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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康专文：渔阳鼙鼓动地来—中国的内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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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16日3点30分，俄罗斯空军携带6枚匕首超音速导弹，黑海舰队9枚Kalibr导弹，
还有3枚S-400和伊斯坎德尔M型陆基导弹，共计18枚从北东南不同方向对乌克兰基辅发动
了袭击。18枚导弹全部被击落拦截，这是人类空战史上的首例，即戳破了俄罗斯超音速导
弹不可拦截的神话。
一、惊醒内亚
此际，正盛传乌克兰将对俄“春夏大反攻”，但是哲连斯基一再强调他需要更多时间准备
，现已五月中旬，若反攻未启动，则战事恐拖延，“后俄乌战争时期”（post R-U-war
era）不会到来，可是普京不胜即败，比战争更大的失败，乃是“大俄罗斯”意识形态的
再一次崩解；接下来，全世界会不会看到诸如俄罗斯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瓦解、军
队倒戈，包括普京被绳之战争罪犯归案，以致联邦解体等等更大的动静，则是“后俄乌战
争”了，这个大动静会发生在俄罗斯东头的中亚腹地，俄罗斯欧洲板块怎样，已经不足为
奇。
“中亚”背后是广袤的“内亚”，和整个欧亚大板块的纵深。内亚一东一西，正有两个强
权，西边的俄罗斯在衰败，此刻又被拖进战后泥潭；东边的中国正在崛起，欲与美国争夺
霸权，其“一带一路”，所谓“丝绸之路经济带”，正要穿越这个不确定地区。
所以这个“春夏大反攻”意义深远，可能将演化成一次非同小可的历史杠杆作用，此扑朔
迷离，恰在俄罗斯的大颠覆，势必影响北京，也肯定缓解台海局势，网上名嘴们众口一词
：普京输掉侵乌的直接教训，将是遏止习近平侵台。
广袤内亚的东缘有个新疆，习近平在那里实施“种族灭绝”政策，形同摧毁那里的一切制
度建置，恰与内亚正在酝酿的无政府状态吻合。美国作家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曾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欧亚大陆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称：
‘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斯坦正隐约浮现的危机可能加
剧这种危险。这些威权国家持续的稳定令中国愈加易于控制其自身的中亚少数民族，但时
间或许正在耗尽。这些政权中的一些，是由同一批具有勃列日涅夫时代中央委员会委员特
点的人士领导，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他们一直执政。如今，这些领导人正在老去，他们的
政权合法性可疑，他们的经济依旧与俄罗斯和中国自身渐趋放缓的引擎保持联络，他们的
人口正变得更加伊斯兰化。也就是说，对中亚来讲，爆发一场类似阿拉伯之春的运动，时
机或许已经成熟。’
二、15英寸降水线
“内亚”在中国历史和中文语境中，究竟是什么？
‘人们还记得秦始皇修的古长城吗？如今它还沉睡在沙漠之中。茫茫流沙从北方一步步蚕
食过来，狂风雕塑着它，仿佛它是一个千年的流放者，躺在这荒漠之中，凝固成一个没有
答案的沉思。’（《河殇》）
我三十年前写下的这段文字，至今还可以读出一股悲凉来。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论断长城是农耕民族的最后疆界，随后中国史学家黄仁宇有一惊人发现
：长城恰与十五英寸降水线重合，从而证实了李约瑟的设想。
至于长城，其实是一个很浅近的图腾，在历史上找不到什么描述。对它大概只能追溯到抗
日战争时期，它成为从历史上借来的“抵御外寇”的一个符号。可是如果你梳理一下历史
，会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是个错觉。满清八旗就是踏破长城，灭了朱明。这个明长城，
