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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婷 2020-03-15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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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巴拉克曾在埃及执政长达30年之久，于2020年逝世（资料照，取自美联社）
2011年，一场由突尼斯迸发的反政府示威席卷埃及，冲垮了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
政权，当代法老就此被阿拉伯之春的烈火焚身。综观穆巴拉克的人生轨迹，其先是发迹军
旅，在44岁那年成了阿拉伯世界最年轻的空军司令，又经纬国政，于53岁正式问鼎埃及总
统。在30年的统治生涯内，穆巴拉克虽有建树，却也一步步为自己的倒台埋下祸根，他曾
是全国98%选票的心之所向，却也在万民唾弃中仓皇辞职，并于今年2月24日，正式从人生
舞台谢幕。
于穆巴拉克而言，这场骚乱让自己由中东强人跌为历史罪人，最后再沦为无权老人；对埃
及来说，阿拉伯之春是历史的浓重一笔，到头来却仿佛什么都没改变－军人执政依旧，经
济常处低迷。改变的风沙在不变的金字塔上啸掠，碎裂的结构在失序的尼罗河中碰撞，这
样的埃及，笔者曾经见过；对寓居埃及五年的何伟而言，想必更是刻骨铭心。
用看过中国的双眼凝视埃及
自打27岁（1996年）来到中国，何伟（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似乎就不曾离开
过。从四川涪陵的英文老师，到《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纽约客》驻北京
记者，再成为四川大学的非虚构写作老师，何伟的中国路走了20多年。在这段期间，他先
后出版被称为“中国三部曲”的《江城》、《甲骨文》与《寻路中国》，书中既有身处异
域的抽离与冷眼，也有安居新乡的融入与情热，更侧写了当代中国的复杂与深邃。
然而，在他与中国的漫长交流间，还有段出走埃及的小插曲。2011年，何伟以《纽约客》
特派记者身份迁居开罗，据其所言，事前感觉自己要去的是个“历史悠久，语言丰富有趣
，与中国很像”的地方。然而时值阿拉伯之春动乱，他与妻女的住所经常缺水断电，自己
也因抗议活动折断脚骨，电脑与相机更差点失窃。最后何伟看着旁人纷纷进监狱，终于在
2016年离开了埃及。但这五年种种并非徒劳，何伟选择在2019年出版自己的埃及观察《埃
及的革命考古学》（The Buried），既书写考古现场，也记录革命以来的政治运动。而过
往的中国经验，也成了他丈量埃及的隐形圭臬。
例如谈及埃及的社会秩序时，何伟便不只一次将两国相较。其认为，与中国相比，埃及社
会相对缺乏“系统”（nizam）。首先，埃及人普遍对数字不太在行，小贩们时常找错钱
，且就算是小范围的数字计算，都还得用计算机；但由另一个角度观之，何伟认为这不失
为一种放松，毕竟“中国对钱可以执著到令人厌烦的地步”，且或许正因如此，何伟发现
埃及人的语言学习能力非常强大。虽说这其中也有殖民、埃及人爱交际等因素，但曾在中
国执教的何伟还是感叹：“中国学生常用学数学的方式来学语言，也就是凭记忆力死背，
加上反复练习”，但在埃及有许多平民根本没受过任何正式训练，却能在面对观光客时说
上一口好英语。
此外，许多埃及人的生活日常毫无规律与秩序可言。何伟举例，赖床、不按时吃饭、社交
到半夜可谓埃及常态，在阿拉伯语的埃及方言中，还有无数表达“迟到”的厘语短句；相
比之下，中国的时间观非常严密，约好时间后迟到是例外，不比在埃及迟到是常态。
而这种“失序”，也体现在埃及自编的阿文课本中。何伟回忆，他当年学中文时，用的是
《用中文读中国》，是中国自编教材，光是开头几课，就出现许多官方机构、政府组织的
名字：“妇女协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总理”、“社会主义”等；但埃及自
