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关系】吴怀中：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政策的理论研究-兼论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预
言是否终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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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2019-08-17 09:53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摘要
二战后，尤其是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其国家安全政策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经典研究命题
之一，也是相关论争的重要案例和现实焦点。典型现像就是建构主义和 (新) 现实主义之
间展开的解释“日本之谜”的“20年论争”“日本之谜”是冷战后由建构主义者针对“沃
尔兹预言”即日本强大后理应成为典型军事大国的论断而提出并加以驳论的议题，现实主
义者当初处于守势。但时移事异，趋势变为建构主义的势力范围愈显逼仄，其解释力在21
世纪的新事态面前渐失优势，而现实主义则逐步扩大了对日本安全政策的话语权重，对建
构主义展开了“否定之否定”的理论竞争。与此相关，由于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较有力地
解释日本最重要的安全政策及实践场域，自由制度主义似只能解释日本的“非核心”与“
外围”政策，这种理论研究范式与路径的演化，使人联想肯尼斯·沃尔兹的“论断”是否
在长线上终将预言日本的战略走向？当然，国际关系理论的高度简约性决定了一种理论往
往只解释国际关系的某一方面，“后三大理论”时代亟须对日本安全政策进行更多元复合
、折中主义的理论探析。这对中国学界从理论上探究、完善对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释并以此
指导战略预测提出了新使命。
美国因素对日本的战略走向具有重大影响力，日美同盟被日本视为其安全外交政策的基轴
。美国学界是连接知识生产与政策设计的中介点，分析其对日本安全政策的研究成果，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启示。其中，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政策的理论性研究，某种意义
上是围绕解释并争论“日本之谜”展开的。所谓“日本之谜”，是指20世纪70、80年代现
实主义学者根据己派理论逻辑，推断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典型军事大国，
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或至少不完全如此，由此形成了难解之谜。对于这个“谜题”，建
构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认同 (身份) ”“国内规范”角度的分析才能得到解释。对照
冷战前甚至冷战后的一段现实，可以说建构主义范式在对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释力上具有相
对的优势地位。但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执政，日本安全政策调
整的突飞猛进超出了建构主义者的预期，建构主义派虽经历变通革新，但其“国内规范论
”承压日重、解释力渐弱。对比之下，现实主义范式勃兴势头明显，其结构决定论、自助
防卫论和均势论等理论内核，对照现实似乎越来越占有话语优势，因此对建构主义开启了
否定之否定的复权运动。同时，自由制度主义似只能解释日本的“非核心”与“外围”政
策。种种理论研究的迹像间接地表明，现实主义正逐步扩大对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释力权重
，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预示著日本安全政策及国际战略的走向。
理论的试验，目的在于为国际政治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像提供解释。国际关系理论
在预测上的作用有限，但基于经验事实、历史感觉的解释，应当能够上升到把握一定的规
律性和抽像总结的水准。在学科及相关主流理论发展进入常规化和成熟阶段后，围绕具体
的经验问题构建分析框架就成为通行的研究方式。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政策的理论性研究
，既是学者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进行的相关学术研究，也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的中心论争在日本安全政策上的投影和反映——尤其是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论争和交锋
。反之，此种研究实际上也一直被用来检验国际政治理论的解释力。例如，围绕日本的安
全政策，在美国学界，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展开了持续近20年的争论，结果不仅使建
构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大理论的优缺点得到了更深的理解、检验、修补，而且对
区域国别研究的“日本问题”来说更具现实意义，它使得学界依靠宏观理论作为科学指导
，在更深的学理层次上对日本安全政策展开研究。
壹、建构主义曾是主流范式，但面临挑战与调整
建构主义成为日本安全政策研究的主流范式，与国际政治研究中现实主义面临解释力不足
的窘境有关。在国际安全研究的案例中，现实主义逻辑难以解释的经典“谜团”之一，就
是冷战期间的日本安全政策。早在20世纪70、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及综合国力的大
幅跃升，现实主义者就预言：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军事大国化，甚至发展核武器。建构主义
