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晓红观察：欧洲社会对恐攻威胁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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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您法国尼斯这个地方会让您做出什么联想，您可能会说度假胜地，阳光，满海滩的
比基尼，日光浴下人们的笑容，高消费城市等等。您一般不会联想到贫民窟和愤怒失落的
青年，更不会联想到恐怖攻击事件和遍地血腥。
7月14日尼斯恐攻事件那天，游客欢庆共和国纪念日，一位名叫Lahouaiej-Bouhlel，原籍
突尼斯的年轻男子，驾着货车驶向人群。这不是他认同的共和国，也不是他能共享的繁
荣。今年1月份，他因在驾驶货车时打盹被老板发现而失去了送货员的工作。他愤恨那些
有未来的人。他要他们跟他一样感受痛苦。84人丧命在他租来的货车轮下。
社会很快地回应了：这必定是Isis的恐怖主义攻击，是伊斯兰极端教义者向西方的宣战。
两天后，Isis宣告“承担责任”。而Lahouaiej-Bouhlel这个人，不仅与Isis根本没有任
何关系，而且突尼斯和法国的情报单位都完全不知道他是谁。
他的亲友，邻居，以致社区里知道他的人，都透露了这样的情况：Lahouaiej-Bouhlel从
头到尾都不曾对宗教感兴趣，他不但从不上清真寺，而且嗜酒，好赌。他的父亲更透露，
他患有忧郁症，并因此曾长期接受药物治疗。他父亲同时映证了他人所说，透露他儿子“
和宗教搭不到一起，他不祷告，不斋戒，他喝酒且吸毒。”
虽然至今Lahouaiej-Bouhlel的恐攻动机仍在调查中，法国总理Manuel Valls却已向全国
大众表示“他必定以某种方式与激进伊斯兰有组织上的联结关系”。而法国反恐伊联盟的
主任Marwan Muhammad则反駮此说，强调社会动因。他表示：“Isis若要征召穆斯林青年
，只能在被法国社会彻底排斥的穆斯林那里才有可能…问题就在于法国社会里穆斯林的位
置。在这里，戴头巾的穆斯林找不到工作，申请上大学都有困难。而如今法国大学竟在考
虑禁止穆斯林戴头巾…针对穆斯林的社会歧视影响非常深远。”
正如Marwan Muhammad指出，法国穆斯林青年恐怕是青年人口中最与社会疏离的一群。法
国在经济危机中失业率高达10％以上，而法国穆斯林青年的失业率超过了40％。他们多居
住在城市外围的贫区，没有就业机会，没有改善住房条件的可能，在社会底层，看不见未
来（请参见去年的〈法式黑色幽默，还是法式种族主义〉一文）。与此同时，他们必须面
对法国社会在每一层面的种族主义。在极右思想的发展下，在许多法国人眼中“移民问题
”就等同于“穆斯林问题”（虽然大多数穆斯林是土生土长的法国公民）。而种族主义的
形式影响最深远的是来自国家机构的歧视，法国穆斯林的宗教实践的自由被剥夺，比如，
法国学校于2004年开始禁止穆斯林女性戴头巾。国家禁止人民宗教实践的意义重大，这进
一步稳固了法国穆斯林的社会边缘认同。（在此可参考比较中国新疆对穆斯林的宗教禁制
。）
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政府的“去激进化”（de-radicalisation）对策不会有任何效用。自
今年5月起，法国当局宣布在每一地区开设“去激进化”中心，辨识那些潜在的“伊斯兰
极端主义者”，“防止他们参与圣战组织，并协助那些已与这些网络有联结的人脱离这些
组织”。在这套计划里，政府拨出4000万欧元，要扭转“激进化”的趋势。而当局真要有
心扭转趋势，这4000万欧元应有更适当的去处：何不改善青年生活环境和当地青年公共设
施？何不改善青年就业环境和教育机会？何不去除那些将他们定位为外来者的一切机制，
使得他们能得到平等机会，成为真正的法国公民？