编的阿语教材，除了穆巴拉克总统外，就很少出现其他政府相关名词，甚至还暗藏对国家
体系的不信任。例如有段对话如下：
父亲：“你的大学朋友都去哪了？”
马哈茂德：“去大公司工作了。”
父亲：“那你怎么不去？”
马哈茂德：“这要靠关系。”
这里的关系用的是“wasta”这个字，在阿语中意指“走后门”或“裙带关系”。在读完
这段带着淡淡哀伤感的对话后，何伟联想到了中文里的“关系”，在他看来，中国的“关
系” 时而腐败时而弹性，而正因中国社会体系已充分发展，故“中国式的关系”可以培
养、学习、操弄，只要有方法与常识，人人都可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关系”；但在埃及社
会中，所谓“关系”却更像阶级，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人们当然还是可以经营自己的人
际关系，但这些交情很难让自己跻身另一社会高度。
除了比较埃及与中国社会外，何伟还特别用了一章的篇幅，来书写在上埃及闯出一片天的
中国情趣内衣商。就意识形态版图来看，上埃及可谓全国最保守的地区，此处的穆斯林妇
女不仅多包头巾，也常有黑衣蒙面装束，但在何伟打入当地温州商人圈后，却发现保守之
下其实别有洞天。
一般而言，埃及妇女通常会准备三种服装，保守的在外穿，轻便的家中穿，性感的则有特
殊作用。而或许正因上埃及妇女在外穿着普遍保守，故而物极必反，对情趣内衣的消费需
求也相对巨大。受何伟采访的一位中国商人便表示，她的店每两个月就要从中国进一批新
货。而依据埃及婚俗，每逢新人要共结连理，新郎往往负责置办房产和家俱，新娘则出资
采购小家电、厨具和衣物，故何伟也曾多次目睹所谓婚前性感内衣采购团：新娘由未婚夫
、母亲、兄弟陪同，一伙人共同挑选胸罩、丝袜、丁字裤、各种睡衣睡裤。看完这幕，他
不禁喟叹：在亚洲，就算是最有自信的妇女，也会因购买内衣时有父母、未婚夫与兄弟在
场而感到尴尬，没想到这在埃及却如此稀松平常。
而在采购当下，中国店主常以特殊的埃及阿拉伯语招呼顾客，何伟称其为“内衣店方言”
。这种方言起于温州商人圈，以何伟接触过的某些受访者为例，这些中国人刚到埃及时不
仅一句阿语都不会说，甚至连英语也不大通晓，却能靠着日积月累模仿顾客，耳濡目染习
得语言；然而由于情趣内衣店还是女顾客为多，故这些商人讲话都有一特征，那便是动词
都以阴性结尾，故就算是男店主，也多以女性口吻招呼客人，颇有安能辨我是雄雌的错位
感。
而这种错位，也像极了何伟眼中的埃及与中国。这两大文明古国在某些神髓上似曾相似，
却又极其不同。正如中国商人透过女顾客之口学习埃及阿拉伯语，何伟也透过自己的中国
经验梳理埃及，进而反扣阿拉伯之春。
解构革命的时间与系统
在《埃及的革命考古学》中，“时间”是条再明晰不过的主线。而早在此前，何伟便曾于
书写中国的《甲骨文》中探讨时间概念。身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已习惯用线性的方式理解
时间，隐然接受了历史将不断进步的假设，进而强调逻辑、理性与个人主义的重要。但何
伟认为，正是这种习以为常的思维，让我们淡忘了时间的循环性，容易视所在当下为“历
史的关键时刻”，结果便在千年一隅中过度流连，错估了阿拉伯之春的意义。
何伟在埃及时常与考古学家接触，因而知晓5000年前的古埃及时间观。在古埃及人的思维
中，时间有两种：“Djet”与“Neheh”，Djet有静止之意，或可译为永恒； Neheh则是
周期，喻指重复、更新的意像，例如太阳运转、季节流逝与尼罗河的周期性泛滥等。
而之所以存在双调的时间观，何伟认为这与埃及的两极地貌有关。对尼罗河谷地的居民来
说，洪水年年降临，水患所经之处虽是一片狼藉，却也暗喻肥沃的生机与重生；但对沙漠
中人而言，除了翰海黄沙与各色沙丘外，周遭环境就是一片死寂，没什么变化，因此他们
的国度适用另一种时间。
而借此双调的时间概念，何伟进一步解构人们赋予阿拉伯之春的线性感与进步光环。在他
看来，埃及近代史虽在无数政变、战争等“Neheh”中前进，但其本质是在中世纪与现代
秩序间来回摆荡，埃及没有因沙达特（Anwar Sadat）遇刺换上穆巴拉克就更好，也没有
因一场阿拉伯之春就成功民主化，这个国家一直走着自己的路线，其本质还是停留在某种