者认为，现实主义者难以解释为何经济大国日本没有成为军事大国，根据现实主义的无政
府体系理论，日本理应如此。建构主义者还认为，这个“谜团”只有通过“规范”和“认
同 (身份) ”这些重要的概念才能得到解释。
谈及冷战后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建构主义派的兴起是无法忽视的。在众多对建构主义学派
的定义中，最大公约数的定义是：重视规范和认同等理念因素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的学
派。研究日本的建构主义者主张：反军国主义的国内规范和认同，对战后日本安全政策起
到了很大的甚至主要的影响。日本的安全政策，被认为是用建构主义解释得通的最好的试
验对像。
(一) 解释“日本之谜”——对抗现实主义范式的开启
沃尔兹根据新现实主义理论提出的假说中，有两大解释力不足的事项，其中一个就是有关
日本的。“无政府体系下，大国必须竭尽全力确保生存，努力获得最强兵器”，“所有大
国，都应该拥有与经济力量相称的军事力量”。沃尔兹据此预测，日本应拥有核武器并实
现军事大国化。但现实中，二战后，日本追求“吉田路线”，尽管成了公认的经济大国，
但其军力规模却没有相应地得到发展 (而是要小得多) 。另外，日本不仅没有发展核武器
，也没有装备大型攻击性武器 (航空母舰、远程轰炸机、中远程导弹等) ，与“独立军事
大国”相去甚远。至少，考虑到时间差的问题，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后
，本应在80年代迈向“军事大国化”道路，但实际上日本并没有达到此目标就迎来了冷战
的结束。新现实主义的推断落空了。
冷战后，新现实主义者有意继续维持其立场，声言促进日本军事大国化的无政府国际体系
仍然存在。实际上，沃尔兹在1993年和2000年的论文中预测：日本将拥有核武器，其目的
是追求对华军事平衡。5然而，冷战结束一段时间后，日本还是没有实施典型的“军事大
国化”行为，新现实主义的逻辑碰到了难以解释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新现实主义对“日
本之谜”的解释力困境，在冷战后一段时间表现得更加明显。冷战结束不久，朝鲜举行核
试验，印巴大力推进核导开发，无政府国际体系的压力对这些经济实力比日本要弱得多的
国家发生了明显的作用，却没有对经济大国日本产生作用。考虑到日本的经济实力，似乎
应是日本而不是那些国家选择这样的道路。
对新现实主义范式开启批判的，是彼得·卡赞斯坦和托马斯·伯格等美国建构主义学派的
代表人物。从建构主义的立场出发，他们就“日本之谜”尖锐地指出，沃尔兹的新现实主
义无法很好地说明日本的安全政策，日本是新现实主义难以解释的“例外事项”，并不处
于支持沃尔兹预测的状况。卡赞斯坦等主张日本国内的“反军国主义”
(anti-militarism) 规范和禁忌才是其国家安全利益及角色的决定因素，也才是解释日本
军备政策的关键，认为如果不关注日本国内存在的反军国主义文化规范，就无法解释日本
的安全政策。伯格在卡赞斯坦观点的基础上对日本国家认同和安全文化的本质性和牢固性
做了更为详细的阐释，但总体上并没有超越卡赞斯坦的理论创见。两人都认定建构主义在
这个问题上的解释力具有超过新现实主义的优越性。
冷战后，推动英语圈的国际政治理论发展的论争有很多，主线之一无疑是现实主义与建构
主义的论争。新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争论，实际是美国国际政治学研究全体的大争论的
一个缩影，日本军备政策的事例正是被置于这一宏大论争的中心。建构主义者关注规范和
认同，卡赞斯坦等正是将分析焦点集中于日本国内已经被“制度化”和“社会化”的文化
规范上。再有，日本政府关于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防卫费占比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
(GNP) 的1%等非正式的惯例与惯行，也长年体现著反军国主义的文化规范，并由此形成了
“规范的体系”。正因如此，日本虽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却没有实现军事大国化。也即，
日本的安全政策只是在反军国主义的规范体系下被决定的，它压倒了无政府国际体系的自
助及强军逻辑。
关于建构主义者的这些解释，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反军国主义”与和平主义并非同
一概念。其规范体系，并非在于积极构筑世界和平，而更在于发挥了压制日本军事组织 (
自卫队) 扩张的阻轮作用。它是一种消极的规范，多源于对旧日军的根本疑虑。第二，是
关于方法论。建构主义者并没有使用“日本特殊论”——即日本因其特殊，而不适用于新
现实主义。建构主义者针对新现实主义者的反驳，是根据规范等一般性的概念进行的。对
建构主义者来说，在对新现实主义展开争论时，日本案例具有特别的意义。
同样，对新现实主义来说，日本曾被认为是其解释力最有可能取胜的案例。即，解释经济
大国日本的安全行为时，新现实主义应当特别管用。国际体系的主要国家即经济大国，在
历史上无一例外都是军事大国，日本的安全政策应该符合新现实主义的预测。反之，对于
批评新现实主义的一方来说，选择一个对对手来说的“最佳案例”实施攻击，就能精准有
效地将现实主义推翻。对建构主义者而言，正是“日本案例”带来了这样绝好的机会。通
过使用反军国主义概念，选择最佳案例的日本，建构主义者较为成功地给新现实主义者带
来了尖锐批评和麻烦。
(二) 建构主义的演化及“与时俱进”
进入21世纪，由于小泉和安倍政府违背宪法和民意大力推进日本安全政策改革，建构主义
者遭遇了现实变异的挑战与现实主义阵营的反驳，需要进行一场卫冕的再反驳。第一代的
建构主义者，例如最初对现实主义者的预测发起挑战的卡赞斯坦等，其后并没有进行有针
对性的具体回应，而是提出“理论折中”论，远离了这场论争。同时代的另一位建构主义
旗手伯格，则提出了“自由主义的适应性国家”论，似乎也有意保持距离并抽身而退。努
力就此做出回应并发出代表性议论的，是属于第二代的建构主义者、华盛顿学院的欧阳安
副教授。他通过将建构主义进行更新和延长，以安全认同 (身份) 作为解释日本安全政策
变化的核心变量和内驱，间接回应了现实主义阵营发出的批评。
与注重规范 (norm) 的第一代建构主义者不同，欧阳安采用了安全认同 (security
identity) 这一概念，他将“安全认同”定义为：在安全领域，在国民中间受到广泛的政
治支持并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被制度化的、有关正确的国家行为的诸原则。欧阳安认为，
日本长期存在的反军国主义认同持续塑造著国家辩论的框架和战后安全决策过程，其结果