英国政府对恐攻威胁采取的策略类同，各社会机构都早已成为反恐政策的一环。各地方政
府都在实行全国的“管道”计划（Channel），在当地青年之中推动“去激进化”的目标
。去年，政府更推广教师、护士以及其它公共部门员工的培训，使他们能在病人和学生里
“辨识激进化的迹象”，已有40万公共部门员工接受了“监察极端主义”的培训。目前，
政府更加强反恐措施，年底将发布更进一步的反恐策略，除了增强情报机制和武装的反恐
警力之外，这策略并包括对部份“激进化”的个人做强制性的参与政府的“去激进化”计
划。看到过去这几年来政府反恐政策（以“防卫”，也就是Prevent的计划为中心）的反
效果，不敢想像再加强的“去激进化”措施会造成何种结果。这几年来，在政府反恐政策
下，离开英国去加入Isis的人数有增无减，目前已共有850名青年（其中有一半已返回英
国）。多年来专家都曾不断指出，政府的反恐策略只造成了加深这些青年的社会疏离感和
边缘化。真正的改变恐怕要从整个社会开始，更要从英国的外交政策开始。
而每当恐攻事件后，穆斯林青年和整个社区都一再体验社会疏离和边缘化。
尼斯恐攻后，对穆斯林的社会歧视，正体现在对恐攻事件的社会判决：虽然无人知道
Lahouaiej-Bouhlel背后真正的动机，社会大众与媒体已将事件当作“导因于宗教狂热的
穆斯林议题”。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媒体报导，其实尼斯的84名死者之中，有35名是穆斯
林。也就是，总共3分之1的死者是穆斯林，大多来自当地穆斯林社区，而穆斯林在尼斯事
件后却不断遭受社会谴责和种族主义骚扰。（请以此对比7月26日18岁的Adel Kermiche杀
死一名天主教教士时引起的社会回应。） 在尼斯土生土长的穆斯林，再度体验被定位为
“外来者”的痛苦，更加深了他们作为“不被当作法国人的法国人”的认知。那作为尼斯
恐攻事件之背景的恶性循环，就这样不断地继续下去。
在英国，穆斯林在尼斯事件后同样遭受社会谴责和种族歧视，而且这边缘化的工程是由商
业媒体执行的。英国销售量最大的《太阳报》前任编辑Kelvin MacKenzie就在该报上写出
这样的文字，质疑第4台电视台雇佣穆斯林记者Fatima Manji：“当我们再度看到穆斯林
杀人事件时，第4台让一位穆斯林去报导这个事件，是妥当的吗﹖”不幸的是，Kelvin
MacKenzie的歧视不只是他个人的，而是整个商业媒体及其读者抱持的态度。
对此，我们再来看看对另一起恐攻的社会理解：今年6月12日在美国发生的欧兰多枪杀事
件。29岁的Omar Mateen在欧兰多的“Pulse”同志俱乐部枪杀了49人，Isis事发当天即宣
布是它组织的作为。英美社会立即掀起讨伐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呼声，社会指责的箭头多朝
向穆斯林社群。而不仅是英美社会未对事件背景和Omar Mateen个人先做彻底调查，就连
“承担责任”的Isis也不清楚事件起因。这个在美国出生，多年在保安业服务的年轻人，
根本是个彻彻底底的美国人，他何以成为Isis恐攻份子？
在事件3周后，Omar Mateen的背景因素逐渐浮现：他本身是位同志，经常到同志俱乐部，
包括事发地点“Pulse”这个俱乐部，在那里寻找伴侣。他的妻子也承认，他过去是有“
同志倾向”。他曾与俱乐部里结识的不少年轻男性交往，但当他们要结束和他的关系时，
他总难以接受，怀怨在心。他过去的一位男友甚至表示，俱乐部的枪杀事件是他的一种报
复。
同时，联邦调查员也表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与Isis或其它任何组织有联系或接受任何
组织的协助。显然地，Omar Mateen的个案并非“导因于宗教狂热”。
可以说，社会对恐攻威胁的看待方式，经常是非理性的。对于不同根源的恐怖主义，大众
