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香港抗议：陷于政治漩涡里的中学生、家长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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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抗争运动已经进入第三个月。从6月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以来，这个城市经历了
百万人上街游行、大规模罢工，还有阻塞地铁和机场等不合作运动。在示威现场，可以见
到许多年轻面孔，有些还未成年，他们在这个暑假见识了橡胶子弹、海绵弹、布袋弹、水
炮车等花样翻新的武器。
有人称，这些学生和很多抗争黑衣人一样也是“废青”，叛逆而不思进取，被人煽动又不
自知。然而，随着香港政治动荡，数名中学生告诉BBC中文，他们中间很多人不仅学会了
不少急救、法律、隐私等常识，还上了一堂很好的公民教育课。不过，在这场被广泛认为
是无组织、无领袖的抗议运动中，不仅中学生，连他们的家长和老师都有些无所适从。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报告，6月至8月期间参与示威活动的人群中
，有6%至15.6%的参与者年龄在19岁或以下，即中学在读。有些中学生背负著家长的不解
和指责，仍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支持运动。6月22日，百名中学生发起罢课联署，呼吁政府
撤回修例。
8月22日，再有上千名中学生参与集会，倡议政府响应民间的五大诉求，包括正式撤回修
例，以及成立独立机构调查可能存在的警察暴力和其它违规行为。当开学临近，学生们也
在酝酿一场可能更大规模的罢课行动。
中学生破碎的买楼梦
17岁的郭同学开学即将读中六，他在这个暑假“不停地参加集会和游行”，帮忙做文宣工
作。除了在示威者使用的连登、脸书、telegram等社交媒体上紧跟运动发展，他还下载了
《逃犯条例》修订案的整份文件，与朋友一起做研究，看究竟在哪些关键点上损害了香港
人的利益。
郭同学认为，他与家人、老师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看法基本一致，“楼价会跌，会赔很
多钱”。他说， 长辈大多坚持“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方式，而他们
这一代更能接受武力施压的“勇武”抗争。
“老师大多在港英时代出生，已经买到房，生活安乐，不需要走出来。但我们不同，努力
工作18年都买不到房”，郭同学说。
他向往成为在中环工作的专业人士，“努力工作、廉洁守法”。更重要的是，“努力的结
果是收获，而不是说18年都买不到房”，他再次强调。
郭同学所说的通过苦干而出人头地的一代，正是二战后1946至1964年出生的“婴儿潮”一
代。他们就业时正值香港经济持续增长，得以人尽其用。那一代人的“狮子山精神”勉励
著香港的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 但幸运已逝，旧式的香港梦早已成为幻影。
根据美国物业顾问公司Demographia的调查，香港在2017年第七次成为全球房价最难负担
的城市，房价入息比率（房价中位数除以家庭全年收入中位数）高达18倍。简单来说，一
个普通的香港家庭要不吃不喝18年才能买到房。这个数字在2018年突破20。另外，阶级固
化、青年向上流机会变窄都表明“婴儿潮”一代的机遇时过境迁。
郭同学期望，未来的香港能在“政治上维持一国两制50年不变；生活上能让普通人负担得
起楼价、物价。最好，到2047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因香港的民主运动而得到改变，采取相
当民主的政治体系。”
“那样的话，我会选择留在香港。如果还是那么黑暗，我会选择移民”，郭同学认真地说
。
这次运动中，香港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的竞选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再次被广泛
接受，响遍各处抗争现场。读中六的17岁万同学认为，光复是要“恢复一些事情”，革命
则意味着“要有改变。他认为，这句口号与港独无关，他更注重背后所代表的改变精神，
“大家用不同的形式达成同一个政治理念。”
万同学强调，既然出来抗争，要求改变，那么也要谦虚对待不同意见的人。他看到破坏“
连侬墙”的大叔，在机场从示威者手中打落标语的大伯，激怒了示威者，双方产生冲突。
万同学反思，不论对方是谁，讲的正确与否，都可以用理据说服他们。他说，“对家人、
对连侬墙面前指责我们的伯伯，我觉得都要打开耳朵先听——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最欠缺
的东西。”
“我不想站在道德的高地去批评谁，但这是最基本的尊重。对我自己来说，抗争的矛头是
政府、是政治、是制度，不是市民，不是站出来骂你的伯伯，”万同学说。
没了“无忧无虑的暑假”
两个月以来， 警民冲突不断升级，几乎每个星期的游行示威都导致暴力冲突、人员受伤