就是在冷战时代和后冷战时代之间，日本的安全政策具有很强的连续性，海外派兵和导弹
防御等一系列政策并不能代表日本正在走向军国主义化。详细而言，欧阳安的论述构造如
下。首先，其所云的反军国主义认同的内容由以下三部分组成：对传统军队的拒绝反应、
只限于自卫目的的武力行使、禁止以作战为目的的海外派兵。在这之上，国内认同作为中
介变量，对日本政府的安全政策 (因变量) 产生了影响。欧阳安承认，国际与国内政治环
境的变化是自变量，此种政治环境的变化虽是政策变化的终极根源，但只有通过安全认同
的中介变量，才能具体地变为新的安全政策。此处欧阳安的理论逻辑是：自变量 (国际与
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 →中介变量 (反军国主义的安全认同) →因变量 (实际的安全政策
) 。并且，因为这个中介变量的效果很强，冷战时代和后冷战时代之间，虽然政治环境发
生了很大变化，但日本的安全政策——专守防卫、不做军事大国、无核三原则等，并没有
发生本质性变化。
到安倍第二次执政时期，面对日本在安全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欧阳安在部分修正己见的
基础上仍坚持认为，日本的政策将继续涉及一些最重要的国内规范因素，例如对二战的记
忆、战后的和平主义等，国际环境促使日本的安全政策做出适应性的大幅调整，但日本的
安全认同核心并未发生质变，因而日本安全政策的延续性仍旧可见并大于突变性和质变性
。
(三) 建构主义者的变异与转型
与欧阳安形成对照，也有认为当代日本安全政策发生了某种本质性变化的建构主义者，他
们主要是分布在北欧和东亚的两派学者。北欧学者，例如瑞典国防学院和国际事务研究院
的林纳斯·哈格斯特朗和卡尔·古斯塔夫松等，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相关英文著述，提出：
日本看似稳定的规范与认同已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导致日本安全与外交政策正发生激烈变
化并对国际社会和地区事务产生著与此前不可同日而语的影响。同时，身在东南亚的布宾
达·辛格与此二人并肩，也是著述颇丰、影响较大的一位。北欧与东亚的这两派学者与美
国的欧阳安等建构主义者多有学术交流与著述合作。
辛格在其著书《日本的安全认同：从和平国家到国际国家》中，为了探讨日本安全身份及
其相关安全行为的变化，对定义和塑造日本安全政策的三个领域进行了对比：日本对国家
安全的概念与定义，该国在军事方面对区域和国际事务的贡献，以及制定安全政策的机制
及机构的变化。他试图采用基于认同的方法来挑战现实主义对日本安全政策的主导性解释
，并揭示：虽然现实主义者的说明部分正确地捕捉到了冷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轨迹，
但他们未能解释冷战后日本安全行为变革的根本原因。
辛格认为，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安全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原因是日本的安全认同发生
了变化，即从“和平国家”改变为“国际国家”之故;日本的安全政策制定精英认识到，
日本早期受到和平国家安全认同影响的安全政策已不再适用;而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日
本必须在区域和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负责任的作用，这就要求强调军事在日本安全政策中
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辛格所谓的认同是决策精英层形成的一种共识，与欧阳安定义的
国民广泛支持的认同并不相同。
因而，辛格的观点也向建构主义学派抛出了两个重大问题：
(1) 有关日本安全政策的“认同”，其定义究竟为何？这一点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并没有
得到明晰的界定。欧阳安与辛格提出了相异的定义，关于冷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释也由
此出现迥异的结果。因为分析结果取决于认同的定义如何，认同型建构主义将可能因研究
设计的根本性问题而遭遇困境。
(2) 辛格等学者认为从小泉执政开始日本安全政策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原因是认同出现了
变化。如果是这样，建构主义在方法论上也将陷入某种困境。现实主义者多认为，小泉时
期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是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即结构因素所致。对此，建构主义者就需要
证明，比起国际环境 (包括对日本政治的传导) ，认同变化对日本安全政策改变的影响要
大得多。如果不能证明这一点，就无法与现实主义的解释力相对抗。就此而言，辛格版的
建构主义解释力创新，似乎并没有取得学界公认的成功。
贰、“结构”变化与现实主义解释路径的勃兴
进入21世纪后，建构主义适用的一些前提条件显然遭到了明显的挑战。小泉政权积极推进
外向的安全政策，此前被视为禁忌的“有事法制”得以成立，向印度洋及伊拉克的海外派
兵都得以施行。到了安倍第二任期，他更是发力调整国家安全防卫政策——逐步掏空“吉
田路线”，并在武器装备上着力发展进攻性武器 (航空母舰、巡航导弹等) 。对于建构主
义者来说，这些政策难以被国内规范和反军国主义认同等概念充分地解释，建构主义范式
难免有落后于时代之感。至少，进入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建构主义的解释力明显弱化
，难以保持过去的那种优势地位。很明显，日本的安全政策不仅受到国内规范、认同因素
的左右，同时也越来越明显地受到体系结构——安全环境 (包括威胁感知) 、同盟摇摆、
地缘竞争等因素的影响，而现实主义理论范式似乎更适合处理这些新问题的出现。新现实
主义认为，建构主义所关注的观念与规范起的作用，是短期的和例外的现像，无政府的国
际社会及其国际体系仍然长远地、决定性影响着国家间关系和一国的安全战略。
(一) 现实主义者们“反击”的肇始
针对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在对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释上一度取得的优势，现实主义者在较
长一段时期并没有进行正式的反驳。曾预言日本拥核并成为军事大国的沃尔兹本人，直到
