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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用毛式社会控制运动对抗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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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为了开展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控制运动之一，中国向城市和农村派遣了大量的社区工作者、统一着装的志愿者和党代表。
这么做的目标是：让数亿人远离除了至亲以外的所有人。
中国正在通过基层动员抗击疫情，这让人想起在这个国家数十年未见的毛式群众运动，实际上是将防疫一线工作交由一个加强版的居民联防来进行。
一些城市的住宅小区开始发放类似纸质出入证一类的东西，管控居民出门的频率。如果租户来自外地，公寓楼有可能拒绝他们入内。如果旅客不能证明自己在目的地生活或工作，会被火车站禁止入内。在乡下，村庄被车辆、帐篷和其他临时障碍物围了起来。
即使中国拥有大量高科技监控工具，但管控措施主要还是由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实施，他们检查居民的体温、记录他们的行动、监督隔离，以及最重要的是——将可能携带病毒的外来人拒之门外。
根据《纽约时报》对各省和主要城市政府公告的分析，住宅小区的封闭式管理——严格程度不一，从楼门口的检查站到严格限制出门次数——覆蓋了至少7.6亿中国人，超过该国人口的一半。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居住的地方离武汉很远。武汉是最先报告病毒的地方，政府在上个月已将其封锁。
在全国上下，街道和地方都发布了自己的居民出入规则，这意味着受影响的总人数可能更高。政策千差万别，有些地方几乎让人动弹不得，而另一些地方则没有什么限制。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呼吁进行全面“人民战争”以遏制疫情。但是，这些限制使工人无法重返工厂和企业，给中国庞大的经济带来压力。而且，由于地方官员对人民的出行行使直接的控制权，有些人将执法极端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40岁的郦菁来自东部城市杭州，在浙江大学担任社会学副教授，不久前，她的丈夫在吃晚饭的时喉咙被鱼刺卡住，她差点没法带送他就医。为什么？因为她的社区只允许每户每两天出一次门，每次一人。
她说，“一旦疫情公开后，中央对地方的高度压力、故意或无意而引发的地区竞赛，又转而导致地方政府从过度保守转向过度激进。”
她还说：“即使在疫情得到实质缓解，或事实证明死亡率并不高时，这部行政机器也不能调转方向或降低调门。”
中国的预防工作由无数的居委会来领导，居委会通常是居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中间人。它们的背后是政府的网格管理系统，该系统将国家分为细小的单元网格，并派人监督每个网格，以确保对大量人口的牢牢控制。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浙江省拥有近6000万人口，招募了33万名网格员。以武汉为省会城市的湖北，已部署了17万名网格员。南方省份广东省已动员17.7万人，内陆省份四川是30.8万人，巨型都市重庆是11.8万人。
当局还将庞大的人力资源与移动技术相结合，追踪可能接触病毒的人。中国的国有手机运营商允许用户向热线号码发送短信，热线会自动回复他们最近去过的省份列表。
上周，在东部城市义乌的一个高铁站，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要求乘客先发送显示其位置数据的短信后才允许离开。
由一家国营的军用电子产品制造商开发的应用程序，可让中国公民输入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号，了解他们是否与病毒携带者同乘了飞机、火车或公共汽车。
中国的战略是否遏制了疫情，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由于每天都有大量新增感染病例，因此政府有明确的理由来尽量减少人与人的接触和国内旅行。但是专家表示，在流行病中，过度专横会适得其反，使受感染的人惊慌躲藏并使疫情更加难以控制。
“公共卫生取决于公众的信任，”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法专家亚历山德拉·费伦(Alexandra L. Phelan)说。“这些社区级别的隔离行为，其强加执行的任意性以及与警察和其他官员的关联，实质上使它们成为了惩罚性行动——是一种强制性做法，而不是公共卫生行动。”
浙江是中国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也是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在浙江省会杭州，有人在社群媒体上发帖称，被自己的小区拒之门外。他们说，从外地回家时，他们被要求出示房东和雇主的证件，否则就只能留在街上。
对于正在浙江沿海城市温州探亲的娜达·孙（音）来说，健康恐慌变成了强制隔离。
这个月，29岁的娜达·孙抱怨胸闷，母亲让她去医院。她没有发高烧，但医院给她做了一连串的检查。结果均为阴性。
即便如此，在回家后，她接到通知，要进行两周隔离。她还被添加到消息应用程序微信上的一个群里，成员包括当地一名党委书记和其他志愿者，她必须每天两次提交自己的体温和位置。
“我会担心他们掌握太多信息，”娜达·孙说。
封锁不一定是压迫性的。在中国，许多人很乐意把自己封闭起来，在网上订购食品和日用品，如果可能的话就在家工作。一些社区官员的行为带有人情味。
居住在浙江北部的美籍华人鲍勃·黄（音）说，他所在小区的志愿者曾追捕一个在外过夜喝酒的男子，因为这违反了关于外出频率的规定。然而，他们也把麦当劳送到一户遭到隔离的人家。
50岁的鲍勃·黄使用物业经理发给他的特别通行证，得以避开这些限制。他一直开车给朋友们送防护口罩。一些小区不让他进。还有人记下了他的信息。
附近有个村庄采取了一种不那么规范的方法。
“他们一上来总是用方言问话，如果你能用当方言答上来就可以进去，”鲍勃·黄说。虽然村民们都很友好，但他不会说方言，只好等著。他们给了他一把折叠椅，还递给他一支烟，没有问他要身份证。
中国一些地区还实施了其他严厉政策来抵御疫情。
杭州禁止药店出售治疗发热、咳嗽的药品，以此迫使有症状的人到医院就诊。东部城市南京要求乘坐出租车的人出示身份证并留下联系方式。云南省要求所有公共场所都显示二维码，人们无论何时进出都必须用手机扫码。
许多地方禁止大型集会。本月，湖南省警方捣毁了一家麻将馆，当时里面有20多人在打麻将。
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的，各地各自为政。
“这可能相当随意，”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研究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周巡（音）表示。“完美的书面计划到了地方，往往会变成临时的解决方案。”
官员们似乎意识到一些地方做得太过分。本月，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广胜称，一些地方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做法”，比如把人关在家里强制隔离，这是“不妥当的”。
国家官员周六敦促城镇和村庄清除不必要的路障，确保食品和物资的运输顺利。
在杭州，张英姿所在的小区最初禁止任何曾经出城的人进入。后来，这项禁令被调整为只针对来自湖北和浙江温州、台州两市的人，那两个城市出现了很多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
“禁止所有外来人员不现实，”29岁的会计师张英姿说。“毕竟外来人员众多，有些人工作需要。”
不过，许多中国人对过快放松病毒控制感到不安。
27岁的张淑住在温州附近的村子，她担心父母和邻居们对这种病毒越来越不重视了，即便有工作人员开着车，用大喇叭提醒人们待在家里。
“百姓的话已经开始慢慢的觉得没那么恐怖了，”张舒说。“有点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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