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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波利之战与两个国家的诞生
土耳其恰纳卡莱——旧日的战壕犹在，切割着狭长的加里波利半岛(Gallipoli)上碧绿的
山坡。半岛和港口城市恰纳卡莱(Canakkale)隔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相望。海峡连
接着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一直通向伊斯坦布尔。成片的墓碑，从近海的滩头向内陆延伸
，纪念着近一个世纪前在这里死去的年轻人们。他们当中有英国人、法国人、澳大利亚人
、新西兰人，也有其敌对阵营中的奥斯曼土耳其人。
今天，这里已成为受到良好保护的国家公园，橄榄树园比比皆是，其间杂陈着种有番茄、
西瓜和向日葵的田地，为死者的安息之地献上乡间特有的宁静。对前来瞻拜昔日战场的访
者而言，这里是片神圣之地。他们大多来自土耳其或澳大利亚，前来缅怀奠定了国家基业
的先烈们。
近百年前，在这里，一战本将朝着有利于协约国的方向进展，结果此地却成为那次世界大
战最血腥的战场之一。
1915年三月，僵持在欧洲战壕苦战中的西方协约国，决定采取时任英国第一海军大臣的温
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策划的一步猛棋，即开发一道新战线，以控制达达尼
尔海峡，并进一步占领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从而让新近加入战争的德国盟友土
耳其退出战争。计划以炮轰土耳其沿达达尼尔海峡建起的军事堡垒展开，此举受挫后，英
方指挥官命令展开登陆进攻。在当时，这是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行动。
九个月的惨烈战壕战下来，协约国折兵十数万，却没有太多斩获，只得撤兵。至此，英军
战死四万，澳军八千，土耳其军死亡六万。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加里波利之战在历史中的角色，超过了军事范畴的普通意义。对于英
法而言，尽管它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两国却不乏更多、更重要的大战役。但是，在土耳
其和澳大利亚人心中，加里波利这场恶战的重要性被放大了，成为定义其当代国家身份的
基石。
除此以外，这场战争也对20世纪的两位政治家影响深远。一位是丘吉尔，因此次战略实施
失败而被贬职；另一位是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Mustafa Kemal Ataturk)，彼
时只是一名年轻军官，因在加里波利作战有方而开始声名鹊起，最终成为了“土耳其共和
国之父”。
另外还有一人由此出现在历史的镜头中，他就是基思·阿瑟·默多克(Keith Arthur
Murdoch)。他在采访报道加里波利之战的过程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也似乎预示了几十年后
另一个姓默多克的全球级新闻大亨的出现，而那正是基斯·默多克的儿子，鲁伯特·默多
克(Rupert Murdoch)。
1915年9月，加里波利之战仍在血腥上演，而军方的严格新闻审查使战况新闻无法到达澳
大利亚本土。于是，基思·默多克在赴伦敦开设新的记者站以更好地报道欧战的路上，特
意经停这个半岛。他随身带了一封澳大利亚总理的书信，特派他调查战士们的邮政服务待
遇。
鲁伯特·默多克在一次采访中说，这封信“我看多少是个幌子”。他的真实目的是亲眼看
看那里的战况。触目惊心的残酷真相，让他相信英国将领指挥无力，澳大利亚的战士们在
奔赴前线白白送死。他于是同意将一位驻加里波利的战地记者记录战况实情的密信带到伦
敦。
当作战总指挥、英国陆军上将伊恩·汉密尔顿爵士(Sir Ian Hamilton)发现基思·默多克
这个违反了军内新闻审查条规的计划后，便将他扣留在法国的一个港口，并将信件销毁。
当默多克辗转到达了伦敦，他在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开始
自己撰写关于加里波利的书信。
鲁伯特·默多克回忆父亲给他讲述的这段故事，说，“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泰晤士报》
的总编在门口探头问道，‘小伙子，你在写什么？’”
基思·默多克如实地回答了他。鲁伯特·默多克说，总编读了信说，“这个我可要拿给老
大看看。”这个老大指的便是报纸的所有人北岩勋爵(Lord Northcliffe)。北岩勋爵读了
信，将其转给当时的英国首相H·H·阿斯奎斯(H. H. Asquith)。这封8000字的信，详细
描述了基思·默多克所说的“我们历史中最可怕的一章”，并作为英国政府文件发表，在
英国做出解职汉密尔顿将军、撤离半岛的决定中起到重要作用。
鲁伯特·默多克评论说，“我父亲确实在这个事件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也很是引以为荣
。”
此后，基思·默多克遭到了来自英国的尖锐批评，谴责他违反新闻审查规定。包括丘吉尔
在内的很多英国当权人物，都对他耿耿于怀。鲁伯特·默多克说，“但是他问心无愧。”
最近，维基解密的创始人、澳大利亚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还引用了这一历
史事件，以表明自己绕过政府保密规定的做法是正确的。
遭受挫败后，澳大利亚人萌发了如许多历史学家所说的独立于英国殖民统治之外的、关于
国家意识的星星之火。鲁伯特·默多克说，“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便是澳大利亚人真正的
国家认同感的起点。”
近年来，历届澳大利亚政府大力推广战地游览活动，鼓励专题纪录片的制作，引发了年轻
一代澳大利亚人对加里波利之战的关注，尤其在一战百年纪念临近之际，更是如此。近期
，澳政府通过抽签方式选取了8000名民众，参加明年在土耳其的海滩上举行的纪念活动。
“当时，澳大利亚正在寻找一次‘抛头颅、洒热血’的机会，以此为契机铸就国家和民族
观念，”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彼得·史丹利(Peter Stanley)说。他的解释是，澳大利亚终
结英国统治、获得独立，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与英国谈判和公投实现的。
他说，“但在那个年代，人们认为国家的独立是用鲜血换来的。”
这场战争的胜利，让土耳其人在帝国的边缘地带终结了奥斯曼帝国过去数十年中屡战屡败
的历史，新的民族主义由此萌生。新的领袖也诞生了，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
人称“凯末尔”，带领土耳其在战后走向国家独立。彼时的凯末尔只是一名年轻的军官，
带领他的战士们在登陆日迎击了入侵的澳大利亚军队，赢得了军事奇才的美名。
然而，近年来在土耳其，关于加里波利之战的历史评说变得复杂起来。在雷杰普·塔伊普
·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总理领导下的伊斯兰政府，竭力淡化曾建立非宗教政
府的凯末尔的历史影响。在土耳其政治风云中曾起了重要作用的军队，而今在埃尔多安总
理的领导下被排挤到一旁。
加里波利之战从而被重塑为一场圣战，在宗教派和世俗派两极分化的斗争中又添了一笔墨
迹。
常年担任加里波利战场导游的凯南·切里克(Kenan Celik)说，“伊斯兰主义者会说，‘
我们战胜了异教徒’；而凯末尔主义者会说，‘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这是对战争截然
不同的诠释。”
切里克说，在土耳其，很多保守派市政府都组织了免费的战场游，由导游向公众宣传，“
伊斯兰有多么伟大”。
他还说，近年来到此参观的成批的信教游客“都来自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中部。他们没
受过什么教育。听到什么就信什么”。切里克说到这里，面露不悦。
这段共同的历史将土耳其和澳大利亚紧紧联系起来。1934年，凯末尔曾撰写了一封著名的
书信给澳大利亚的母亲们，信上说，“他们在这里失去了宝贵生命，也就成了这片土地的
儿子。”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就筑有一个凯末尔的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