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n.nytimes.com/world/20140828/cc28paris/zh-hant/
在巴黎站街的中国妇女
“我在这里，”阿英指着贴在墙上的一张照片。在一群戴着白色面具的人群中，阿英站在
一张写着抗议标语的招牌后面。那是去年三月，在法国政府提出惩罚嫖客的法案后，总部
在巴黎的世界医生组织(Doctors of the World)旗下的荷花车，在国民议会大厦前发起的
抗议游行。这条法国政府意在消除卖淫行为而打击嫖客的提案，引发全法性工作者抗议。
法国对卖淫的态度，始终处于模棱两可的暧昧界线。一方面，法律并未将卖淫行为列入违
法犯罪行列。另一方面，在街头拉客，和有组织的卖淫，却又都被法律禁止。
阿英（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仅用其名），和其他100多位一辈子从未走上过街头抗议
的中国性工作者，在“我们要自由要生活要权利”的标语前，用她们并不熟悉的语言抗议
。她们知道，法国政府惩罚嫖客的计划，归根到底是剑指她们赖以生存的行业。
巴黎街头的阿英们
阿英和她的同行姐妹们通常站在巴黎十三区华人超市前的梧桐树下，等候客人。在法国媒
体眼里，这些来自中国的女人颠覆了印象中的妓女固有形象。她们平均年龄在40来岁，没
有招摇的露骨打扮，给人的第一感觉，无非就是买菜后三三两两地站在街边唠嗑打发时光
的家庭妇女。
现在，这个低调的群体在令人吃惊地壮大。“目前来我们这里寻求帮助的中国性工作者已
经超过1300位，”荷花车的负责人天木·朗(Tim Leicester)说。作为专门帮助华人性工
作者的人道主义项目，荷花车在2002年成立初期，所统计到的站街华人妇女不到200位。
在意识到华人性工作者的卫生安全，自我保护意识极度缺乏后，世界医生组织决定创建荷
花车，招募能说中文的志愿者，旨在从医疗健康方面引导帮助这个群体，而后者也因此被
称为“荷花人”。
荷花车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了巴黎的华人性工作者的处境。她们中的80%独自生活，也就
是说她们并非受到非法组织的控制。她们的平均年龄在42岁，90%的人在中国至少有一个
孩子。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承认，她们曾经有过传染性性病。46%的妇女没有定期做
妇科检查。她们中的70%已经遇到过在接待客人的时候没有安全套的情况。但将近一半的
人并未做过艾滋病病毒测试。更令人不安的是，她们中的很多人认为，在没有保护情况下
的性交后，只要做阴道冲洗即可以避免艾滋病的感染。
“我遇到过一位46岁的妇女，她连怎么用避孕套都不知道，没有任何安全保护意识”，已
经在荷花车做了两年义工的台湾女孩崔云飞很担忧地说，“有的客人提出不用安全套的话
就多给7-8欧元，有的妇女也会答应，因为她们需要钱。”
相较于巴黎的其他性工作者，荷花人的服务价格相当廉价，仅仅从20欧元起步，这相当于
在巴黎喝一杯鸡尾酒的价格。“大方一些的客人会给50欧元，” 阿英说。
不会法语，没有合法居留，被当地华人社会鄙视和抛弃，急需赚取生活费和偿还透过中介
或者旅行社来法国的高额费用——让这些荷花人成为最脆弱的和外界绝缘的一个群体。
在法国，华人社会的两大分支，分别是已经进入第二第三代移民的温州人，和新移民东北
人。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在工业转型后出现大量国有企业倒闭，失业率一度
高达30%，而女性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大多数东北移民以旅游者身份，或者是过境方式抵
达巴黎。他们大多来自城镇，接受过教育，其中70%是女性。
荷花车所统计的1300多人的群体，主要来自于中国东北。失去工作，导致经济上的困难，
