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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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kötter预估，在1966至1976年间，大约有一百五十万至两百万人在政治暴力中丧命。
用比例来算的话(当年中国有七亿五千万人)，稍小于文革前于印尼所发生的930事件。这
个数字，跟共产党领导人于更早的暴力、灾难中所造成的死亡数字，也黯然失色。40年代
，毛泽东赢得内战初期，就透过清洗“地主”、“反革命阶级”，造成数百万人死亡。而
更有上千万人，在50年代末期毛泽东所创的“大跃进”中死亡。
但让文化大革命如此不寻常的原因，是文革不只针对活人，也批斗人们数个世纪以来仰赖
的价值、准则。核心目的之一，是加快四旧的消灭：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旧思想。
所以家庭连结、文化传统、儒家的敬老原则跟学习，都成为毛泽东文革愤怒的目标。小说
家巴金，则称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精神大屠杀” — 有一点夸张，不过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的最后革命”一书中，Roderick MacFarquhar跟Michael Schoenhals引用的毛泽
东的话， “希特勒这个人更残暴。越残暴越好，你不觉得吗?你杀越多人，就更具革命性
。”
但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无政府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这是由毛泽东亲自操作，除掉对手，无
论真实的还是想像出来的，并除去共产党内部怀疑他智慧的人。饥荒后，毛泽东认为自己
被边缘化。为了重掌控制权，他要求学生、工人“炮打司令部”，也就是所有掌权的人
— 除了他自己，以及那些明确认可是毛泽东盟友的。到了1968年，几乎四分之三的中央
常委，都被冠上背叛者或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包括了时任国家主席、曾被毛泽东指定接班
的刘少奇。如果毛泽东把文革看做是打击对手的方法，也许他就停手了，但他希望更进一
步。陈伯达是毛泽东50年代早期的秘书，也是文革主要的宣传者，根据他的说法，毛泽东
认为要拨乱反正，必须要“跨越常矩”。这点他重复做到。
天下大乱
Disorder under heaven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很难处理过去的黑历史。比如说日本，就很难完全认知自己战时罪行
。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政府跟人民，与文革的故事搏斗。
对许多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文化大革命是场惊心动魄的经历，一个上位者谦逊、农工被鼓
励大声说话(只要他们支持毛泽东)的时代；一个学生可以搭火车自由拜访其他省分同志的
时代。
一个称做“乌托邦”的团体，在网络上推崇正统毛泽东主义，张宝华是其中一人。他最近
写说，中国现代的左翼分子利用研讨会、讲座跟其他活动来缅怀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他承
认，他们一直保持低调，免得遭到政府阻止。
中国现在许多领导人，都经历过文革年代。政治局(中共最高指导机构)七位常委中，有四
位跟习近平一样，有过下放到农村“向农民学习”的经验，包括总理李克强；掌管意识形
态的刘云山；反腐舵手王岐山。俞正声的妹妹，则因为同学的指控而自杀。习近平同父异
母的妹妹也自杀了。
许多加害者都还活着，不过要起诉的人太多了。有数百万人同时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红
卫兵施虐，也被虐。下乡学习的一整个年轻世代，有些变成狂热分子。虽然对一些人来说
，下乡的经历是解放，但对更多人来说，那是严酷的。女孩被强暴；男孩跟女孩都挨饿。
难怪老一辈的中国人不想回忆这段过去。
德国心理学家Thomas Plankers，在“中国灵魂的风貌”一书中指出，那些少数有过黑暗
过去的国家中，其人民在处理这段历史时，历史学家跟公共知识分子扮演重要角色，要克
服政治人物跟一般人不愿说出口的情况。这个过程，在中国并没有发生。
噤声的理由之一，是自我沉默；但另一个理由，则是毛泽东的独特地位。在前苏联，恐怖
犯罪的首领史达林，并没有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度(建立的是列宁)。而在中国，毛泽东身兼
恐怖犯罪的首领跟建国者。在毛泽东离世前，他说他一生最大的两个程就，一个是建立共
产中国，另一个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无法将这两件事情分开。邓小平曾在1981年时说，
“诋毁毛泽东同志，就是诋毁党跟国。”
那是无法被容忍的；因此官方历史学家，在邓小平的授意下，编造了一套小心翼翼的公式
。1981年中央委员会颁布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毛泽东“发动跟领导
”了文化大革命，而这是“严重的错误”。“但在林彪(毛泽东于1969-71年间选定的继承
人)、江青等人手上...事态全然不同。他们在(毛泽东)背后干了许多坏事，为国家跟人民
带来灾难。”随着建立这套说法，邓小平希望针对历史上一些议题的辩论可以停止。这有
点像是下了历史封口令。
大多人都遵循这套说法。有一些回忆录出版了。70年代晚期，一种称为“伤痕”的文学形
式出现，作家寻求说出他们的经历。3月时，邓小平主政时期曾任文化部长的王蒙，在改
革派杂志“炎黄春秋”上，说中国对反思文革“责无旁贷”。“中国人应该要干这个活、
中国共产党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学者干这个活，是中国人的历史与国际责任。”
但大众的讨论还是很稀少。多数中国历史学家，都回避写到那段历史。重庆的沙坪坝，是
唯一一个纪念文革中丧命者的公墓，那里埋着数百名遭红卫兵迫害而死的人，多数是因红
卫兵中的派系斗争。多数时间，那里是关闭的。各个博物馆内，也不会提那段历史。今年
，热爱利用各种机会庆祝周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将会继续对那十年保持沉默。
但无论官方如何忽视文化大革命，终究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对文革普遍的深恶痛绝，也最
终让邓小平所带领的务实主义者崛起；而邓小平开启了中国的经济跟社会改革。但也使得
一般人对政治更加痛恨；牛津大学历史学家Rana Mitter发现，曾受过毛泽东永无止尽政
治宣传、政策剧变之苦的老一辈中国人，将他们对政治的幻灭，也传给下一代年轻人。
Plankers认为，中国人不寻常地执著于做生意，也许部分理由是因为。想保护自己不受文
革中体现的任意权力更迭影响。
失败的继承
Failure’s inheritance
而最终意识形态取得胜利的这场十年浩劫，各种行动并没有让中国领导人去进一步思考，
要如何避免权力在不受限制时所带来的派坏性无常。这种不作为之中，有个罕见的批评，
是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在2012年说的，若没有成功的政治改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悲剧，也许会再度发生在中国”。
文革的暴力性，以及许多官员声称是其受害者，也许解释了为何中国经济的自由化，没有
同时带来更进一步的民主。对西方人来说，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抗议的学生，跟二十年前
聚集在同一个广场、嘶吼著毛泽东口号的红卫兵，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对中国领导人来说
，这是有某种联系的：文化大革命是某种形式的“大型民主”(毛泽东这样称呼)，老百姓
被赋予权力，可以去推翻他们所憎恨的官员。1989年的学生，也许不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但如果他们有机会，根据中国官员的逻辑，这些学生也会做出跟红卫兵相同的行为 — 带
著混乱、报复的愤怒。他们没有任何证据，他们也不需要。文化大革命的恶梦，持续阻扰
著中国的民主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