2013年去世，对此事近乎保持了沉默。
最初对建构主义者的攻势做出回应的，是新现实主义学派以外的非典型现实主义者，他们
提出，从军事平衡这一物理性因素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日本基本上采取了合理的行为。
例如，川崎刚认为，后古典现实主义的预测与冷战期间的“吉田路线”是几乎相符的，在
非核心利益领域，反军国主义的规范发挥了很大作用，例如本土安全对日本来说是核心利
益 (契合“吉田路线”的政策范畴) ，但在这之外的自卫队的活动 (例如海外派遣) 就不
是这样。只有事关生死存亡的重要政策领域，日本政府才不得不采取现实性的应对——包
括维持与美国的同盟。
另外，还有部分学者从现实主义的同盟及均势理论出发，认为日本国内反军国主义的规范
看似有作用，其实只是一种误解。日美同盟及核保护伞保障了日本的安全，所以日本可以
根据这些规范追求自身的安全政策——因而这些效力只有“拟似效果”，如果日美同盟崩
溃了，日本将不得不采取新现实主义者主张的那种安全政策，包括发展核武器等。建构主
义者认为日美同盟是先决条件，但实际上这也是日本选择的结果，构成了政策选择的一部
分，所以反军国主义的规范只是日美同盟带来的一种奢侈品或者附属品。麻省理工学院的
理查德·萨缪尔斯教授则提出了“商业现实主义”概念，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对日本安全战
略的特征做了再审视，对建构主义视角做了补充，并对新现实主义预测做了修正。
然而，比较奇妙的是，以上这些现实主义的回应或争论，在一些基本事实的判断上，实际
与建构主义的议论拥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前提：日本的军备规模是温和适中的。与此相比，
在最初的批判建构主义派的尝试中，更有名的是对此前提本身持有异议的现实主义者，例
如，达特茅斯学院的学者詹尼弗·林德，她提出了“推诿论”。
林德认为，日本的军力特别是海空力量，被建构主义者低估了。这种判断有很大问题。林
德注意到了冷战期间日本防卫费用的高低变化。这种巨大变化，仅仅通过观察反军国主义
规范是无法解释的。根据现实主义的观点，推卸责任是大国面对危险对手时用以维持权力
分配的主要手段，是设法让另一国承担起阻止或打败威胁的重任。据此，林德提出了著名
的日本“推诿论” (buck passing，也称责任转嫁) ，即日本将对抗威胁的责任转嫁给国
力更强的盟邦美国。
林德对此的推论逻辑有三个场景：
(1) 21苏联威胁不大的时候，日本自然不会感到有必要去增加军费。
(2) 22即便苏联威胁很高，但如果美国的防卫援助可以期待，日本还是感觉不到增加军费
的紧迫。这种状态就会促生“推诿”，即日本期待美国发挥防卫替代作用。
(3) 日本扩张军备的条件是，苏联威胁增大但日本无法期待美国的保护，日本不得不靠自
身对抗苏联。林德还用数据对此假说进行了检验：使用防卫费总额作为因变量指数，增加
的类型则是“苏联威胁”和“美国的防卫承诺”变迁 (自变量) 与防卫费的关联。该研究
的结果是，这两者是正相关的。林德还指出，根据数据统计分析，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的
日本安全政策动向与建构主义的主张基本一致，但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日本的扩军
潮流已很难用建构主义来解释。
(二) 大理论主导：结构现实主义研究范式渐占上风
进入21世纪尤其第二个十年后，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日本的安全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上
述第一次围绕“日本之谜”展开的、由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派的大师卡赞斯坦、沃尔兹
开启和推动的经典理论的论争不同，美国专家学者们更多是朴素地认为，“结构因素”的
挑战——中国崛起、朝核问题甚至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反复无常及导致美日同盟与西方体
系不稳等所代表的安全环境与周边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日本加速调整国家安全政策
，所以运用新现实主义对之进行解释无疑会更具说服力和优势。可以说，进入21世纪，是
现实主义范式对日本安全政策解释力的复权时期，因为从广义上讲，美国学者们发现结构
现实主义比其他理论对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解释更让人满意：结构变动与“威胁”增长是
日本调整政策的关键战略动机，安倍执政期间的国家安全议程与结构现实主义所指的压力
指向基本一致。例如，在安倍政府的领导下，日本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成功放松对使用
武力的限制，购买或制造先进军事装备，并加强对外防卫合作等。因此，可以比较容易
地 (至少比之前) 将外部环境、结构的角色作为日本安全政策的关键性因素。
进入21世纪后，有关日本尤其安倍政府安全政策的学术著述越来越多。美国学者们在不同
程度上一致认为，安倍的做法是通过重新导入现实主义思维来重振日本的安全及外交政策
，安全政策上越来越回归传统的现实主义。严格意义上讲，这些学者并非像卡赞斯坦与沃
尔兹那样就日本安全政策进行理论性研究和论争，更多是非自觉地赞同并运用新现实主义
的逻辑和方法开展经验研究——根据结构、环境与政策变化的因果关系，分析在安倍领导
下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逻辑和趋向。具体而言，在评估结构因素和外部环境对日本安全政
策的促变效果以及这种变化的性质和影响上，不同倾向的学者们给出的答案也不尽相同。
这些学者们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以西欧或北欧的一些学者，例如英国华
威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休斯、挪威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米德福德为代表，可称为
担忧派或批判派，他们明显属于少数意见派。
第二种类型是认同派或肯定派，主要以美国保守派或中间派的专家学者为代表，几乎囊括
了东西海岸大多数或者说最主要的日本 (国际) 问题研究者，算是绝对主流派，例如迈克
·格林、迈克尔·奥斯林、希拉·史密斯、杰弗里·霍恩、亚伯拉罕·邓马克、马克·曼
宁等智库专家，以及理查德·塞缪尔斯、杰拉尔德·柯蒂斯、肯特·考尔德、肯尼斯·派