“Djet”中。阿拉伯之春不过是众多“Neheh”之一，就像时间一到自然发生的尼罗河洪
水。
而何伟在书中用以反思阿拉伯之春的，还有另一主线：“系统”。据何伟所述，他之所以
会关注系统这个概念，也与自己的中国经验有关。他于90年代踏入中国，起初还不是个独
立的作家，而是在地方单位工作。所谓单位，里面有领导、结构与规定，又挂靠国家，就
像一部部小机器，可以自行运作，同时支援大型工厂产出。而当年许多中国人都在各种单
位里谋生，故而整个国家可谓是各种系统的集合体。
然而当何伟迁居开罗后，便发现埃及社会有一根本问题：缺乏统一的系统。除了前段举出
的中埃社会对比外，何伟还将此现象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例如在首都开罗，约有65%以
上的人口住在违章建筑里，但政府对此不仅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根本不愿、也不能解决这
件事；当人民被警方取缔，虽偶尔能以贿赂解决，却也有被活活打死的风险；庞大的官僚
虽享受着相对高薪，却似乎什么计画都没在执行；国外援助源源不绝涌进，但政府仿佛都
没将钱用在刀口上。
在埃及，政府看似专制，却只能掌控部分系统，无法在所有角落贯彻法度；但人民也算神
通广大，总有一套本领能让自己在失序的国家中存活。笔者曾三度拜访埃及，对此也是颇
有感触。
以交通为例，出门搭公共汽车的路上，首先要过马路，这时看的必须是车而非交通号志；上公
车前也永远要问司机是否有停自己要去的站，因在当地过站不停是常态；如果过站便是鼻
子一摸乖乖走路，或是改搭名叫autobus的小包车，但同样得每台都问价钱与停靠站，因
为没有统一标准；如果搭出租车还得注意，司机常开到一半自行加价，而乘客除了假装凶
狠外，往往别无选择。以上种种不过是生活失序的一隅，但适应之后便觉稀松平常，这时
又会生出种“自己也算埃及人”的欣慰。在埃及，秩序与混乱间既有张力，又维持着某种
平衡。对笔者来说，那是段既挫折又充满成就感的有趣岁月。
然而，何伟也好，笔者也罢，毕竟都是过客，可以在心灵上自由进出所谓“埃及人”的身
份；但当地人却是终其一生要过这种日子，国家治理无能是真，腐败也是现实，人民久了
自然要上街头，阿拉伯之春的火苗因而窜出；但这种治理障碍又已深入骨髓，区区革命不
过让权力洗牌，政府上台后多仍萧规曹随，官僚颟顸腐败依旧，于是整个国家的治理问题
继续存在，所谓示威与革命最后就成了人民与政府间的古巴飞弹危机，双方硬撑，最后看
谁先松手，例如埃及在2019年又爆发了反政府示威，但在政府逮捕4000人后，人潮终究散
去。
既考古埃及革命，又回望中国
在埃及这5年，何伟以时间为经，系统为纬，为我们留下一本精彩的埃及革命考古报告。
然而，这何尝不是他对中国的另一种隐晦回望？他曾询问埃及当地中国商人对阿拉伯之春
的看法，对方回应如下：
“要是不把穆巴拉克赶下台，情况还会比现在好些。”
书中虽未针对此句直接给出评语或结论，但笔者曾读过他于《纽约客》上谈及此事的长文
报导，何伟是这么认为的：
“我常听到中国企业主们发出这样的议论，在西方人看来，他们显得见利忘义，因为按照
西方的设想，一切局外人都该乐于看到埃及改革。但也许中国人的看法更加清醒，因为他
们看到了埃及实际的样子，而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样子，……，按照中国人的看法，埃及的
根本问题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也不是军事，而是家庭。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在埃
及，阿拉伯之春丝毫没能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家庭关系不变革，谈论革命就毫无意义。
”
对何伟来说，他的埃及生活离不了中国经验；而他的某些中国观察，也往往要在出入异文
化后，才会不经意迸出。如今穆巴拉克已逝，何伟也已回到中国，但这份角度殊异的革命
考古报告，将会成为见证那段激情岁月的另一种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