还比早先那个秦长城，退缩了一千华里，哪里谈得上“抵御”？黄仁宇说“十五英寸降水
线”是农耕文明的边界，正好跟明长城重合。最妙的是，一部关于长城的电视片里，又在
陕西的长城拍到了“华夷天堑”四个字！谢选骏写过一本书《神话与民族精神》，其中分
析长城，剥离它的精神是“保守防御”。这并不是说，我们主张扩张、侵略，而是说中华
文明对挑战的应对，是防守型的。
‘王鲁湘在引入选骏的观点时，又表现出异常谨慎的学究气。他翻阅了大量关于万里长城
变迁的考证史料，对比了秦长城与明长城在建筑时的截然相反的动机和时代背景。他其实
还在遵循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态度。当我告诉他，鲁湘似乎并不激动。忽有
一日，他如获至宝地大声叫道：“夏骏，赶快去借一部新拍的长城电视片，我从那里看到
陕西红石峡长城上有‘华夷天堑’四个字，真是铁证如山。’（《龙年的悲怆》）
然而我始料未及的是，“没有答案的沉思”，却要在三十年后才能解开。
至此，我读到至少四种关于内亚的论述，试分而述之。
三、胡汉碰撞融合
华夷之争，在中文和中国历史语境中即“胡汉之争”，我在议论台湾名医兼畅销书作家陈
耀昌的“百越密码”时写道：
‘关于“华夏与百越”，还有另一种划分：“蒙古人种”与“马来人种”，总之也是南北
两个人种，所以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分道扬镳，走到南方去的就是马来（百越），走到北方
去的就是蒙古（华夏）。那麽，蒙古高原乃至俄罗斯草原上的胡人呢？他们称为“突厥”
，无疑也是蒙古人种，但是不属于汉族，“胡汉之争”毋宁是这个大陆板块上两千年历史
的主题。’
“胡汉之争”这个亚洲大陆上两千年的主题，自然也是所谓史学之眼，中古史的重中之重
，其大家非陈寅恪莫属，他早在四十年代所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指出胡化、汉化
问题实际上是胡汉文化的对立，判别胡人和汉人是以所受文化，而不以种族和血统为依据
，并一再告诫治史者：“此点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若不明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
”史家陈寅恪的“民族和文化”之眼，在今日中国学界恐已废弛，因为习近平对待中国西
北乃至中亚的政策，已经倒退到种族纠纷与压迫。
唐朝人对河朔地区“胡化”现象多有观察者是杜牧，如《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自天
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
饮酒策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镇州有儒者黄建，镇人敬之，呼为先生，
建因语生以先王儒学之道，因复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数万里，可以燕赵比者百数十处，有
西京东京。……（入王屋山）始闻《孝经》、《论语》。”这都说明当时社会文教之浅薄
，河朔地区尚武轻文。杜牧的论述，也被司马光收录到《资治通鉴》中。
自然，唐代史料对陈寅恪影响很大，1942年他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上篇《统治
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分析中央与河朔集团关系时，指出河朔地区与中央存在着严重的
文化对立，由此得出结论：“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它藩镇与中央之问题，其
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
他指出，汉魏西晋时为文化水准很高的河朔地区，在唐玄宗文治灿烂之世却转变成了胡化
地域的原因，是由民族迁徙造成的。迁徙于河朔的少数民族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东
北少数民族 ；其二是西亚人，“中亚羯胡必经由中国西北，而渐至东北”，中亚胡人东
