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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教育札记
共同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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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以来，每逢总统大选，总会出现至少一组的“怀念旧时代”型候选人。2024总
统大选舞台上也不乏这样的角色。
所谓旧时代，指的是为维护独裁统治，不惜剥夺人民基本自由、侵害人权的威权统治
时期。许多在戒严时代自认“安居乐业”者，至今虽乐享自由民主，却仍深信弱肉强食的
威权价值。
我们邀请到前促转会委员叶虹灵分享她在促转会的工作经验，从她的分析，可以稍稍
了解为何台湾社会价值的分歧如此之深。台湾有可能在人权保障和面对历史的态度上寻求
共同底线吗？下一任总统和所有的台湾人，如果不努力深化民主价值，势必会被价值的对
立继续困扰。
同一难题的延伸意义，是台湾内部认同威权价值者，很容易臣服于中国大国崛起的霸
道主张。一个不断扩张恶意的帝国意味着什么，在帝国政治中心和前线的厨师，可以提供
独特的视角。我们邀请卫城出版社总编辑张惠菁介绍《克里姆林宫的餐桌》，以及波兰籍
作者沙博尔夫斯基，谈作者所关切的威权统治经验，以及他和父亲曾经长期不说话的个人
遭遇。
是不是听起来挺熟悉的？难怪沙博尔夫斯基在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刚结束时第一次来
台，跟读者的交流热络，彼此有强烈共鸣。东欧离台湾其实很近，看乌克兰被侵略的乌俄
战争和《克里姆林宫的餐桌》就知。( 冯贤贤/[时事与观点] 主编)
◎叶虹灵 / 台大社会所博士候选人，曾任职前促进转型正义委员
在台湾讨论转型正义，有时会遭受批评，认为它紧抱过去，不肯往前。这种观点仿佛认为
，透过视而不见和听而不闻，人们可以抛下过往，迈向未来。然而，无论我们喜欢与否，
有关威权统治历史的问题，包括如何诠释或评估过去，甚至评断个人曾经扮演的角色，仍
然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持续浮现，很难回避。人们讨论历史的方式有时显示出，即使在记
忆和认同分裂的台湾，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共识。而有时则明显需要更多努力。近期郭台铭
和侯友宜的例子可以作为对比。
当“依法行政”成为体制参与者标准答案
最近，郭台铭在谈及台湾面临战争危机时，遭到指责说他在主张“恢复警总”，开民主倒
车。郭的办公室迅速发布逐字稿，澄清他的话被断章取义，他只是在表达基层的担忧，并
无此意。有关此问题的争议迅速平息。似乎大家对于警总在过去几十年对台湾社会造成的
血泪和影响已有共识，无需讨论是否恢复。另一方面，当侯友宜被问及当年明明曾有数种
方案，却对郑南榕选择最激烈的围攻手段时，他的回答包含“问心无愧坦荡荡”、“再来
一次仍依法行政”、“是在第一线执行，接受上面（按：检察官）的指示行事”等。支持
者赞扬他坚定的立场，批评者则抨击他缺乏反省，意见分歧。然而，我觉得这个回应似曾
相识，想起我在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工作期间，曾访问过的多位退休情治人员，他们几乎
都说了类似的话。
过去我们对于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历史的理解，很大一部分来自政治受难者的口述或访
谈。他们在描述自身被逮捕和审讯的过程时，对于参与“压迫体制”的人有着详细描绘。
其中少数人，甚至能清楚记得逮捕或讯问者的身份和行为。他们描述如何面对威胁利诱的
精确计算、毫不留情的虐打和轻描淡写的宣判，单是阅读就令人心惊。陆续出土的大量档
案则揭露了更多资讯，例如军警情治人员的职位和姓名。然而，整体而言，对于参与这庞
大威权体制运作数十年的人们，我们对他们的背景、执行职务的方式，以及他们对这份工
作的看法、对威权统治的认知以及对转型正义的看法知之甚少。因此，在进行访谈之前，
我和同事们有各种想像，他们面目可憎吗？面对具体案例，他们是否会推说过了太久而不
记得，或是表达后悔和道歉？
没有“加害者”的压迫体制：参与者均将责任推卸给他人
结果，虽然样本数有限，且以较晚期如七、八零年代的案例为主，但这些涉及不同职级和
工作内容的人们面对自己过去处理的案件，多主张他们当时是公务员，就必须按照法律行
事。有人表示“再判一次我还是会一样这样判，我不会改变初衷”（注）也有人说：“也
许它的严谨度你看起来很奇怪，这个我就只能讲说我是执法的人，恶法亦法，我是执法人
”。
综合不同部门的访谈结果，对于造成上万案政治案件的悲剧，几乎所有人都倾向将责任推
卸给他人。军法官常被视为主宰受难者的生死大权，有人在访谈中自比为生产线上的罐头
：既然军事检察官已经起诉，当然要判罪。当我们问军事检察官，如何看待情治机关送来
的案件，毕竟他们恶名在外，多数人的回答是，尽管有人声称被逼供，但倾向相信机关，
毕竟大家都是公务员。何况还有法官在把关，如果证据不足，就不用担心冤判。进一步询
问办案人员时，有人表示在案件的各个阶段，都受到情治机关龙头，也就是国安局的“指
导”。总而言之，一切都是依法行政，如果有问题，那就是其他部门（或其他人）的问题
。至于谁该为这些案件负责？大家的回答是国家、法律、体制或政府，只有一人提到是当
年的政府最高层，也就是总统。然而，没有人谈到自己扮演的角色和责任。
如何寻求“所有人安居乐业”的共同底线
要进一步了解这些有意无意的切割以及合理化自身行为的原因，还需要进行更多的调查和
分析。然而，其中一位前军法官的话，颇能解释这些似乎停留在上个世纪的反应。当讨论
到长期戒严时，他说：“以我们执行者的角度来看，没办法评，我们当时也没有感觉到戒
严的气氛，我们安居乐业，有感受到的就会感受到，没有感受到的就是没有，就会两极化
。”
无论是解严前后的警察，戒严时期的军法官或情治人员，尽管工作内容、角色与法律赋予
的职权不同，但他们都是法律上所定义的“威权统治时期”下的公务人员，服务于压迫体
制。他们的价值观和养成训练有着历史的痕迹。然而，在解严、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
条款》、《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及《惩治叛乱条例》，修正《刑法》一百条等民主发
展多年后，回顾过去，这些人应该回答，他们所宣称执行的“法律”是什么法？代表着什
么意义？这些“执法”曾对同胞造成了怎样的伤害？作为曾经掌握公权力的人，他们应该
面对仍然在世的当事人或家属，表达怎样的态度？民主的洗礼是否曾改变他们的价值观？
有些人面对促转会已经回答了。我们希望还有更多这样的追问继续发生。
威权体制的参与者们，如何回应（或不回应）这些问题，台湾社会怎么看待这些过程，最
终涉及人们对待历史的观点。这其中涉及不同价值观和理念的碰撞。与其担心这些讨论可
能加深分裂，不如把它视为一个机会，作为从过去到现在，仍持续面对外在威胁，但内部
众声喧哗的台湾社会，一个寻找共同底线的机会。
4.附注、心得、想法︰
※ 40字心得、备注 ※
但是
在底线尚未完全确定之前
一而再再而三
有人破坏拉低底线
还要引入外部破坏底线
不是一发子弹送他
旧式送回对岸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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