求，所以工资也跟着缩水。目前深圳工厂小时工的工资在15元／小时上下，而深圳市2020年法定的非全日制职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0.3元／小时。据深圳当地的人力资源招聘单位透露：“目前的工资水准在降低，未来能否普遍上涨，要以某康（富士康）为参照。建议如今在职的工人不要离职，因为企业的招工计画在不断收缩，未来找工作会越来越难。”
但是很多人还是因为诸多原因，没干几天就“挑战失败，提桶跑路”，完全不考虑自己的退路。目前，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已经形成为了为外来打工者提供食宿的惯例，有些是完全免费，有些则需要工人一个月交几百块钱。这种做法好的一面是帮助工人节省生活开支和上下班时间，让他们全身心投入工作，不好的一面是工人的工作、生活都在工厂内，长期以往会感到枯燥、无聊，失去生活的意义，富士康虽然是中国工厂的标竿，前几年依然发生数起工人跳楼事件。
另外，新一代农民工对于这种免费的大锅饭不是很感冒，有人称之为“猪食”，成为他们离职的原因之一。如果他们在工厂没干几天就离职，不仅大概率拿不到工资，在城市里的吃住还要自己负担。有人力资源公司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计算：“浪在厂外”没收入不说，每月住宿、吃饭等开销将近3500元，
在抖音上，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发视频说：“自己在城市没有工作，没钱住旅馆，只能露宿街头。” 好一点可以在商场、银行ATM取款室内熬一夜，差一点的在公园绿地、临街商铺门口以地为床、以天作被，有些商户为了防止有人露宿自家门口，打烊后会故意在门口泼水。有些人没钱买饭吃，只能在垃圾桶旁捡拾别人丢弃的食物。中国的大城市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怪胎，上层人过著纸醉金迷的生活，底层人却猪狗不如地活着，他们竟然可以在平行的时空里相安无事。
离乡背井的打工者从来都不受欢迎，自然也得不到救助。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里，农民的工作就是种地，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就该回去“捧牛屁股”（耕地）。要想变为城镇户口也不是没有办法，有钱能使鬼推磨。笔者早年的城镇户口就是俺父亲花了几千块钱买来的，为的就是不受农村的苦，90年代，笔者家乡还有一项“挑河工”的劳役，农民所受的压迫一时半会儿讲不完。现在的方法是在县城买房，符合条件才可以落户。
城乡二元机构只是造成社会分层的原因之一，权力和财富才是今天中国社会分层的最主要因素。因为社会分层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级，随之而来的就是上层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封闭底层上升的通道，产生了阶级固化象，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寒门难出贵子。
笔者出生农民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毕业后又考取了公务员，原以为可以摆脱阶级的束缚了。但是在后来的工作中，不断受到领导和同事的排挤、打压和迫害。当时的工作单位为我安排了一个残破不堪的宿舍，屋顶看着就要坍塌的样子，墙壁四处开裂，冬天冷风直吹，夏天酷暑难耐。当时科室只有我一个办事员，所有的工作全部压在一个才进来没多久的我身上，科长也不让别人来帮我，我被迫没日没夜工作，一连数月不能休息，不准回家，像犯人一样被囚禁。当年冬天有一日气温零下10度，我一个人盖著单薄的被子蜷缩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外面大雪纷飞，刺骨的
寒风透过门缝袭来，杯子里的水都结上一层厚厚的冰。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对我呢？因为我无权无势，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好捏的柿子，把我赶下去，就可以安排他们的子女进来。
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August Möbius）和约翰・李斯丁（Johann Benedict Listing）发现：把一根纸条扭转180度后，两头再黏接起来做成的纸带圈，具有魔术般的性质，它也被称作莫比乌斯环。如果在莫比乌斯环中，你从任意点出发，绕半圈后你认为自己已经绕了另外一面，但如果你继续前进，你会发现你又回到了原点，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说是一种死循环模式。它带我们的社会学意义就是阶级固化。
三和大神不是不想努力，而是有时努力了也没有用，最后还是走回原点。像笔者一样努力，最后不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们都走不出中国的莫比乌斯环。
底层互害还是互爱