尔、詹妮弗·林德等大学教授。广义上，也包括理查德·阿米蒂奇等出任智库高管的前退
休高官们。
美国主流智库专家大多鲜明地赞同并支持日本根据环境和威胁的变化改变安全政策，推动
强军工程。例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迈克·格林认为，冷战的结束迫使日本
依据与大国关系的演变来调整安全政策。安倍虽专注于让日本在战略政策上采取雄心勃勃
的综合举措，但日本的政策主要是基于对适应其战略环境变化的需求来计算的，是以“不
情愿的现实主义”调整对外关系和安全政策。迈克尔·奥斯林认为，安倍政府已经引导日
本进入“新现实主义”时代，为了在亚洲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日本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并
放宽了对自卫队的宪法限制，加深与伙伴国的接触并加强了安全联盟。希拉·史密斯对日
本“重新武装”趋势加以肯定，认为其是理性可控并具积极意义的。兰德公司的杰弗里·
霍恩、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日本问题专家麦克·望月则断定日本的防卫政策在过去30年中
毫无疑问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其军事力量仍受到严格限制、不足为惧。
美国大学教授的观点因其学术上的“自由度”，没有智库专家那么激进和积极，但也基本
肯定格局与环境变化下日本安全政策的应变调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拉尔德·柯蒂斯认
为日本加强防卫能力是有必要但也是有限度并谨慎的。华盛顿大学名誉教授肯尼斯·派尔
在其2018年的新著《日本重返大国政治：安倍复兴》中，论述了日本走向更加自立的外交
政策、拥有自主安全保障能力的合理性与必然趋势。詹妮弗·林德则进一步声称日本解禁
“集体自卫权”确有历史意义，“对于一个今天面临日益增长威胁的和平国家来说，这是
其漫长演变过程中迈出的最新一步”。印第安纳大学助理教授、日本研究界的新锐黎雅澹
认为，安倍政府在安全政策领域的举动引起了世人的注意，但这是长期趋势的延续和国防
政策的逻辑发展。日本对军事力量的发展和使用仍然存在着自我施加的制约。35身居德国
的学者科里·华莱士等在研究日本国内外环境时得出结论：日本的政策会遵循结构性现实
主义平衡路线。这一点在日本政府对朝鲜的态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将外交压力和经济
制裁结合起来，旨在遏制朝鲜的先发制人、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威胁。
(三) 一种理论偏好：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解释与定性
结构现实主义可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两派，防御性现实主义又常被称为结构现
实主义的典型。在结构现实主义范式之下，用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方法和指标，界定日本安
全政策的性质和走向，似乎已成为美欧学界的一种流行。作为结论，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
往往被认定在解释日本的安全政策变动及性质方面更胜一筹。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对相对收益和欺骗的担忧使各国互不信任，并各自
寻求确保生存的方式。自助的逻辑迫使一国通过外部平衡 (促进结盟) 和内部平衡 (提高
自身军力) 来提高自己的防卫能力。在结构现实主义逻辑下，日本的行动指向理论上有两
种可能。即，一方面，防御现实主义期望日本建立一支确保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生存的军
事力量，并通过联盟建设和内部调整继续维持安全水平。另一方面，进攻性现实主义期望
日本投入比今天多得多的资源，采取一种通过征服来统治整个东亚的高度侵略性政策。而
要做到这一点，至少需要修改宪法第九条，大幅授权自卫队，废除专守防卫原则，并将国
防预算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以上。
显然，日本尚未达到以大幅整军经武、扩军备战来施行对外进攻和征服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政策的程度，日本在耐心地逐步升级常规武器系统，尚没有显示发展核武器的意图，38通
过平衡和对冲改善安全环境，其安全政策确在扩展但力度有限。39日本仍主要通过外部平
衡——加强日美同盟，来实现一种战略均势。40东京欢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1世纪初对
亚洲的战略再平衡政策，同时在2015年放松了对“集体自卫权”的法律约束，以确保作为
美国安全基石的可靠承诺。日本的安全政策符合与美国进行军事一体化和军事技术联合发
展的需要，未来的重点可能是导弹防御行动等。日本的安全原则一直是继续依靠美国的核
保护伞来保护其战略安全，这意味着自卫队只会被用于自卫。为了防范被美国放弃的风险
，日本正采取对冲行为，已经扩大了与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合作。与导弹防御领域的“防御
性”类似，防御性现实主义被认为也适用于解释日本越来越重视的网络安全政策，即日本
的政策仅限于加强法律的行动，而不是进行攻击性行动。
相比之下，进攻性现实主义在日本的政策设计中被认为几乎没有地位。美国海军研究生院
教授克里斯托弗·图梅认为，遂行制衡的联盟实力、对对手在周边地区的增长容忍度以及
发展进攻性或防御性战略和能力的倾向，这三个标准定义和描述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现实主
义的范围和区别，而从日本对军事征服及获取过多权力没有什么内在兴趣、在防御上投入
相对数量的资源以抵消对手的进攻投入、自身的制衡努力不太可能导致对外造成恶性安全
竞争等指标来衡量，日本采取的安全战略是一种“受限的制衡”，防御性现实主义逻辑更
能解释日本采取的安全政策的属性和态势。艾瑞克·伊斯利探讨了战后日本防卫姿态的变
化轨迹，并据此认为，尽管媒体普遍夸大，但安倍政府的任何政策，包括修改和平宪法第
九条的努力，都不是为征服亚洲，而是使自卫队合法化。如果其作为一项法律通过，这一
改变只会解决自卫队的合宪性问题，并不意味着日本会“发动进攻”。此外，安倍政府并