似乎也抱持完全不同的态度。也可看出社会如何定义谁是它的敌人。在英国，几个伊斯兰
基本教义派的小型组织都被国家禁止，一一关闭。而那些犯罪记录连连的极右团体，如新
法西斯组织“英国第一”和“西北异教徒”，却从无人过问，无人将它们当作潜在的恐怖
主义组织。如果极右团体的极端主义并未被与恐怖主义划上等号，那么同样标准为何不能
适用于伊斯兰基本教义团体？
2011年挪威法西斯份子Anders Breivik屠杀77名挪威公民时，在主流媒体报导中我们竟看
不到“恐怖主义”或“恐攻”这样的字眼。而这场屠杀是Breivik精心策划的，以极右思
想为出发动机的一场政治谋杀。当时Breivik甚至撰写了一份长篇的宣言，将他的反穆斯
林和排外思想推销到欧洲各地。而当他的屠杀计划成功进行后，媒体报导却将焦点集中在
他的心里层面上。特别英国的主流媒体有关恐攻的报导早已出现这样的模式：白人行凶时
，主流媒体总将事件导因定义为“精神疾病问题”，“心理问题”；非白人行凶时，主流
媒体则将事件导因定义“宗教狂热”，“挑战西方”等等。这种媒体论述形成了这样的大
众观念：恐怖主义和恐攻是“伊斯兰/穆斯林议题”。
7月22日，挪威法西斯份子Anders Breivik屠杀5周年那天，德国慕尼黑一名年仅18岁的
Ali David Sonboly枪杀了9位光顾麦当劳的青少年。事发当天晚上，这名少年的伊朗父母
移民背景立即在社会媒体上引起“这是穆斯林恐攻”的猜测。而警方初步的调查即发现，
Ali David Sonboly事件前曾对大众枪杀事件抱有极度兴趣，曾实地探访德国过去的学校
枪击事件地点，并持有《为何学生会杀人》一书（这是一份有关美国学校里枪杀事件的心
理研究）。接下来，Ali David的个人背景逐渐明嘹：他在学校里多年遭受霸凌，并且事
发时仍在接受精神治疗。警方目前断定，此事件属于典型的大众枪杀事件，与国际恐怖主
义毫无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Ali David在枪杀过程中与他人的对话。这段对话被录影下来：谴责他行为
的人，对他喊“他妈的外国人”（这与社会媒体上假设他是外来者如出一辙），而他的回
应是“我是在这里出生的！我是德国人！”Ali David在愤慨地护卫自己的德国身份之时
，已开枪杀了好几人。而他此时深怕的，竟仍是被视为外国人。
一个18岁的青少年会选择夺取他人性命并自尽，社会不能逃避责任。一个父母来自伊朗的
孩子，不仅仅选择改信基督教，更发展出亚利安优越血统的极端种族主义思想，崇拜法西
斯份子Anders Breivik，这背后是不是隐藏着一个有关这个社会排他性的故事？
目前我们知道的仅是Ali David枪杀事件与Anders Breivik的屠杀5周年有一定的关系。试
想，倘若接下来的调查证明Anders Breivik屠杀事件确实是Ali David枪杀事件的意识形
态直接导因，那么欧洲媒体又会如何呈现此事件？它会被定位为恐攻事件吗？法西斯份子
Anders Breivik从未被视为恐怖主义者。那么，被他的种族主义思想影响了的Ali David
呢？
其实，恐攻的事实与对它的社会态度差距极大。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欧洲的单人行
（lone actor）恐怖主义〉，就指出了所谓“常识”的假设经常是错误的。这份报告是皇
家联合服务机构（RUSI）、查登机构（Chatham House）、策略对话所（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以及荷兰雷登（Leiden）大学的合作研究成果，它指出，欧洲在过
去15年来的124位恐攻者之中，极右份子占了33％，而与国际恐怖主义（Isis及其它）有
联结的恐攻者占有38％，比例差不多。同时，极右恐攻事件中的死亡率，比其它种类的恐
攻事件高出很多：过去15年来，欧洲发生的极右恐攻事件中死亡人数共为94人，而与国际