。8月25日，警方首次出动驱散人群的防暴水炮车，有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砖头和燃烧弹，
并有警察在冲突中鸣枪警告。
抗争者与政府陷入僵局，在无组织、无领袖的运动中难以对话。不仅如此，有些家庭也陷
入僵持。
两名14岁的女生在中学生集会中告诉BBC中文，她们并没有告诉家长来参加集会，因为“
害怕被骂”。她们愿意跟家长诉说自己对运动的看法，但长辈总是在不了解事情全貌的情
况下直接批评她们。
“他们整天就讲，示威者就知道扔东西、打烂东西。他们有没有想过，是什么让他们这样
？前因后果是什么？单单看到这些行为就说我们是暴徒，搞乱香港”，一位女生沮丧地说
。
她的家长还说，示威者是收了钱才这样做。但她不同意，“怎么会有人收了钱愿意坐监狱
，甚至连眼睛都没有了，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很不合逻辑”。8月中旬，一名女示威者
疑被警方用布袋弹打破眼睛，激起民怨。几天后，大量市民聚集在机场示威，导致大范围
停飞。
女生说，“虽然政见有分歧，但黑白才是良知”。对她来说，本该是无忧无虑的暑假，却
“多了很多游行，多了很多集会，多了很多人受伤、很多人哭，每天都很担心香港。”
她们说自己在这个年龄不能上前线，只能参加集会表示支持，向不了解情况的同学传递信
息。“尽量给他们看证据，不要一味支持警察。”
“很多前线的勇士都帮助我们对抗这个残酷的时代。帮我们挡枪，帮我们吸食催泪弹。我
们中学生做的只能是站出来，支持他们”，其中一位看上去怯生生的女生说。她的声音还
很稚嫩，但一字一句慢慢讲完，坚定而有力。
有愧于下一代的家长
张先生是一位16岁中学生的家长。这个暑假，应对抗争运动成为家中的日常。 他说自己
的孩子会到抗争前线传递物资、设置路障。他对BBC中文说，“小朋友只在屋里看电视关
注示威或参加游行，已经觉得不足够（表达要求）了。”
张先生与孩子沟通过很多次，说自己会支持，但让他考虑后果，被打、被捕，会付出什么
代价。他告诉孩子，“你做任何危险事之前想一下妈妈，想一下家人，自己的前途。是不
是值得呢，如果你觉得值得，我就全心支持。如果你能安全撤退，我就会放心了。”
“不是很轻松的聊，但也不是很严肃。如果你用大人的口吻，说‘小心点啊’什么的，下
次他就未必愿意跟你沟通。”
张先生30岁时正值1989年北京学运，在悬挂八号风球的天气里上街游行。两鬓斑白的他跟
孩子讲自己对当时社会的看法，对政权的愤怒。“我也年轻过，我也争取过权益”。
8月21日下午，太阳炙烤著城市，中学生集会尚未开始，张先生已经到了现场，胸前举著
手写的纸牌“同学们，家长撑你”。
张先生说，香港的自由本应该由成年人去争取和承担。但太多成年人安于现状，于是小朋
友觉得要站出来。“如果作为家长再去批评他们，我觉得有愧于现在的青少年。”
一家人在Whatsapp上建立了家庭群组。大人在家焦虑地看抗争现场直播，及时提醒孩子警
惕警方的下一步动作。
半夜，16岁的孩子从抗争现场回来。两夫妇熬夜等著，母亲一把抱住儿子，心中的石头这
才放下。
父亲问孩子，感觉怎样？还去不去？
孩子说，没问题，没有想像中危险。
不能解惑的师者
教中学体育的张老师已经有30年教龄。他认为中学生在暑假参加社会活动，是一种“关心
社会”的表现。“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社会在发生什么，包括中学生。一个人的学识不仅
仅是知识层面上的，也有公民教育上的。”
张老师有一个20岁的儿子，已经上大学。他在家尽量用一种“接纳的方式”与孩子沟通。
“先接受，再讨论抗争细节。”
他认为自己的孩子不是体格勇猛的人，他甚至鼓励孩子去设置铁马阻碍交通、参与不合作
运动。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底线是不贴身肉搏，不伤害自己和他人的身体。
张老师解释，“我（比孩子）体会到的香港民主进程的时间长一点，觉得给政府适当的压
力是应该的。因为走了这么多年，大家都用了一些和平示威的方法，但这个政府不怎么理
人。”
张老师是中学校内“危机小组”的成员，这次主要处理学生罢课事宜。他说，他会尊重学
生的诉求，“如果罢课，就由着他们。做少许引导，告诉他们可以去哪里、怎么罢，帮他
们完成要求。”
张老师强调，他只是他的个人看法。8月20日，香港教育局向学校和教师发布新学年教育
措施。当中提及，教师在处理当前社会纷争时，如果遇到难题，可以表示“不知道”或者
“自己也不理解”。
有两年教龄的中学语文老师阿玲（化名）认为，这种指引是无稽之谈。“怎么可以明知道
事情是怎样发生，却对学生讲不知道、不理解。这是封闭了学生取得信息的一种途径。”
“学生应该以老师做榜样，但老师用‘不知道’为借口而不去解释一些事情，或者不尝试
去解释的时候，我觉得已经违背了师训所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阿玲说。
对于有人指责，中学生被政党团体“煽动”而走进抗争现场，阿玲认为，“这种看法低估
了香港中学生的思考能力”。她说，学生看到7月21日白衣人在元朗暴力袭击市民，与他
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分歧，更加激发独立思考。
“为何从小到大以为警察是正义的，却要等39分钟才出来救人，或者落闸关门而不救人。
教育同现实的反差令他们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