与丈夫矛盾的升级，尤其是担心无法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这些因素导致她们飘洋过海铤
而走险。
城东的美丽城，是巴黎市区最复杂的移民聚集区之一，除了华人移民外，这里也是传统的
阿拉伯移民聚集区。来自东北的性工作者沿着美丽城地铁口一带的大道分布开，因子量庞
大已经成为非常醒目的群体。而从中国南方来的阿英们，则将巴黎东南部十三区的唐人街
一带视为她们的领域。对于这些荷花人，她们的主要客人是阿拉伯人和黑人移民，年龄较
大的法国人，以及极少的亚洲人。“中国人不会找我们的，他们嫌弃我们太老，”阿英说
。
阿英的赌注
四年前，已经50岁的阿英怀揣1000欧元现金，从江西途经香港后飞抵巴黎。此前，她从朋
友那里听到的关于法国的描述是，“那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有很多法国人不愿意做的职
位在等着”。这句只说对了一半的传闻，让阿英狠了狠心，下了她这辈子最大胆最疯狂的
一个赌注。“反正我也是一个人，这辈子就没好好活过” ，两个月前，在巴黎荷花车的
办公室，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阿英不甘心地说。
50岁以前的半辈子生活，一下子被这位自称为“没文化，去工地每月到头就拿到几百元”
的女人全部否定。1990年，阿英结束了11年的婚姻。“我们是没有感情的婚姻”，阿英现
在说起来依然认为那是她的不幸。离婚后，她带着孩子在当地一家建筑公司工地工作。
2000年阿英下岗，此后每月领取300多元的生活补贴。
“生活很难。听朋友说来法国做阿姨到餐厅打工都可以赚到钱。”就这样，从亲朋那里借
来凑满旅行社张口要的12万人民币后，阿英用这笔她这辈子从未见过的大数目，换得一纸
命运未卜的旅游签证。
“我是想，再怎么也不会比以前过得坏吧 ! ” 但是，接下来的剧情远非阿英在国内所能
编写出来。
在巴黎的第一周，阿英找到了一个每天只要花费5欧元的搭铺床位。这应该是在巴黎能找
到的最廉价的铺位了。这种非法的地下旅舍，通常是一位华人房客或者房主将房间分割成
若干小空间，再密集地摆上双层铺出租给需要的华人。在一间50平米客房内，大体上要挤
进去20多人。他们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小厨房，连上厕所，做饭都要排队。因男女混居
，性侵犯也是一大问题。这类地下黑旅舍，面对的是华人圈中最底层的失业者，无固定居
所，和无身份证群体。
完全不会外语的阿英，从巴黎戴高乐机场抵达唐人街区后，每天唯一能做的，就是到那些
亚洲超市前贴满的小纸片广告堆中去淘自己的运气。
十天之后，阿英终于松了一口气。她找到了到法国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个开服装店的温
州老板家里做保姆，除了可以免费吃住，雇主还承诺她将得到900欧元的月薪，这要比她
在中国工地上干苦力得到的报酬高出十多倍。前提是，一天的工作从早晨起床后一直到深
夜就寝，没有间断，没有周末休息日，没有保险，没有任何保障。在法国将一周35个小时
工作制的最低工资标准以法律保障的形式，固定在1337欧元（税前，2010年标准）的时候
，阿英用以上代价抓住了这份在法律之外的“幸运”黑工。
在离巴黎300多公里的68省，阿英的任务就是带三位分别是2岁，6岁和12岁的孩子。一个
月后，她拿到手的只有800欧元。“他们说我没有经验，又说我不会做菜，就扣了我100欧
元。”做了六个月保姆后，尽管离12万债务的目标还很遥远，阿英还是辞去这份让她受到
羞辱无法忍受的工作。
“真的很难。我照顾三个小孩，最大的那个孩子，看到我就象看到瘟神一样，还动不动就
骂我。我当时就是想不通，法国的儿童教育怎么这么差，怎么教的，孩子一点礼貌都没有
。” 阿英低声地重复，“真的很难。”
一切都离阿英在中国时所能想像到的法国生活太遥远。
折回巴黎半个月后，阿英找到了第二份工作，还是在一个温州家庭做保姆。这个时候，阿
英已经很清楚，不懂法语，没有合法居留，她能得到的最好工作就是在华人家庭打黑工做
