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红色渗透？逢中必反？撕裂澳洲的“中国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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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末，时任澳洲总理的滕博尔（Malcolm Turnbull）曾用洋腔洋调的汉语宣告“澳洲
人民站起来”，剑指澳洲与中国关系将面临新的局势。
这是由于过去数年内，坎培拉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的影响力——包括代理人与政治献金——
无孔不入，滕博尔政府故而寻求透过立法、修法反制中国。前者如订立《外国影响力透明
化计画法》（FITS），目的在于揭露外国代理人的背后藏镜人；后者如《选举法修正案》
（ELA），目的在于禁止外国政治捐款。
经过近一年的审议，FITS等法案2018年在两大党共识下迅速过关，去年年中上台的莫里森
（Scott Morrison）政府，更将外国代理人的登记时程缩短，很大程度上便是为了今年选
举。然而在面临“中国影响力”介入问题时，澳洲拉起的“法律围堵防线”却也在国内产
生了分歧与分裂，且似乎正持续发酵中。
澳洲对中关系的关键转折，首先要回到对中采强硬立场的滕博尔政府时期。就外国影响
而言，滕博尔曾特别举工党前参议员山姆．邓森（Sam Dastyari）为例，强调境外势力—
—尤其是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澳洲的政治议程。据媒体报导，邓森接受多
笔来自中国的餽赠，其中最大宗可能来自的中国富商黄向墨，他曾至少捐了4万4,000澳元
（约新台币95万）给邓森解决法律纠纷。
邓森与中国的金钱往来，让他被贴上了“上海山姆”的标签，外界质疑这是他不顾工党立
场、为中国在南中国海造岛辩护的主因。此外，邓森曾游说工党领袖不要与香港泛民主派
人士见面，也曾提醒中国捐助者被监听的风险，明显维护中国利益，最后被迫辞职。
在政治献金方面，过去澳洲可谓完全不设防，光是从2013到2015年，中国公司或个人向自
由党与工党等党派，共捐助了550多万美元（约新台币1.19亿），是最大的外国金源。其
中捐款最多的，当属前述的黄向墨及其所有的玉湖集团。行贿丑闻缠身的澳籍中国裔富商
周泽荣，也捐了不少，他亦是澳中友好交流协会（ACFEA）的金主。
除了捐赠政党政客外，中国对于澳洲社会方方面面的渗透亦不遗余力。如黄向墨与其他
商人大力支持的澳中关系研究院（ACRI），该智库机构的理事会成员包括中国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等中国国营事业。ACRI名为中立，实则常常替中国发声，加上ACRI附属于雪梨科
技大学（UTS），因此也被抨击有损大学自主与公正。
又如黄向墨曾担任过荣誉会长的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ACPPRC）。此组织被部分澳洲
人士视为是中国统战部门的海外分支，但遭该会坚决否认，强调其目的是推动两岸和平统
一。该促进会曾对海外华人和澳洲人士做政治宣传，主张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领土的正当
性，引起不小争议。
有媒体调查显示，中国向澳洲主要政党捐款，以获取影响力，并在某些情况下，推行可能
违反澳洲利益的政策；媒体报告也提到，澳洲的百万华人是北京统战目标，像是赞助留学
生与住民参与中国官方活动，或控制华文媒体言论，不得报导敏感新闻。这些当然遭到相
关人士否认，甚至诉诸法律控告。
但另一方面，滕博尔政府的立法措施，也引起澳洲各界热议，学界因此展开关于中国的辩
论。
反对FITS等法案的部分澳洲与中裔学者表示，这些法律有损学术自由，因为根据条文显
示，任何人接收和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资讯，将被视为犯罪行为。虽然基于新闻自由
，记者拥有豁免权，但法案并未提及学界；换言之，学者很容易被陷入罪，将无法畅所欲
言的进行公开讨论。且目前澳洲国内的政治气氛，过于聚焦于所谓的“中国影响力”，可
能会让政府藉国家安全为由，破坏公民自由的平衡。
部分学者们更指出，政治立场不可简化为“亲北京”或“反北京”，这样只会造成社会两
极分化。他们也指出，澳洲如果陷入对于中国的过度恐惧，或考虑采取惩罚性措施、限制
亲北京者的权利，会让群众开始猜测特定族群的忠诚度，制造不必要的内部压力。因此要
求先撤销立法草案，进行全面性的磋商。
支持FITS等法案的澳洲与中裔学者则反驳，中共的一些活动已构成对澳洲政治和社会的严
重干涉，包括影响选举、学术自由、监视学生等。他们主张，现有的立法不足以保护澳洲
的主权，必须要有新的法案，而这些法案不是只针对中国，也不该只针对中国。