迁有三个重要的时期，“其远因为隋末之丧乱，其中因为东突厥的败亡，其近因或主因为
东突厥之覆兴。”分析中亚胡人乃陈寅恪用力最多、文章篇幅最长的研究，他通过爬梳大
量有关河朔将士族属的记载，并结合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勇健善战、善于经商，判
定康、安、石等姓均为中亚月氏胡种（昭武九姓）。
他根据中古时代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史实，提出了著名的“关陇集团”、“山东集团”
、士族门阀社会、“胡化说”等新史学概念。在陈寅恪看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隋唐这数
百年里都属于门阀社会阶段。门阀家族势力的盛衰，对王朝的兴灭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例
如，形成于西魏时期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就是解读西魏、北周、隋、唐历史的一把钥匙
。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是关陇地区胡汉大融合的产物，令人惊叹的是，北周、隋朝、大唐的
统治者都出身于关陇集团。该集团开创的“关中本位政策”，一直影响到唐朝。而在唐朝
，不仅有四方少数民族汉化，也有河朔汉族百姓“胡化”的现象。陈寅恪的研究对中古史
有框架性影响。
在崇奉中华传统的钱穆眼里，汉胡之争即华夷之变，他说得很沉痛:
‘中华之受制于异族，有三期焉: 一曰五胡、元魏，再曰辽、金、元，三则满清。当元
嘉之末运，一时名流胜望，相继南迁，其留而在北者，犹守旧辙，务经学，上承两汉之遗
，皆南士清玄之所鄙吐而不道者。然而胡姓之贵，受其燻陶，绵缀不绝，卒成周、隋之治
，下开唐基，此第一期也。辽、金用汉人，仅保所掠而已。元人挟其武疆，最鄙汉化为不
足尊，其治无可言。时则中华之文运几辍，然譬如严冬雪虐，枝叶虽辞，根赅无伤也。故
明人之学，犹足继宋而起。满清最狡险，入室操戈，深知中华学术深浅而自以利害为之择
，从我者尊，逆我者贱。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其为人
高下深浅不一，而足以坏学术毁风俗而贼人才。…说者犹谓满清入关，足为我所同化，政
权虽移，中华之文运依然，诚浅之乎其为论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
当然，陈钱两位大家皆断言，安史之乱使盛唐嘎然而止，中华文明始有越变越南的趋势。
四、“永恒的压力”
余英时教授分析胡汉之争，更延伸到向海洋发展的新命题：中国的文明，为什么呈现了一
种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扩展，又向海外扩展这么一个长达一两千年的态势？这就是因为
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挤压。大家都知道这个基本的历史常识。从汉朝时，北方就有匈奴
人，南北朝的“五胡乱华”，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挤压黄河流域以及后来的长江流域的
农耕民族——汉民族，长达一两千年，将中国文明往南、往东挤压。来自北方的压力，在
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称得上是个“永恒的压力”，就是在将来也还会遇到。
‘非常概略地讲，政治史的背景是内陆亚细亚的少数民族（中国史上所谓“胡人”）从汉
末以来此起彼伏地向中原汉族政权施压力，把北方的中国人不断推向东南沿海地区。东晋
和南宋的两次所谓“南渡”便对中国人口从北向南迁徙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例如今天台湾
新竹的饶平林氏宗族，其祖先最初是在东晋初年从北方南渡到福建，成为闽林的一世始祖
，后来在南宋之末又由福建汀州迁至潮州饶平。林氏后代最后在乾隆年间渡海来台。（见
庄英章、周灵芝“唐山到台湾：一个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收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
