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以外，我们不应忽略南方国家疫情
苦劳网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4174
作者：Adam Hanieh，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高级讲师
译者：陈韦纶
【编按】随着新冠疫情蔓延至世界各地，世人开始注意到病毒之前，并非人人平等：例如
贫穷人口、游民与不稳定就业工人等群体便特别容易遭受病毒感染。长期关注马克思主义
与中东地区政治经济的学者亚当‧哈尼耶（Adam Hanieh）则指出另一个被忽略的现象：
当媒体报导聚焦欧洲与北美的新冠肺炎疫情时，南方国家对于病毒与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
其实更缺乏抵抗力。他提醒左翼必须具备观察危机的全球视野，并且采取行动。原文标题
"This is a Global Pandemic – Let's Treat it as Such"，刊载于Verso (
https://tinyurl.com/sfm68hu )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我们的生活正以数周前想像不到的方式变化著。自从2008至2009
年的经济崩溃以来，世界从未共同经历这样的危机：一场单一且迅速突变的全球危机，在
复杂的风险计算与各种可能性中建构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规律。
为了回应危机，许多社会运动提出正视病毒潜在的灾难性后果，以及资本主义政府无力处
理好危机的诉求，包括工人安全的问题、组织社区的必要性、收入与社会保障、零时契约
与不稳定就业工人的权利，以及保障生活贫困的租屋族。就此而言，新冠病毒危机尖锐地
突显了以企业利润为导向的医疗系统，本质有多么地不合理——几乎全面性地删减公立医
院人员与基础设施（包括加护病床与呼吸器）、公共卫生服务稀缺、许多国家的医疗服务
费用高昂，以及制药公司财产权对于潜在治疗方式及疫苗的研发。
然而，在大部分的左翼讨论中，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面向却明显缺席。迈克‧戴维斯（
Mike Davis）正确地评论道“全球穷人的危机几乎完全被记者与西方政府忽略”，左翼辩
论面临相同困境，即较为关注欧洲与美国严峻的医疗危机。即便在欧洲内部，各国处理危
机的能力也极度不平等——比较德国与希腊便知——更大的灾难则在世界其他地方酝酿。
为了回应问题，我们对于疫情的视角必须是真正全球化的，也就是去了解病毒的公共卫生
面向如何与更大的政治经济问题相互交错（包括全球经济长期且严重衰退的可能性）。
南方国家的公共卫生
如同一切所谓的“人道主义危机”，整个南方国家的社会条件是这些国家被置入阶层化的
世界市场的直接产物。这包括与西方殖民主义的长期交锋，这样的冲突持续延续至当代，
贫穷国家被迫臣服于世界最富国与跨国大企业的利益之下。1980年代中期起，不断发生的
结构调整——通常伴随西方军事行动、削弱政权的经济制裁，以及对于独裁统治者的支持
——系统性地摧毁了贫穷国家的社会与经济能力，令它们无能处理新冠病毒这类的重大危
机。
强调这些历史与全球面向，有助于我们厘清当前危机之所以规模庞大，问题不仅在于病毒
流行病学与缺乏抵抗新病原体的生物学方法。非洲、拉丁美洲、中东与亚洲接下来如何经
历这场疫情，是全球经济的直接结果，这个经济系统性地建构在对于南方人民与资源的剥
削之上。就此而言，这个全球疫情正是社会与人为的灾难——而不只是源于自然或生物学
的不幸事件。
要说明这是一场人为灾难，一个明证是绝大部分南方国家公共卫生系统的低落状态，经常
资金不足，此外也缺乏药品、设备与人员。由于必须住院的严重案例迅速且大量地增加（
目前预估是确诊数的15至20%），这点对于理解新冠病毒带来的威胁便至关重要。此一事
实在欧美情境中获得广泛讨论，支持了为舒缓医院重症治疗压力而采取的“压平（住院人
数）曲线”策略。
我们虽然正确地指出：许多西方国家缺乏加护病床、呼吸器与训练有素的医疗人员，我们
也必须承认世界绝大部分的其他地区，情况更加恶劣。举例而言，人口1千7百万的马拉威
仅有25个加护病床。在南亚，平均每10万人只有不到2.8张加护病床数；1亿5千7百万人的
孟加拉，仅拥有1千1百个加护病床（平均每10万人分享0.7个加护病床）。相较之下，流
出惊人照片的意大利，事实上拥有先进的医疗系统，平均每10万人拥有12.5个加护病床（
并有能力增加更多病床）。贫穷国家情况之糟糕，许多甚至缺乏加护病床可用数量的资讯
，2015年一份报告预估“超过50%的（低收入）国家缺乏任何加护病床数量的公开资料。
”缺乏这些资料，我们难以想像这些国家面对新冠病毒引发的重症照顾需求时如何提出应
对计画。