分形几何（Fractal geometry）的发明人曼德勃罗（Benoît B. Mandelbrot） 说分形几何是大自然的几何学。它的第一大特点是自相似。例如，一棵树是分形结构，树干、树杈、树枝不断细分下去，任何一个局部的结构，都与整棵树相似；分形结构的第二大特点是永远可以细分下去。无论一个多么微小的局部，把它放大，就能看到更微小的局部。如果我们把“分形”这个概念适度拓展，也可以用来描述社会现象。
对处于社会末梢的人士来说，进入体制内标志着实现了向上流动，变成人上人了。殊不知，无权无势的人进入体制内依然位于生态系统的末梢，从本质上来说，笔者当年和工厂工人一样都是底层受压迫的廉价劳动力，当然在工厂的社会生态里，也有顶端和末梢之分。
工人“挑战失败，提桶跑路”的原因除了上面提到的黑厂、黑仲介、吃“猪食”，还有一个重要的人际关系因素。中国工厂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自1956年起，中国建立了“八级工资制”，如今各企业虽不统一实行此制度，但是等级壁垒分明，普通工人、工头、车间主任的工作服、工号牌都是有所区隔的。
工友之家网站上的一篇题为〈等级制度辅助阶级制度：工厂工人的生活写实〉的文章写道：“食堂做饭也要分等级，每次吃饭前食堂工作人员首先给领导们准备好饭菜，接着才能为下面的员工打饭，老板和厂长顿顿四菜一汤大鱼大肉，普通员工只有少少的一荤两素。”长期在这样的等级观念灌输下，再小的干部都会养成特权意识，工厂里老员工欺负新员工的现象十分普遍。比如老员工故意把一些产品弄坏然后在车间里大声喊：“某某，你怎么搞得，产品都成这样了你还站着不动！”故意让主管听到然后骂他，以此来取乐。
1927年至1932年期间，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在西方电器公司位于伊利诺州的霍桑工厂进行的一系列心理学实验。他们发现工厂内存在自然形成的“非正式组织”，它的作用是对内控制其成员的行为，对外则为了保护其成员，使之不受来自管理阶层的干预。梅奥继而又提出了“社会人”的观点，他认为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人格的活生生的“社会人”，人不是机器和动物。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成员，金钱和物质虽然对其积极性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但是起决定因素的不是物质报酬，而是职工在工作中发展起来的人际关系。结合梅奥的“非正式组织”和“社会人”观点，就不难解释一些工厂
为什么留不住人。
那些工厂里的干部，很多人一开始也是普通的工人，他们也曾经被以前的老员工欺凌，这种底层互害的现象一直在循环反复，还不单单存在于工厂之内，有些黑仲介就是由三和大神拉大旗作虎皮。
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白牙》（White Fang）里有这么一句话：“先生，它是从地狱里活过来的，您不能指望它是个洁白无瑕的天使。” 我们也不能从道德层面上去对三和大神这样的底层人物作过多的苛责，谁知道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1935年美国大萧条时期，在纽约一个穷人区的法庭上，一位老太太因偷面包被告上法庭。
法官问她：“你偷面包是因为饥饿吗？”
老太太说：“是的，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三个失去父母的孙子，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
老太太此言，引起旁听席上一片低声议论。
法官说：“虽然你很值得同情，但我必须秉公执法。你有两种选择，处10美元罚金或10天拘役！”
老太太一脸痛苦：“法官大人，我愿接受处罚。如果我有10美元，就不会去偷面包了。如果选择拘役10天，那我三个小孙子谁来照顾啊？”
这时，有人看不下去了，从旁听席上突然站起一个男人，直径走上前台给老太太深深鞠了一躬，说：“请你接受10美元的判决吧。”说著，他转身面向其他人，掏出10美元，摘下帽子放了进去，大声说：“各位，我是现任纽约市市长拉瓜地亚（Fiorello La Guardia），现在，请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
三和大神的圈子不乏传奇，让我们看到底层不仅有互害，也有互爱。三和“女神”红姐，因为经常穿红色外套，久而久之大家都叫她红姐，在三和，你要是没修过红姐就不配称为三和大神。有网友形容：“红姐是以肉身度凡人的活菩萨，经常救济大神，给大神发10块红包，要知道以前她收费都是15块一次。”
双丰面馆4元一碗的“挂逼面”是大神日常生活的标配，里面有不超过5根的青菜，视运气存在的肉丝，几把挂面，一份汤水。老板开店十年未曾涨价，有人问他为何不涨价，他说：“这群人就像是瞎子在过河，他们已经过了一半了，总要有一个人拉他们一把，把他们给拽回来，哪怕只有1％的几率。我在这里卖面条，也是想帮帮他们，这些人生下来都是好娃娃，只是这个地方改变了他们。”
上流阶级从来不担心底层互害，因为底层人像一群螃蟹在笼子里相互扯后腿，最后没有一只能逃出升天。而底层人士如果相亲相爱，团结一致，那么用马克思（Karl Marx）的话来讲“失去的不过是锁链，得到的将是全世界。”当一个早已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继续向年轻一代灌输共产主义的暴力革命，有一天自己却非常可能变成被革命的对象，你说这是不是一种莫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