未试图废除防卫基本原则。如果日本想要像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征服亚洲其他
地区，核武器和更多更大型的攻击武器是必要的。尽管现在日本可以合法地行使集体自卫
权，但实施这一权利的条件是如此严格，以至于其动员国防力量支持日本防卫之外的盟国
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艾文德·朗德认为，安倍政府的安全政策介于进攻性和防御性现实
主义之间，但当前在战略上更多的还是符合防御性的特征。
叁、弱势的自由主义范式及其对于现实主义的劣势
随着安倍大力推动自主强军，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震荡，自由制度主义对日本安全政策的
解释越发失去公信力和话语权，而现实主义范式却又占据了不该主导的市场——断定日本
安全政策的调整是由于体系结构 (中国崛起等) 变化所致。两大理论范式对相关解释领域
阵地的“一失一得”“一退一进”，总体上也间接反映了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主流趋向。
(一) 自由主义范式未能主导对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释
作为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均以各自独特的理论视角
提出了相异的安全政策解释或分析模式。但从前述可见，自由主义尤其是自由制度主义几
乎没有作为主流范式被用来解释日本的安全政策。当然，自由主义关注经贸、合作等国家
间正常的交往主题，本来就不大适合用来解释主要国家行为体的现实安全政策，并且自由
主义理论的三个主要论点——经济依赖和平论、民主和平论与国际制度和平论，确实很难
用来解释日本的安全政策指向和特性。但是，除此之外，具体到日本这个国家，仍有三点
特殊的原因可察。
(1) 自由制度主义，以主张多边安全、合作安全、集体安全等模式为主，只能解释日本的
“外围”“非核心”安全政策。因为社民党主张的“非武装、联合国安保”并没有成为政
府政策和现实事态而需要“理论解释”。现实中，日本的安全政策从起点依靠的就是日美
同盟 (及其所带来的广义上的霸权格局及战略均势) 并一直为该同盟紧紧束缚，并且，与
日本安全环境最直接相关的东北亚地缘政治形势——号称冷战的“活化石”，即便冷战后
也大体保持着之前的态势。自由主义强调合作的可能性，认为国际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建立
规则和制度来达成合作，而根据制度约束原则建立起来的安全制度模式可能是集体安全模
式 (要求有组织的 有章可循的制度安排) 、多边安全模式 (核心概念是多边主义合作)
，但在日本所处的东北亚环境中这被认为是不现实的——这些模式仅停留在社民党及左翼
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主张中，很难成为现实的政策选项。冷战拉开帷幕后，日本官方就不
相信联合国可以保障其安全，而东北亚又缺乏欧洲那样建立欧安会的条件。2018年日本公
布的新版《防卫计划大纲》显示，安倍政府正大力加强“内部平衡”即自主强军的力度和
速度，将安全保障的立足点尽量调整为依靠自主防卫以及日美同盟，而不是持续或加深相
信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可靠性和未来走向。集体安全与多边安全的建立和实施需要严格的
前提条件、环境和机制，自由制度主义及多边主义合作安全不能成为日本的主体安全政策
，国际关系中的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也无法用来很好地解释日本的安全政策———包括虽有
紧密经济联系和合作却未能拥有良好对华安全关系的现状。
(2) 从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论争的历史来看，任何一种理论流派的发展都建立在对已有理论
流派的批判、继承和超越的基础之上，并导致原本论争激烈的流派之间产生理论的趋同。
这同样也体现在美国学界有关日本安全政策的研究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新
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发生着边际重叠和互嵌。
首先，国际关系理论早已呈现“新新趋同”的趋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双方在
向着高度科学性努力的同时，也在朝着理论趋同的方向发展。两者在理性主义的理论假设
、物质主义的世界观、科学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和体系理论的研究层次上都达到了相当程度
的趋同。例如，理查德·萨缪尔斯的早期著名论文《商业现实主义与日本的外交政策》，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阐释了日本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的特性，认为日本的安全战略手段并不
符合新现实主义的理论预测，尽管日本有能力形成大量军事力量，但日本并没有广泛呼吁
将其经济实力转变为军事力量;日本的外交政策中，军事安全的最大化经常相较追求技术
经济安全利益处于次要地位，不是长期以来旨在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大战略的主要焦点。
(3) 从商业、技术、经济合作等因素看，这种商业现实主义已带有自由制度主义论的某些
特征。其次，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在拓展自己理论空间的同时，在构建全球治理理论和
对人类和谐的基本信仰内核上也有趋同或融合的趋势。毕竟，建构主义者也认为，安全的
制度性合作也需要通过对话和文化交流推动的价值观的社会建构，需要建立在共同的准则
和规范基础上。建构主义者伯格针对小泉政权之后日本明显变化的安全政策，在发现建构
主义很难全面揭示日本对外战略时，也微调了他之前的立场，提出了“自由主义的适应性
国家”的新概念，将社会建构主义与自由主义进行了嫁接。伯格在两者之间自由切换的事
实本身，也说明建构主义和自由主义范式有相互操作的可能。
自由制度主义运用于非主流政策、外围场域的日本安全政策，主要体现在国际安全保障领
域。日本在保持对美联盟在外交政策中的核心地位的同时，还恢复了与联合国和东盟地区
论坛等国际与地区组织的关系，日本的主体安全政策是现实主义的，但局部和外围政策包
含了某些自由主义的元素。自由主义主张不热衷斗争，期望日本通过组织、贸易和投资，