当然，加护病床与医院容量只是一连串问题的一小部分，其他还包括：基本资源（干净水
源、食物与电力）的普遍缺乏、基本医疗不足，以及存在其他合并症（例如高比例的人类
免疫缺陷病毒与肺结核）。整体来看，所有这些因素无疑意味着新冠病毒将使贫穷国家拥
有更多病危患者（以及更高的整体死亡率）。
劳工与住屋是公共卫生议题
究竟该如何以最佳方式应对新冠病毒？欧美相关辩论显示，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与劳动条
件、不稳定就业与贫穷之间存在互相强化的关系。要求生病的民众自我孤立——或是采取
长期的强制封锁——对于许多无法轻易转换至线上工作、服务业中的零时契约工人，以及
其他临时工来说，在经济上不可能做到。许多欧洲政府已承认这些工作样态对公共卫生影
响巨大，因此全面承诺补偿失业或是危机期间必须待在家的人们。
我们仍需观察这些计画的有效性，以及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因危机失业的广大人口的
需求。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而言，上述计画根本不存在。在主要
劳动力都在非正式工作或是仰赖不稳定日薪的国家而言——包括许多中东、非洲、拉丁美
洲与亚洲地区——缺乏可行措施能让人民待在家或是自我孤立。同时也必须正视的是，“
穷忙族”几乎可以确定将因这场危机而大幅增加。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在最糟糕
的情况下（全球将有2,470万人失业），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国家中每天赚取购买力平价（
PPP）不到3.2美元的人口将成长至将近2千万人。
同样地，这些数字之所以重要，不只因为关乎每日生计。如果没有隔离与孤立提供缓解效
果，疾病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实际蔓延情形，绝对会比当前中国、欧洲与美国的可怕景象更
加糟糕。此外，非正式或不稳定就业工人经常居住在贫民窟或是过度拥挤的住宅——为病
毒迅速蔓延提供了理想条件。《华盛顿邮报》一位受访者论及巴西时提到：“超过140万
人——将近里约热内卢人口的1/4——住在城市贫民窟。许多人无法一天不工作，甭论一
周。人们会继续走出家家门...，一场风暴即将来袭。”
数百万名因为战乱流离失所的人民，遭遇同样凄惨。举例而言，中东是二战之后拥有最多
被迫迁人口的地区，除了大量难民，在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与伊拉克等国，人民因为持
续的战火而在国内流浪。这些人绝大部分住在难民营或过度拥挤的都市空间，因为缺乏公
民身份而丧失医疗等基本权利。营养不良与其他疾病（例如也门再度爆发痢疾）普遍，让
这些流散社群特别容易感染病毒。
加萨是上述情况的缩影。超过70%人口是难民，住在世上最拥挤的地区之一。3月20日，加
萨出现头两个新冠病毒感染案例（然而，由于缺乏筛检设备，2百万人口中，只有92人做
过检测）。饱受以色列封城长达13年，基础设施被系统性地摧毁，加萨走廊的生活条件极
端贫困、卫生条件糟糕，长期缺乏药品与医疗设备（举例而言，加萨仅有62个呼吸器，目
前可用数量仅有15个）。过去十年被封锁的加萨，疫情前便已被隔绝于世。新冠病毒疫情
期间，加萨走廊宛若不祥之兆，预示了未来中东与其他地区难民社群被感染的景象。
交错的危机
贫穷国家因新冠病毒即将面临公共卫生危机，与此相关的全球经济衰退将使情况进一步恶
化。这次衰退几乎肯定将超越2008年的规模。预测下跌幅度仍为时过早，但是许多领衔的
金融机构预测这将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衰退。原因之一是美国、欧洲与中国的制造、运输
与服务业几乎同时停摆，这是二战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在全球1/5人口被封锁的情况下，
供应链与全球贸易崩溃，股市价格暴跌——2月17日至3月17日间，几乎所有主要证券贸易
所都损失30%至40%的价值。
但是正如艾瑞克‧图桑（Eric Touissant）所强调的，现正快速逼近的经济崩溃并不是由
新冠病毒所引发——毋宁说，病毒“点燃或触发”已形成多年的深层危机。与此密切相关
的是2008年以来政府与中央银行实施的措施，最值得注意的便是量化宽松与不断重复的调
降利率。这些政策旨在借由大幅挹注超便宜货币进入金融市场来支撑股价。这意味政府、
企业与家户等各种形式的债务明显增加。举例而言，美国非金融部门大企业的公司债券在
2019年中期已达十兆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毛额的48%），这是继2008年高峰（约占国内生
