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政府应付新冠病毒的明与暗 杨虔豪
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在韩国的疫情，随大邱新天地教会爆发群聚感染而广范围扩散，这几天，首尔也爆发有保险公司外包的电话客服中心职员及家人，集体确诊，成为首都圈最大感染源。事实上，病毒已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不仅国内，还得提防国外传染源进入，让韩国政府“蜡烛多头烧”。
这两周，能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台湾与韩国媒体与网络社群上，都能看到检视彼此应对疫情能力的文章与意见，台湾不少人从新闻上看到韩国确诊数大增、民众排队买不到口罩的画面，似乎颇感庆幸，在韩国采访与报导疫情，我也确实能体会到，许多同业与一般民众，对台湾投以羡慕之情。
特别是台湾距离中国更近，为何包括韩国在内，许多距离中国更远的国家，确诊数都高出台湾十倍百倍；反倒台湾疫情控制仍相对牢固稳定，也未发生医疗资源被排挤或大量死亡等憾事；但在韩国确诊数连日大幅增加的同时，也有人正面肯定，认为这是有确实在检验，而未如中国有隐瞒疫情之疑虑，反更助于解决问题。
政府业务过多，导致一般人常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政府，但若要理性检视与评价政府应对能力，就得先抛弃如此想法。像大邱新天地群聚感染及近来出现首尔客服中心集体确诊，我们都无法要求政府事前介入监视，防堵扩散。独裁国家都做不了，何况是民主国家，到头来还是民众防疫观念和警戒心为重要。
我在韩国的采访生涯，历经2015年MERS爆发，还有这回新冠病毒扩散，两者相较，这回韩国政府在应对上可给予正面评价的，是透明公开。
MERS疫情发生当下，正值朴槿惠执政。当时，三星首尔医院出现确诊病例，未被隔离，并在多人病房广泛与外部接触，情报没被公开；而当许多医院陆续出现集体感染时，政府也未向外界告知感染者所在的医院与感染者曾去过的医院名单，许多人在不知情下，也无做好保护措施，继续走访医院拿药或探病。
当时仅传出“6家医院有问题”，后来政府也只编号A到F，却无详细资讯，民众根本难以提防，当时社会人心惶惶，最后是在独立媒体《打破新闻》团队调查后，才抢先将感染医院和人数，与患者曾到访的医院一一公开，当时为避免殃及外国人，我也紧急联络并将名单翻译成中文公开，要求在韩人士留意。
而这回，从最初确诊数出现到今天，韩国政府只要确认后，就会将患者感染资讯、移动路径和所处医院一一公开，不管当天增加人数多寡或可能遭遇任何责难，防疫部门每天两回简报说明，并回答记者提问，力保全民了解疫情进展，有所准备。
但接下来我想谈文在寅政府面对疫情的缺失─过于提早松懈，同时未及时吸取邻国台湾的经验教训。
“国内防疫管理，似乎已达相当程度的安定阶段，防疫部门至最后一刻，都不会让紧张感松懈，将尽全力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将在不久的将来平息。”这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于2月13日，在财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公开发言。
当时，韩国确诊数还维持在28人，而不过几天前，因奉俊昊导演的电影《寄生虫》（台译：寄生上流）获得奥斯卡奖，全国有一阵子还处于欢腾喜悦，短暂忘却疫情带来的低潮。
文总统这句话，并非恶意，因为疫情在韩国扩散后，尽管多数民意都肯定政府应对妥当，社会确实弥漫些许不安情绪，尤其是因中国与日本疫情扩散，夹杂在其中的韩国也相当忧虑，人员减少外出流动，已连带影响到服务业与民生经济。
看到确诊数没再增加，又有人陆续痊愈出院后，使得文总统过分乐观判断局势，而脱口“疫情就快平息”，意图鼓舞士气，希望大家只要再忍一下，不久就能撑过，回归正常生活。结果不到一周，就出现新天地群聚感染，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实际上，就算疫情真有减缓趋势、就算是基于好意，这句话都不该说出来。因为防疫部门在面对疫情时，仍需民众积极配合与维持警觉，但文总统发言一经报导后，许多人很可能因此感到心安甚至松懈，这也成为之后在野的保守强加挞伐的依据。
另一个问题在于口罩。事实上，新天地群聚感染从2月18日爆发前，看到台湾政府因应排队购买口罩的现象，而祭出实名制限量购买的对策，韩国已有不少媒体在报导与讨论，就连我在结束年假从台湾返韩后，都有韩国同业来主动询问相关问题。
韩国政府若在2月初中旬，就好好从媒体观察到台湾口罩供应问题后、事先拟定好预备方案，尽速协调口罩制造商和通路，就可很快遏止民众排队买不到口罩的窘境。
然而，政府先是直到2月25日才紧急宣布口罩政策（每日9成口罩产量禁出口、50%公定贩售），排队人潮依旧、民怨四起，才宣布第2波政策（每日所有口罩产量进出口、8成公定贩售，并决定引进台湾的实名限量供应制，还仿照台湾研发口罩供应地图，企图亡羊补牢。
资讯公开透明与大量检疫，是这回进步派政府处理疫情，受到肯定之处，但从“平息说”和口罩供应，就可看出韩国政府的松懈大意，这是当下仍持续延烧的新冠病毒应对过程中，必须学习与记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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