以及促进民主制度，寻求和平解决问题与安全保障。
首先，在广义的国际安全保障上，日本不吝于投资自由秩序构建、全球治理和国际维和活
动等。日本的对外政策包含了国关学者在自由主义元素中看到的东西，因为它促进了西方
民主制度、经济相互依赖和区域组织的理想，表现出更深层次的安全考虑。例如，特朗普
欲“放弃”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日本则竭力成为维护区域合作机制的关键力量，将经济
自由主义与区域制度主义相结合，积极帮助重建国际自由主义秩序。自由主义是关于合作
与繁荣的子理论的集合，认为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民族国家也可以在民主与制度的保障
下维持和平，保持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将国际机构和机制作为促进
国家利益和安全保障的工具。日本与全球很多国家和多边企业建立了经济相互依赖的基础
，为解决全球治理及非传统安全问题采取了种种激励措施。
其次，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制定中清晰的模式是，现实主义思想确实主宰了其主体安全政策
以及东北亚地缘经略，但随着地理重心进一步向东南亚和南亚转移，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制
定中，现实主义日益得到补充甚至被经济自由主义和区域制度主义所超越———在广域的
安全保障 (与离日本的距离成正相关) 上不乏自由制度主义的倾向。日本在亚非地区积极
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推动多边安全合作，表明日本现实主义的平衡政策很大程度上与东北
亚地缘政治有关，而在东南亚和南亚等则更注重自由主义制度建设、贸易促进以及安全合
作等。大量的学术研究证明，日本即使不是亚洲地区主义的推动者，也是一个积极的成员
。例如，日本一直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与中日韩机制、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组织
，它对经济区域主义的重视，部分是基于选择性地利用这些组织作为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来
促进安全议程的手段。伯格认为，日本试图“为建立一个更自由的亚洲地区和国际秩序做
出贡献”，并从这个角度将日本称为一个“自由主义的适应性国家”。
(二) 现实主义逻辑主导对中日安全关系的解释
当前，美国学界的对日研究中流行的一个趋势是，按照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推导并解
释结构压力 (中国崛起) 及其引发的地缘威胁认知对日本安全政策变化造成决定性影响。
日本对华安全政策的核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均势与制衡模式。在现实主义看来，均势即国
家通过自身或联盟的力量来制衡现实的或潜在的对手，使有关各方的力量对比处于均衡状
态，从而在客观上达到维护本国安全的目的。建立和维持均势主要通过结盟、入伙和军备
竞赛等途径，而这大都集中于传统安全领域和军事领域。因此，中日安全关系作为现实主
义理论的解释试验场，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论证，成为一种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尽管中日紧密的经济关系符合自由主义对相互依赖和制度的论述，但越来越多的文献以现
实主义的逻辑指出，安倍政府利用均势和制衡手段——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措施来应对中
国崛起尤其军事发展带来的挑战，日本的思维模式主要是务实地使用物质力量来应对中国
崛起带来的冲击。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肯特·考尔德很早就预示中国崛起将引发中日争夺地区领导地位的竞
赛，新的安全困境将促使日本做出安全政策的改变。萨缪尔斯在21世纪初期一度表明，日
本的大战略已经演变为对冲各种突发事件的可能性，以“金发女郎”共识采取“离中国和
美国都不太远”的政策，适应中国的崛起以加深经济联系，在美中之间保持战略灵活性。
但是，近年，萨缪尔斯弃用了这种“平衡立场”，建议日本为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结构和
均势变化，应提升自主防卫能力并利用同盟潜力，实施“积极拒止”战略，以加强防范和
制衡中国。
克里斯托弗·休斯虽然不断批评“安倍主义”，认为日本安保政策改革可能引发恶果，但
也承认安倍政府正通过外交与安保的“围剿战”即以军事集结以及加强联盟反击中国。华
盛顿大学名誉教授肯尼斯·派尔在其新著《日本重返大国政治：安倍复兴》中，分析了安
倍推动日本外交安全政策的重大转变，认为这种转变的动因即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冲击。
英国知名日本问题专家朱利奥·普格利泽与派尔持有几近相同的判断逻辑和结论。杰弗里
·霍恩论述了日本的安全政策是建立在平衡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制衡中国军力发展的基础上
。日本对华安全政策既依赖于内部平衡即提高军事能力，也依赖于外部平衡即加强日美同
盟与对印澳等安全合作。
在安倍任期内，中日关系围绕一系列被希拉·史密斯视为双方利益核心的政治问题而发展
、演变。这些问题包括领土争端、历史认识分歧、军事现代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双方政治交
锋。史密斯认为，日本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反映了其对华政策的逐步演变。中国崛起的压
力有可能成为日本安全政策转变的主要动因。邻国的军事实力而不是美国的可靠性最终或
将决定日本的重新武装。迈克·格林认为中国的“胁迫”将损害美日同盟的可信度，并导
致日本采取更明显的防范措施。(2) 古贺圭在两部长篇论文中表示，在面对东亚权力转移
和中国风险时，安倍政府对华采取了坚定的安全制衡而非搭便车和对冲策略。这一结论，
与伊莱亚斯、古罗宁等的研究结果如出一辙。
“70后”及“80后”的一代学者也持有类似观点。黎雅澹就认为日益恶化的地缘环境是推
动安倍2012年重掌政权以来继续推进并加快国防改革进程的突出因素，安倍改革的目的是