产毛额的44%）以来的显著成长。基本上，这类债券并未用于投资生产而是金融活动（例
如资助股息、回购股票、企业合并与收购）。因此，我们看到一方面股市蓬勃、另一方面
投资却停滞且利润下降的现象。
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重要的事实是公司债券的成长大部分集中在非投资等级债券（所谓
的垃圾债券），或是仅高于垃圾债券一级的BBB级债券。的确，根据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
司贝莱德（Blackrock），2019年时，BBB级债券占全球债券比例高达50%，相较之下，
2001年仅有17%。这意味着当全球生产、需求与金融资产价格同时崩溃时，需要为债券筹
资的企业将大难临头。随着关键部门的经济活动嘎然而止，债务到期的企业，如今面对的
是一个几乎关闭的信贷市场——没人愿意在这样的条件下借款，许多举债过度的企业（特
别是航空、零售、能源、旅游、汽车与休闲部门）在接下来一段期间几乎无法获利。极有
可能发生大企业破产、积欠债务以及信用等级调降的现象。不只是美国，金融分析师近日
警告亚太地区将出现“资金不足”与“破产潮”问题，该地区的公司债券在过去十年倍增
至32兆美元。
这一切都对世界其他地方造成严重威胁，经济衰退将借由各种传播路径转移至贫穷国家与
人口。就像2008年那样，可能发生出口暴跌、外国直接投资与旅游收益骤降，另外还有工
人汇款减少。最后一个因素经常在当前危机的相关讨论中被遗忘，但是必须谨记新自由主
义全球化的其中一个关键特征，便是借由海外工作的家人汇款，将世界大部分人口整合至
体系之中。1999年时，全球仅有11个国家的汇款高于国内生产毛额的10%；2016年时则增
加至30个国家。在2016年，在全球179个国家中，汇款超过国内生产毛额5%的国家约占3成
——自2000年起，该数字已经倍增。令人吃惊的是约有10亿人——全球每7人中便有1人—
—以汇款者或收款人的身份参与汇款过程。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边界关闭——加上移民
通常占多数的关键部门之经济活动停滞——意味全球工人汇款将骤降。这样的结果严重冲
击南方国家。
迅速发展的经济危机将打击南方国家的另一个关键机制是：贫穷国家近年累积的大量债务
。这包括世界上发展最落后的国家以及所谓的“新兴市场”。2019年晚期，国际金融协会
（IIF）估计新兴市场债券约72兆美元，该数字自2010年起倍增。许多债券都以美元计算
，让债权人承受美元价值波动的风险。近几周以来，由于危机导致投资者纷纷寻求避税天
堂，美元也大幅升值；结果是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偿还以美元计价的债券利息与本金的
负担越来越沉重。以GDP占比来看，2018年时，已有46个国家偿还公债的支出高于医疗系
统。今日令人担忧的局面是：许多贫穷国家还债负担日渐加重的同时，还得应付史无前例
的公共卫生危机——这一切都在全球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下发生。
我们不能幻想这些交错的危机将导致结构调整的终结，或是某种“全球性的社会民主”将
会出现。一如我们过去十年不断看到的，资本经常将危机时刻视为机会——实施之前被阻
挡或是不可能出现的基进变革。几天以前，世界银行行长大卫‧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在G20财政部长会议中发表相同言论：“各国需要实施结构改革，以便缩短复苏
的时间。复苏期间，我们将与那些利用过度管制、补助、许可制度、贸易保障与诉讼作为
障碍的国家携手推动市场、选择与更快速的成长。”
左派必须将这些国际层面的问题带入新冠病毒的辩论核心，并将抵抗病毒的作战与废除“
第三世界”债务、终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方案、
向殖民主义索赔、停止全球军售、结束制裁措施等问题连结起来。这些运动实际上都是全
球公共卫生议题——它们直接影响贫穷国家缓解病毒冲击与相关经济衰退的能力。仅在社
区、社群与民族边界范围中讨论团结是不够的——除非我们消除病毒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更
大威胁。当然，贫穷程度高、就业与居住条件不稳定、缺乏医疗基础建设也威胁欧美人民
缓解感染的能力。南方国家的草根运动正在结盟，以充满乐趣与国际主义的方式处理这些
议题。如果我们缺乏国际视野，很有可能强化病毒不着痕迹地被纳入本土主义与仇外运动
政治修辞中的现象——一个被威权主义、对于边界控制的执著，以及“我的国家优先”民
族爱国主义深刻渗透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