恐怖主义（Isis及其它）有关的恐攻事件死亡人数是16人（此数据当然在不断改变中，但
基本上，极右恐攻事件死亡人数偏高）。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恐攻事件死亡人数占总人
数（所有恐攻事件）的8％，而极右恐攻事件死亡人数占了总人数近一半。
然而，极右份子的恐攻事件的曝光度一直很低。在英国，直到最近国会议员Jo Cox被杀之
前，媒体和社会大众基本上从未将极右的恐攻当作威胁看待。（美国情况类似：据新美基
金会研究报告，自911以来，自称伊斯兰激进者在恐攻事件中致使一共26人死亡，而极右
恐攻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则达48人。然而，美国媒体偏向报导所谓伊斯兰激进者的恐攻事件
，而同时极右恐攻事件却很少见报。）
另外，〈欧洲的单人行恐怖主义〉研究报告显示，欧洲恐攻事件的受害者之中，大多数为
穆斯林和其它少数民族。这一事实也是有关恐攻的报导所避而不谈的。比如德国经常发生
的极右恐攻事件，穆斯林和其它少数民族都是直接受害者，而这些事件却经常不被看作恐
攻。德国官方记录显示，去年全国有将近1000起极右攻击事件，没有一件被定位为恐攻事
件。这些攻击行动的对象都是难民住处。比如在Bamberg这个城镇，警方发现极右份子计
划在2处难民住处引爆炸弹，幸亏发现得早，否则后果不敢想像。被逮捕的13名极右份子
来自当地名为“右派”（The Right））的政党，以及极右街头运动“Pegida”的分支“
Nugida”。
英国的极右恐攻事件在欧洲相当突出，警方在过去15年中爆破了38起恐攻计划。暴力一直
都是极右份子活动的一部分，恐攻计划自2011年不断增加，有时，它们得以进行：英国人
都会记得，2013那年，82岁的伯明翰人Mohammed Saleem在从清真寺回家途中被极右份子
谋杀。那时，没有一份报导将此谋杀称为“恐攻”。
这份〈欧洲的单人行恐怖主义〉研究报告就说明了，极右恐攻行动的伤害力强大，它是欧
洲“单人行恐怖主义”的主力。当国家将资源投入“防范穆斯林青年激进化”并监视整个
穆斯林社区之时，国家“防恐”机构却从未将极右暴力以及它发动恐攻的可能当作一回事
。经常是单人行动的极右恐攻份子，不被情报单位注意，它的威胁性也长期未被社会和媒
体正视。这种有选择性的看待恐攻，反映出社会本身对“安全威胁”认知的种族化。
这种族化总是突出个人和事件的国族根源，这现象在主流媒体对“威胁”的呈现中最清楚
易见。经常在事件尚未被调查之前，这些报导就会强调攻击者的国族背景，其引申意义鲜
明。甚至当事件不具任何政治性，完全不属恐攻事件之时，这些媒体仍特别突出个人的国
族“根源”：比如最近在德国发生的一名男子与女友吵架，一愤之下砍她致死的事件。
BBC竟出现了“叙利亚移民杀女人”这样的标题，非常具耸动性。试问，何时我们是以这
种语言报导本地英人的谋杀案？试想，您若看到“英人砍杀女人”这样的新闻标题，会做
何感想和结论？
“威胁”认知的种族化，也造成了社会大众对于同样形式的恐攻做出不同的诠释。如知名
记者Robert Fisk指出，一般而言，在欧洲发生的恐攻事件，倘若攻击者与国际恐怖主义
有关联，那么他就会被定位为“恐怖主义者”。然而，同类的事件发生在亚非国家时，这
“恐怖主义者”就不被称为“恐怖主义者”了。他仅仅被定位为“攻击者”。这一部分是
因为那些发生在亚非国家的事件受害者基本上在欧洲社会的关怀范围之外。另一原因是，
欧洲社会的反恐是以“文明对立论”为中心的：在它的论述中，“恐怖主义者”必是一个
毁害欧洲社会与文明的，意识形态上的外来者（目前这“外来者”主要被定为穆斯林），
它因而无法解释发生于亚非国家的恐攻。这就是为什么您看得到浩浩荡荡的“我是查理”
的反恐支援运动，却见不到“我是喀布尔”或“我是巴格达”。
＊作者为独立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