在讨论中国影响力时，支持派学者特别强调，华人或许基于民族血统，对“中华文化”
存有感情，但这与中共定义的“中国”是两码子事，直接将民族情感与国家认同连结并不
恰当。他们也指出，有澳洲安全情报组织（ASIO）早就对外国干涉内政之事给予特别警告
，政府有必要认真看待。这不是出于种族主义，而是对国家利益的真正关注。
所谓的“特别警告”，可从ASIO局长刘易斯（Duncan　Lewis）所言领略一二。他曾表示
：“外国”试图影响澳洲的政经、国安、外交与侨民各个方面，并进一步塑造公众舆论和
媒体观点，引往决策者走向有利中国的方向。刘易斯虽然避免提到外国究竟是哪国，但从
其证言脉络不难推出就是指中国。
ASIO在最新的年度报告里，亦表达“外国”试图干涉澳洲的种族和宗教社群，旨在减少对
外国政府的批评，达到该国的政治目标，而此类举措可从澳洲与台湾学者对微信的联合研
究略知一二。
根据该研究，特定微信新闻帐号，在特定期间内（如共产党代表大会等）所发出的文章，
几乎与中国党媒的报导内容完全一样，等于为中国政府传声。另外，尽管帐号是面向海外
华人，但对敏感的内容，如六四民运等，它们也会自我审查，或刻意避开政治议题，以八
卦娱乐话题强调与中国的文化联系。
对于在澳华人来说，如果太依赖微信资讯，相当程度上等于自绝于澳洲英语文化圈之外
，加上中国教育既有思维的束缚，更让中国移民难融入主流社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
来有越来越多的澳洲政治人物——无论是华裔或者白人——也开始使用微信与汉语选民沟
通，以获取支持，微信也有望借此转型，成为中国移民理解民主社会运作规则的工具。
在朝野及学界的激辩下，FITS与ELA于去年年底陆续通过生效，其效果也于今年大选前逐
渐浮现。像是黄向墨原持有的澳洲永久居留权，在今年遭到撤销，并遭拒绝入籍；澳洲前
联邦贸易部长罗伯（Andrew Robb），辞去了中国岚桥集团（Landbridge Group）的咨询
工作，该集团拥有澳洲达尔文港99年的租约。
又如前维多利亚州州长布伦比（John Brumby），卸任后成为华为澳洲董事，但今年他却
突然以接任大学校长为由，宣布辞职。外界猜测，他是想在美国调查华为、澳洲政府宣布
禁用华为5G核心设备之际，避开风头。
这些政客的求去各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很难不跟FITS联想在一起。因为FITS要求澳
洲人在代表外国政府从事活动时，必须先行登记，可执行的活动包括政治游说、官方宣传
等；如果未能合法登记，或是提供虚假资讯等违法情事，可能会受到最高6年的监禁与8万
澳币以上的罚款，可谓相当严格。
当然，以这些政客的人脉与法界关系，未必会受到FITS的影响，或者可选择依法登记。但
是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下，为求明哲保身，政客们宁愿放弃中资企业的高薪，某种程度上也
显示出亲中变成一种原罪。
不过，法律固然禁得了某些人财管道，但“人民发大财”的手法与话术仍难以防范，让澳
洲又陷入更深的中国影响。比如去年维多利亚州政府跨过联邦政府，直接与中国签订“一
带一路”谅解备忘录（MOU）。
在外界压力下，这份MOU目前已公开，仅提到中国和维多利亚州，将共同努力促进合作，
如基础设施、贸易融资和人民往来。虽然没有具体的细节，也不具法律约束力，但私自与
外国政府协议的作为，让外界质疑该州现任州长安德鲁（Daniel Andrews），也引起联邦
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的强烈批评。
当然，未来只要维多利亚州启动带路计画，必定得经联邦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评估，
但地方官员私签协议之行为，显示澳洲正面临中国带来的分裂，并非短期内光靠法律就可
以处理。
除了防范“内贼”，澳洲也面临外部的直接攻击。几个月前，莫里森政府公布了澳洲遭受
骇客入侵政府网络的声明，虽然没有直指哪国在背后操纵，但网络安全专家一般认为最大
嫌疑者就是中国。这虽然部分非FITS所能及，但澳洲去年也通过了针对于间谍与外国干涉
的《国家安全立法修正案》。此修正法案会与FITS等共同运作，以防堵外来势力危害澳洲
民主。不过，对于骇客行为是否会有进一步处理，恐仍要等选后才会明朗。
说穿了，澳洲别无选择，既要与强大且越来越专制的列宁主义国家接触，又得维持自由民
主的制度，那么就必须仔细了解和管理风险。所谓“中国影响”极为复杂，像是间谍、游
说、宣传等行为，不能等量齐观，如果混为一谈，其实正中北京下怀。
这是因为法律战固然是重要防线，心理战也是。强而有力的心理防线有赖健康的民主主义
做后援，澳洲一旦祭出法律对抗中国的影响力，也会影响民权，包括知情权、言论自由等
要素。若不能找到平衡点、倾向以法律压制，长久以降必然会腐蚀民主制度，使人民失去
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