保姆。
这一次，阿英去了离巴黎很远的法国南部的波尔多郊区。在南部的11个月时间中，阿英的
生活被孤独牢牢地控制着，她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否变得不太正常。“没有人说话，又不
敢出去。主人他们是开餐厅的，都是晚上11点以后才回来。我经常就是对着两岁的孩子说
话，自顾自地说话。”阿英说这话的时候，视线离开了一直盯着的那杯可乐，黯淡地望着
窗外，巴黎已经令人绝望地下了一周多的春雨。
回到巴黎后，阿英决定不再做保姆，问起当时的感受，她说 : “自由，就是自由了，一
下子觉得自由了。”
和大多在巴黎的中国性工作者一样，先经历了在华人家庭或者工厂中魔鬼般的不公平待遇
后，在债务，房租，伙食，精神的各种压力中，她们最终加入站街女的行列。
地下的工作
再一次和阿英见面时，在巴黎十三区的一家咖啡馆，离她的工作地点大约200米。那天巴
黎还是下着小雨。阿英穿着一件天蓝的夹克，还是两周前那条粉色的围巾，她说，这些衣
服大多都是从国内邮寄过来的，“因为便宜很多。”
阿英说起了法国媒体一笔带过的四月惨案。那是在巴黎十区，一位55岁的中国性工作者在
自家被嫖客捅了十多刀后死亡。警察破门而入时，死者赤身裸体满身是血，屋内还有一位
来不及逃走的五十来岁北非移民，这位手上身上沾满了血的男子正是嫖客。
“你害怕吗?”
“怎么会不害怕。前几天又有一位姐妹被客人打，半边脸都被打肿了。”
“报警了吗? ”
“她也没有纸张（合法居留的意思），怎么敢去报警 ?”
没有身份而不敢去报警，越来越成为被人利用的无可弥补的缺陷。“现在的坏人越来越多
”，阿英指的是那些占了便宜而不给钱，还使用暴力的客人。“有的时候我看客人有点不
对，就会叫上一位姐妹一起下去。否则在下面，叫也没人听得到，被人打死都不知道。”
下面，指的就是这些巴黎荷花人的工作地点。
2012年底，从《巴黎人报》，法国新闻广播电台，到免费报纸《20分钟》，法国媒体轰炸
般地报道华人妓女将地下室变成接客的场所。对法国人来说，这是难以置信的工作地点。
在繁华的唐人街一家超市对面，阿英乘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场。她用她的姐妹从客人那里搞
到的钥匙，打开储存间与车库之间的大门。粗加工的灰色水泥墙面和几扇门上，用暴露的
法文写着婊子等不堪字样。再拐到通道的尽头，那里有一溜两排的小储存间。阿英推开一
扇门。空间内没有光源，浓重的精液气味从黑乎乎的空间散发过来。阿英打开手机上的灯
源，灯光打在那张将储存间塞得满满的单人床垫上，没有床单，污秽不堪。屋里没有窗户
，床垫边的一张铁制椅子下堆满了用过的卫生纸。“ 这种地方，最多待上半个小时，”
重新钻出地面后，阿英松了一口气说。
两个月前，巴黎警方在九区又一次发动了专门针对华人性工作者的围捕行动，数十人被抓
。因为居留证问题，在巴黎短短的三年时间内，阿英被警察带走不下三十次。2010年8月
，阿英递交了她的首次难民身份申请。受益于她的难民申请者身份，在移民局给出最终结
果之前，阿英得以每次被释放。但，在这些申请难民居留的荷花人中，大约只有1%的人可
以如愿以偿地得到长期合法居留证。在连续拿了6次短期居留后，想通过难民申请取得合
法居留的门已经彻底被关上。也就是说，阿英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在法国合法地生活下
去了，除了结婚。
阿英也有一位法国男友，那是她曾经的客人。 “我那老头，他不愿意结婚。”阿英很冷
淡地说，“我这辈子过得不好，现在就是想赚钱。我不是被强迫的，我是自愿的。”
现在，阿英买了电脑，唯一目的就是每周上几次网，通过视频看看在江西老家的儿子以及
孙子。“孩子赚钱生活那么难，作为母亲，总是要帮助孩子吧”，阿英解释她的赚钱动机
。
对于未来，阿英说没有任何计划。“被抓到，就回去吧，还能怎样。” 阿英没有表情，
似乎看破红尘。对于这一点，她知道，并不在荷花车帮助范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