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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无法删除的痛苦、愤怒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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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上周五李文亮去世的反应几乎在瞬间占据了我的社群媒体时间轴。微信上的帖子一个接一个。悲伤、沮丧、愤怒。
一周后，高涨的情绪似乎并未减弱。
李文亮是冠状病毒疫情中心武汉一名34岁的眼科医生，他是最先试图警告人们关注这种病毒的医生之一，后因感染该病毒去世。
当局令李文亮噤声的故事，立即成为一则当权者践踏中国公众知情权的寓言。当局现在努力压制公众愤怒的努力，则是一则政府不可信任的寓言。
12月30日，李文亮在微信群里告诉医学院的老同学，几名呈现类SARS症状的患者被隔离了。警方迅速将他传唤讯问。
1月3日，李文亮被要求签署一份声明，宣称他发出的警告是不正确的，是“违法的”，并且“扰乱了社会秩序”。一份打印的训诫书中写道：“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你听明白了吗？”他亲手写下：“明白。”他能做到配合警察吗？“能。”
在随后接受中国主要调查新闻媒体之一《财新》的采访中，李文亮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上周，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后，一张带有他这句话的图片引爆了中国互联网。
住在武汉的小说作家方方一直在记录该市的日常生活。“亲爱的网管们：有些话，你们还是得让武汉人说出来，”她最近写道。“我们都已经被封在这里十多天了，见到那么多的惨绝人事。如果连发泄一下痛苦都不准，连几句牢骚或一点反思都不准，难道真想让大家疯掉？”
无论是否被允许，人们都在表达他们的痛苦、抱怨和反思。
微信上一则帖子里的几张照片上，年轻人戴着写有“不能”和“不明白”的口罩，该帖子被迅速在网上传播开来。同时被迅速传播的还有一封由10名武汉教授签署的信，要求压制李文亮和其他吹哨医生的官员道歉。两个帖子被迅速删除。
2月11日，在位于武汉以西700英里处的成都市，一群中学教师在网上向他们的学生发布了一封关于疫情的公开信。“加缪在《鼠疫》中写道：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的问题。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信中如是说。“我们不能把丧事当成喜事，不能把质疑换成赞歌。”
这篇在网上广受欢迎的文章，在发布后仅几个小时便被删除。
由山东省东部的东营市政府运营的新闻网站上月末发表了一篇文章，赞扬了网络审查员郭琪琪：她每天仅睡四个小时，审查互联网20个小时。文章中包含一名女警的照片，她的工作是监视在中国境内被封锁的Twitter和Facebook。
这篇文章像暴风雨般席卷了微博——但并不是以当局想要的方式。“努力建造‘美丽新世界’，”一条评论说。
文章和评论随后被删除。
不过，审查员是跟不上速度的：也许网上流行的内容必须撤下，但被撤下去的内容会再次流行。
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除了试图阻止人们公开讨论李文亮的离世，疫情暴发初期的信息封锁以及政府对整个危机的处理之外，当局还试图使人接受一种另类叙述——而且借用了李文亮的故事。
一如既往，北京的中央政府正手忙脚乱地投射出一切尽在掌控的形象。它没有承认任何大规模的低效或失误，而是派出了一个监察组前往武汉调查李文亮的死。周四，两名省级中共官员被撤职。
政府还试图将李文亮的死认定为殉职——意思是说，这是中共自己的牺牲。
因识别导致SARS的冠状病毒而广受赞誉的资深流行病学家钟南山，这周在接受路透社采访谈到李文亮时也湿了眼眶。“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的英雄，”含着泪水的钟南山用英语说道。“我为他骄傲。他在12月底告诉了人们真相。”许多人都同意他的观点。
他们只是不希望中共告诉他们谁是英雄，或什么是英雄主义。
党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呼吁民众“化悲痛为力量”——并以李文亮为榜样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那是一个危险的邀请。人民能够看透政府的伎俩，他们怒火中烧。
周日，我在网上读到一篇关于鄢成的文章，他是一名患有严重脑瘫的少年，在父亲被隔离一周后于1月29日去世。他的生活无法自理，却被丢下自生自灭。我仔细看了他去世前不久拍摄的一张微笑的照片。我想到在他生前的最后一晚，他该感到多么寒冷、饥饿和孤独，我失声痛哭。
第二天，我收到微博的通知：该平台禁止我30天内发布或转发任何内容。但是新的帖子和文章不断出现在我的时间轴上，我不断为它们点赞。
Kiki Zhao是一名撰稿人，2011年至2017年间作为记者在北京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