集》，中央研究院 三民主义研究所，一九八四年）举此一例，即可见台湾的发展史并不
真的是从十七世纪初年才开始的，其中有些因素甚至必须上溯到一千五、六百年以前。’
（《海洋中国的尖端──台湾》）
所以我在普林斯顿遇到余教授，他对我说：“你说中国文化没有海洋文明，这种看法是值
得商榷的，”余教授说得很客气，“但是我很赞成你提出的关于海洋文明和内陆文明的矛
盾。”他认为，中国文明是从黄河流域发源的，南北朝以后重心移向长江流域。我们一般
谈中国文明谈到这里，就不往下谈了。他说，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后，中国文明向整个
太平洋地区进行发展和开拓，但本土的中国人谈得很少。整个南洋的开发，以及现在南洋
诸国的早期历史，都跟中国的移民、中国海外社会的发展有关。中国宋代以后，中国向太
平洋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海洋文明。但是中国人自己不谈它，只谈长江、黄河。
五、中国的“高科技”武装成吉思汗
中国自身的历史上，中亚的含义非常惨痛，其中包括西元一千年之际世界最领先的中国宋
朝，居然灭于落后的游牧民族。华裔史学家孙隆基的绝妙诠释是，宋代的科技文明武装了
蒙古的全球征服：
‘在这里，正是提出当时世界“第一军事大国”宋朝为什么灭亡的第二重解释之处。宋代
的军工业，如炼钢和火药之用于战争，其成果很快就为敌手所分享。中土的军队逊于游牧
民族者主要在骑兵，因此宋代大规模生产的钢铁多用在装配步兵的盔甲、强弩和装甲战车
方面，它们配合城墙，基本上是采防守战略。发达的炼钢技术到了金人手里，就设计连人
带马全部用钢铁包装的拐子马。北宋的火药武器还在燃烧弹阶段，抵御胡骑的效用不大。
到了南宋时代进展至爆炸弹药阶段，但此时的发明已非宋人的专利。用铁壳内装火药的“
震天雷”——即世界史上第一种榴弹——是金人发明的。最早的管形射击武器——亦即是
枪的前身——是金人用纸筒做的“飞火枪”，南宋为了对付蒙古，于1259发明“突火枪”
，用巨竹为枪筒，用火药射出“子窠”，乃子弹的前身。灭宋以后蒙古人用金属管子代替
竹筒。
从西元十一到十三世纪宋辽金西夏蒙古之间的长期“战国”状态，是当时世界“高科技武
器”的实验场所。后来蒙古以世界上最优秀的铁骑，配合第二千年初期东亚战场的战争水
准和战争科技——火药和宋人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化学武器如“毒烟”，等等，横扫欧亚
大陆无敌手。当时的蒙古人只有一百万人左右，比宋朝的军事部门还要小，却几乎征服了
全世界。’
他还指出更奇异的一点：
‘蒙古军西征把中国的“高科技”西传。尤其是火药武器来到欧洲，其水准又往上翻了一
番，从此欧洲在这方面领先。至十六世纪初，西欧人将最新型的火炮装在战舰上，配合中
国发明的罗盘，开始征服海洋……。’
六、东亚通常斗不过内亚
中国的西域史新秀刘仲敬，拓展了别有洞天的“诸夏诸亚”观，重新梳理出一套当代胡汉
论说。他指出诸夏和诸亚，是两个异质性很强的文化共同体，它们之间始终发生冲突，史
上元清两朝“胡人入主中华”，即蒙古和满洲的入侵，就是这种冲突的一部分，这个冲突
早在殷商和周朝就已经开始了，从中国文明史上可以看到，东亚通常斗不过内亚，东亚越
是统一的时期，反而越弱，越容易被征服，这也是大一统政权的一个副作用，它消除了各
邦之间的竞争，不像欧洲那样有分裂竞争的关系。东亚历史上最强的时候，反而是春秋战
国时期，这就像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军事技术的进步，关键因素就是各邦的竞争。
欧洲虽然也受到蒙古人和其他游牧民族从乌克兰草原上来的入侵，但是最终能够转弱为强
；而诸夏面对诸亚，因为在大一统格局下就越来越弱。所以刘仲敬认为，诸夏（中原）想
要复兴，只有恢复春秋战国时期各邦分立的状态，像西欧那样在分立中，相互竞争而趋于
强大。
刘仲敬这套论说，用于今日新疆西藏如何呢？刘仲敬以波罗的海不冻港哥尼斯堡为例，分
析德国为什么失去它，“原因不是因为日尔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民族问题。根本原因在于：