“应对日本安全面临的日益恶化的威胁，尤其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威胁”。林德也是地缘
威胁决定论的支持者，认为中国日益增强的自信与在日本形成的认知正在改变日本的安全
政策。莱昂内尔·法顿认为面对更加自信的中国和不确定的美国承诺，日本的安全政策发
生了巨大变化，变得更加自主和更坚决地制衡中国。
肆、结语：对中国的日本研究界的启示
从以上论述或许可以得到对中国的日本学界开展研究有益的三点启示。
首先，至少可以看到，中国的学界尤其日本研究界对日本安全外交政策的研究，总体上尚
缺理论层次的创新与成果。日本研究的理论性境界可以分为三重：为了检验和发展国际政
治理论而开展的日本研究;使用国际政治理论及方法论进行的日本研究，具体到本文，即
是用理论来解释日本安全政策的本质及变化，从中找出逻辑性和规律性；打通特定国别研
究 (日本) 与国际政治主流研究的隔膜以提升国别研究的学科性和学术性。从知网(CNKI)
以“日本安全”“防卫”“军事”“日美同盟”等关键词检索可知，在总量庞大、多达数
千篇的相关论文和文章中，涉及上述三重境界的理论性成果和文献寥寥无几，占比大约2%
至3%，这与美欧相同领域的成果所占比率相比，无疑是非常低的。并且，被国际学界接受
并引用的理论性文献以及做出的相应贡献度也颇为不足。这一局面显然不利于中国学界有
关日本研究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三大体系”的构建，亟须改观和提升。
其次，对美欧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理论原创性的成果及文献进行批判性的吸收，可以作为攻
玉的一条路径——即发挥其“他山之石”的作用。诚然，“三大理论可以休矣”，但是在
我们还没有建立举世公认的“东方范式”“中国学派”之前，在对日本安全及外交问题的
研究上，对三大理论的批判性“拿来主义”即改良性再利用，也是在特定阶段的有益做法
。从以上论述可知，至少在“面”上，以下对国关理论进行改良以利于更好地解释日本安
全政策的思路值得考虑和尝试： (1) 现实主义有不同类型，需要具体对待和区别利用；
(2) 自由主义应分区域和层级 (东北亚、东南亚和国际) 加以运用；(3) 建构主义的运用
要充分注意“进程”和“演化”，以及变量尤其是中介变量定义的清晰化；(4) 中层理论
有进一步利用的空间和价值，特别是新古典现实主义方法等。
在具体的技术细节上，从本文的经验来看，以下两点或许值得关注和思考。(1) 既有研究
框架和方法论仍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每一种
范式对日本安全问题的思考都存在着成就和缺失，其设定都不能完全解释国际安全现实中
的全部问题，也都不能全面反映日本正在形成的战略。没有一种单一的理论方法能对日本
尤其是当前安倍政府的安全政策提供充足解释。事实上，本文间接揭示的日本安全政策的
复杂性表明，日本不断演变的政策动态将挑战在研究中进行简单的线性理解和属性分类的
方法。显然，需要采用分析折中主义作为关键的理论框架，并用一种更加折中及复合的方
法来解释日本的综合政策态势，以期克服传统国关理论单独使用时的局限性。(2) 需要明
确适用范围和清晰界定概念，才能使理论具有充足解释力。例如应摸索在什么给定条件下
现实主义或建构主义的解释力更完善一些，要对条件和变量进行具体的概念界定和实证分
析。在本文的上述部分，“领域”和“时间”就是两个在解释日本安全政策时特别需要清
晰厘定的概念和因素。第一，关于“领域”，例如，对“本土防卫”这一日本安全政策的
核心议题、首要领域，基于现实主义的解释更有说服力。而对于自卫队海外派遣这样的次
要领域，反军国主义的规范和禁忌更具影响力。欧阳安就认为，太空开发问题受到反军国
主义规范的影响很强，但这属于次要领域的问题。(2) 所以，要想进一步推进建构主义范
式研究的深化，其适用范围应该得到界定。(3) 第二，关于“时间”。除了以上按“领域
”的划分，也可以按“时间轴”来推测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适用范围。考虑到“反军国
主义规范”也是二战后日本的战败后遗症，如果东北亚地区环境没有出现似欧洲那样的和
解与进步，那么从二战后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建构主义对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释力或其
适用领域被认为应是递减的。
最后，理论研究与现实分析并非截然可分，重大理论研究往往与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与解
决有着内在的联系。任何理论的力量都不在于直接与现实对接并指导现实，不意味着理论
有能力直接对现实发生作用，理论与对策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是，理论用抽像的方式剥离
具体杂乱的现实而得出结论性、指导性的提示，对现实分析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战略指导和
宏观预测功能。即便是顶级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家卡赞斯坦，也曾呼吁：“我们提倡问题驱
动的研究，而不是方法驱动的分析”。这表明学术界更有必要综合运用理论路径、制定有
用的分析框架，以便更好地了解日本这个东亚重要国家的安全政策演变轨迹。
美国学界关心、研究并论争的日本安全政策议题，也是中国学界瞩目并试图找到答案的重
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运用理论解释或预测安倍政府的安全政策走向是一项有益的实践。本
文的论述显示，建构主义范式的研究曾占据优势，实现了对现实主义的一次否定。其后，
建构主义的解释力变弱，因为国内规范与反军国主义认同被日本保守势力常年侵蚀，遭到
极大削弱损毁，而新现实主义范式逐渐兴盛，对建构主义曾经的范式优势展开“否定之否
定”的复权。同时，自由制度主义与理想主义无法也无力主导解释日本的安全政策，其重
要原因之一是，日本传统安全保障的维系之地——东北亚地缘政治情势，以及最重要的安
全政策行为领域——对华政策及中日安全关系，却几乎被现实主义的范式和逻辑的解释所
主导。这些重大理论动态的指向性，似乎已表明，美国学界相关研究的趋势和成果，倾向
性地指示出日本安全政策正逐步地产生“复归”现像。日本作为军事大国，终将复权？权
力现实主义的魔咒仍在日本上空徘徊而挥之不去？这或许也是沃尔兹在长时段上对自己的
涉日判断产生“谜之自信”并在后期不再争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