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桑德斯视角：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 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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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塞莫鲁（Daron Acemoglu） 2020年02月29日 12:00:00
曾几何时，美国政治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社会主义者永远不能担任高级公职。但
现在成为美国民主党总统提名主要候选人的却是一位自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
tic socialist）”：美国联邦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
美国是否应当接受这一变革？
民主党人的初选内容比仅仅针对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要多得多，人们渴望彻底
解决严重的结构性经济问题促成了桑德斯的崛起，在二次大战后的数十年中，美国经济生
产率稳定成长，所有工人的工资（不考虑教育因素）平均每年以超过2%的速度递增。
但这在今日已难以为继。
过去40多年来，生产率成长乏善可陈，经济成长放缓，越来越多的收益比例流向了资本所
有者、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此外，平均工资停滞不前（透过通膨调整后），拥有高中
学历（或以下）的工人工资实际呈下降之势。
只有少数几家公司（及其所有者）主宰整个经济，收入最高的0.1%拿走了国民收入的逾
11%，此一数字在20世纪70年代仅为2.5%。
但民主社会主义是否能治愈这些顽疾？
作为一种视市场经济为本质不公平、不平等且不可救药的意识形态，解决办法是切断这种
制度最重要的生命线：那就是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相较公司及所有机械设备由一小群所
有者掌握的制度，民主社会主义者更乐于接受“经济民主（economic democracy）”，也
就是将企业交由工人或由国家运营的行政机构所控制。
民主社会主义者将他们所设想的制度与苏联式制度进行对比，他们认为，民主手段完全可
以实现目的。
但（拉美）最新的生产社会化尝试严重依赖反民主制度，这恰恰引出了美国目前辩论的另
外一个问题：民主社会主义已与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混合在一起，同时不幸的
是，桑德斯助长了这种混乱局势。
“社会民主”指的是20世纪整个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兴起并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政策
架构，同样侧重控制过度的市场经济，减轻不平等，改善最不幸群体的生活水准。
尽管桑德斯这样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往往以北欧社会民主为榜样，但这两种制度间实际
存在着深刻必然的差异。简言之，欧洲社会民主的目的是规范市场经济，不是取而代之。
我们以很早就与马克思主义（Marxist ideology）意识形态和共产党保持距离的瑞典社会
民主工人党（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 SAP）为例，来了解社会民主政治的演
变方式。
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的创党领袖布兰汀（Hjalmar Branting）创建了一个平台，不仅吸引
了产业工人，也吸引中产阶级。
最重要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通过民主手段争取权力，在体制内为改善绝大多数瑞典
人的生活条件而付出努力。在大萧条后的首次选举中，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领袖汉森（
Per Albin Hansson）称该党为“人民之家（people’s home）”，并且提出了包容性议
程。
选民们以高得惊人的41.7%的得票率奖励了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使之与农业党（
Agrarian Party）结成了执政联盟。
在又一次取得压倒性选举胜利后，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于1938年组织了一次由企业、工会
、农民和政府代表组成的会议，此次会议在度假胜地萨尔斯巴登（Saltsjobaden）开启了
合作劳动关系时代，决定了瑞典往后数十年来的经济。
瑞典社会民主契约的关键支柱是集中设定工资制（centralized wage setting）。
按照雷恩-麦德纳模式（Rehn-Meidner model，以2名瑞典现代经济学家的名字命名），工
会和商业协会谈判了全行业工资，政府则负责维持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福利政策，同
时还投资于劳动者培训和公共教育。
结果导致工资大幅缩水：所有从事相同工作的人，无论技术水准、公司盈利能力，均获得
同等数额的工资。
上述制度并没有导致生产资料社会化，反而支援了市场经济，因为它允许生产性企业繁荣
发展，投资和扩张，竞争力较弱的对手却为此付出了代价，因为工资水准按行业设定，由
此产生的回报（利润）得以留在生产率提高的公司。
不出所料的是，在上述制度下，瑞典生产率稳定成长，瑞典公司在出口市场上拥有极强的
竞争力，此外，其他北欧国家也建立了类似的制度：在部分颇具说服力的案例中，建立上
述制度的并非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人士，而是中右翼政府（center-right governments
）。
从广义的角度看，社会民主成为战后工业世界繁荣的基础。其中同样包括美国，新政（
New Deal）和随之而来的改革强化、建立了社会民主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集体谈判
、社会福利政策和公共教育。
当知识和政治潮流偏离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民主契约时，情况通常就不会太好。
20世纪60年代起，瑞典和丹麦工会在更为激进的左翼力量影响下，全面拥护民主社会主义
，并开始要求经济民主和直接控制利润。
在瑞典，引发了与企业的激烈谈判，并因此设立了“工薪者基金（wage earner funds）
”，于是公司利润的一部分（通常以新股发行的形式）会被放入公司一级的劳动者基金。
上述变动破坏了企业和工会之间的合作协定，并扭曲了先前推动投资和生产率成长的激励