大日尔曼的自我塑造步入歧途，造成了德国和世界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冲突，地缘政治的理
由注定东普鲁士形同绝地，它像阑尾一样插入斯拉夫世界，在任何冲突中都会首先被切断
。”他认为，只要把德国换成中国，把东普鲁士换成内亚，就会明白地缘形势的危险性，
这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他说：
‘内亚其实只有两个问题：正统性的失败和地缘政治的紧张。这两者都不是民族问题，“
民族”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而已。正统性的失败是中国整体的失败，而地缘政治的紧张才
是内亚的特殊问题……内亚斗争的升级不是地方性因素造成的，也不可能局部解决。只要
中国在世界体系内的合法性建立不起来，她最脆弱的地缘断层就会首先溃败。所谓的民族
矛盾，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
长城以外、西方史家称之为Inner Asia，即内亚，东起满洲松花江流域，越过山西高地，
向西到关中盆地、青海西藏，然后到印度北部、伊朗一直延伸到乌克兰大草原，这个广大
的地区，刘仲敬称之为“诸亚”。
他说这里是一个高度流动性的草原地带，技术和资讯的传播速度非常之快，是一个四通八
达之地。在十六世纪海路兴起之前，世界上传播速度最快的，就是草原上的商队和骑兵，
从乌克兰到蒙古边境，商队在草原上没有任何障碍，行进飞速，此即纵横草原、横贯东西
的各种商队，蒙古人的、穆斯林的、伊朗拜火教徒的，发挥了近代欧洲商团的作用，也相
当于海洋上大英帝国的舰队，在十五世纪以前的世界史上，内亚草原就近代史上的海洋。
相反，东亚在地理上比较孤绝，如果从扬州到曲女城，到印度，更不要说是到大不里士，
坐着牛车或者是马车，速度非常慢；反之从各大主要文明的核心区到东亚来，只有通过内
亚大草原，也非常迟缓，东亚，长城之内，也就是诸夏，是处在被动地位上的。此说其实
并不新鲜，似乎在重复西人的“蒙古风暴”说，即成吉思汗是一个更早的哥伦布——航海
大发现、乃至1492年的哥伦布发现美洲，由此打通全球，而成一个“世界系统”、一个所
谓“开端”，不料往前追溯二三百年，曾有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勾连了西欧和东亚
，缔造了一个更早的“世界系统”。
七、历史教训是什么？
一带一路的政治基础，是中亚旧有的苏式极权结构，被中共的扩张想像所延长，其实正在
消失；
千年前中国的火药，未预期地促成了西欧的领先；而今中国的崛起，包括它在中亚的事功
，含义暧昧不清；
中国内陆安定的前提，是中亚的安宁，中共搞乱新疆，再搞乱中亚，只会“渔阳鼙鼓动地
来”；
中亚不是一个汉人的领域，不要幻想它，而灭绝这里的维吾尔族，目的究竟是什么？
这里曾经是所谓第一个“世界系统”，我在《鬼推磨》中写过一节“蒙古风暴”：
‘“全球化”，实际上在讲一个关于“世界系统”的问题，很冷僻，新近出现了一个“蒙
古风暴”的概念，是其论说之一。十三世纪，来自蒙古草原的铁甲骑兵，在欧亚大草原横
冲直撞，即一场世界性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打碎了古典世界的边界，重播了旧大陆广
袤地域的人种，改变了三大宗教的势力范围，警破了欧洲人的自我中心，留下了现在亚洲
的框架。以致2000年千禧年前夕，《华盛顿邮报》选出“本千年第一人”，不是哥仑布，
不是牛顿，而是野蛮人成吉思汗。因为“他和他的子孙缔造了一个广大的自由贸易区，横
跨欧亚大陆，大大地促进了东西文明的连接。”’
4.附注、心得、想法︰
※ 40字心得、备注 ※
一带一路打通的路
最后即将是一台又一台丰田皮卡
载着手持ak与rpg留大胡子的穆斯林
循着这条路是一线
而越过玄奘取经之路种族语言各不同的南亚次大陆士兵又是另一线
将直往西安北京等等等等杀出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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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删与板主删除，同样计入额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