措施，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上述制度的缺陷已显而易见，这套制度也因此而遭到唾弃。
当自由市场思想潮流导致社会民主契约右偏，同样会带来糟糕的结果。在生产率表现同样
温和的情况下，不平等现象逐步扩大，只留下已然千疮百孔的社会安全网络。
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市场基本教义（market fundamentalism）或民主社会主义，而是
社会民主。
美国需要有效监管来控制集中的市场力量，工人需要更大的发言权，公共服务和安全网络
则需要加强，最后，但同等重要的是，美国需要一项新的技术政策，以确保经济发展轨迹
保障所有人的利益。
上述这些均无法透过公司社会化来实现，尤其值此全球化和技术领导型企业主导经济成长
之际。
市场必须受到监管，而不是遭到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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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视角：川普很怕面对的挑战者 就是比他更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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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Elizabeth Drew） 2020年02月28日 07:00:00
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是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选之一。越来越极权、忿恨和危险的川
普（Donald Trump）能否继续掌权4年，将决定未来美国是什么样子。
2020年的大选不会是典型的大选：两党在程度上有差异，但在类型上相同，首先，民主党
必须选出候选人，而这一回，竞争无比激烈。
前任副总统拜登（Joseph Biden）第3次尝试角逐白宫主人宝座，但表现似乎不如前两次
。拜登是个有人缘的领袖，一位具同理心的体面男子，待人和善，但正是这种讨人喜欢的
特点，可能让他在选举中铩羽。
他缺少了（我称之为）“总统特征”的东西：即尊严感和孤家寡人感，要让人感到抵触他
很不明智，他还缺少了一种暗示：提醒民主党尽管他曾担任欧巴马（Barack Obama）的副
总统、但并无法让选民知道他将如何治国。
华伦（Elizabeth Warren）大势已去也不足为奇。
一开始，她面对问题时说“我有一个计画”，她熟谙美国政府，也吸引了一群死忠拥护者
，但她似乎没有认识到，实施如此多的新计画是不可能的事。
她的部分联邦参议院同僚（包括盟友）早告诉我，她无法“讨好处”，她们不喜欢华伦那
“假仁假义（holier-than-thou）”的态度，华伦所面临的冷感，不是和粉丝一起自拍就
能解决。
另一联邦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也是过度承诺的受害者。
他仍然是年轻选民心中的最佳人选；大部分年长选民质疑他能否兑现所有承诺，包括公立
大学免费和赦免学生债务。
华伦和桑德斯都陷入了“全民健保（Medicare for All）”的麻烦。
两者都没有说明，如何利用单一支付系统取代“欧巴马健保（Obamacare）”，而同时不
需增加中产阶级税赋，部份工会也因这将取代先前所谈成的更好健保计画而反对。两人都
为了促成上述计画而放弃了其他福利。（华伦随后调整了方案，但仍无法令人信服。）
桑德斯自称“民主社会派（democratic socialist）”，在党内团结被视为击败川普的关
键的时候，他是个麻烦人物，桑德斯僵化的意识形态限制了他的追随者数量，他未能扩大
选民基础。
尽管赢下了毗邻家乡佛蒙特州（Vermont）的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但所获选
票较2016年减少了50%。
但在目前，我们无法排除桑德斯可能赢得民主党的总统提名。
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前的四场晚间辩论出色表现，民调居第3名的联邦参议员克洛布夏（
Amy Klobuchar）（在爱荷华州，她排名第5）成了人们口中的“崛起（a surge）”。
但辩论绝非总统能力的唯一指标：辩论检验是否可爱、聪明、有远见，但并无法揭示候选
人的性格、判断力、好奇心、智慧和外交技巧。
目前，克罗布夏崛起的障碍是她待不好的名声，这让她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的助手。
克罗布夏缺乏远见，她在兵不血刃拿下明尼苏达州胜选的经验显然令人印象深刻，当时她
仅强调底层出身（她的祖父是一位煤矿工人）但未说明自己的公司背景，包括美国最大、
也是最具争议的私人公司：农商巨擘嘉吉（Cargill）。
38岁的布塔朱吉（Pete Buttigieg）是民主党角逐总统提名候选人中最大的黑马，他的聪
慧冷静皆非凡人所及，尽管对手们讪笑布塔朱吉的政治经验只有印第安纳州（Indiana）
南湾市（South Bend）小城市的市长，但联邦专案的成功让他为人所熟知。
他曾志愿参军，在阿富汗服役，并且比大部分竞争对手（除了拜登以外）更关注外交政策
。他泰然自若地承认自己是已婚同志，他有一种扭曲的幽默感，巧妙揶揄反对者的风格让
人不禁想起欧巴马。但这就足以获胜吗？
克林顿（Bill Clinton）曾诉诸同理心，美国人也目睹欧巴马2012年在桑迪胡克（Sandy
Hook）小学大屠杀惨案后的啜泣。
很难想像布塔朱吉会哭，因他给人的印象是“高冷（come off）”，一如他曾经担任麦肯
锡规划师（reserved McKinsey planner）的形象，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他难以吸引少数
族群选民支持的原因，其他原因还包括他在市长任上作出争议的人事决定。
你可以想想布塔朱吉的睿智、迅速幽默感能够让川普自乱阵脚，但全美选民能否如民主党
选民那般接纳同志候选人，还在未定知天。
3届纽约市市长彭博（Mike Bloomberg）加入战局后，便受到了外界严格的审视调查：这
让他陷入汹涌暗流。
例如，他被指责为种族主义，特别是他在市长任内推出的“拦截检查（stop-and-frisk）
”，以及他经商时的“直男癌（misogyny）”；他在成为市长前所发表的下流言辞现在也
广为流传。
但彭博的财力雄厚，可自掏腰包参选，并透过赞助候选人、提供市长培训项目（大多是黑
人，同时也帮助妇女晋升）等为自己打造了重要的联盟。
此外，彭博的执政经验以及冷静的能力让他吸引了大量选民。
彭博的主要吸引力在于他被视为最能击败川普的候选人，川普很怕面对一个比他更富有的
挑战者（并且显然知道川普先前在纽约见不得人的商业行为）。
能买来的政治优势也许不公平，更或者是错的，但川普是一个使人警惕的人物，许多选民
到现在似乎仍甘愿忽略这不可原谅的因素。
因此，2020年的大选是美国民主遭遇危机的一次大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