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转录网址︰
※ 网址超过一行 请缩网址 ※
https://reurl.cc/DgkArN
2.转录来源︰
※ FB公众人物、FB粉丝团名称、其他来源 ※
报导者
3.转录内容︰
※ 请完整转载原文 请勿修改内文与编排 ※
当川普（Donald Trump）掀起的美中贸易战日趋白热化之际，新冷战来临的传言即不胫而
走。对此说法，美国学界普遍戒慎恐惧，且寄望主张多边主义的拜登（Joe Biden）政府
能避免两强对峙格局者众。
及至今年（2021）3月24日，曾任国务院亚太副助卿的政治学者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仍以一篇题为〈不会有新冷战〉的文章表达立场，刊载于美国的《外交事
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中国政府及其官媒更是不断辟谣，一再复述两国的贸易
乃有竞有合、唇齿相依，且“和平崛起”既是其不变的基调，也无意让经济上的龃龉最终
破坏了友谊。
拜登上任采“联盟抗中”，新冷战局势俨然成形？
不过，拜登一上任即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所谓的多边主义其实是联盟抗中，且不对中共
采取绥靖政策。或许更令柯庆生等人诧异的是，拜登政府在该文章付梓的前几天，也就是
选后首次举行的3月18日中美高层会谈当中，让国务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和白宫
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释放出明确不畏冷战再起的讯息。而与会的中国
主管外交事务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也难得以几乎不顾外交礼仪的方式回
敬对方。
导火线，是拜登在这一场中国官媒宣传为旨在恢复双边正常关系的“战略对话”进行之前
，先和日本、印度、澳洲三国的元首视讯并发表了联合声明。此举不但让这个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在2007年发起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
有了换盟主的意味，且剑指中国。许多学者承认新冷战格局俨然确立，至少在亚太地区是
如此。
虽然这次的学者预测错误，不如上一次冷战突然结束而让知名学者集体跌破眼镜那样严重
──且过去不乏有人主张中国在崛起之后终将挑战美国地位，学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甚至认为新兴强国挑战现有霸权乃是一种政治必然，并以“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 Trap）称之──但变化如此之快也的确让人始料未及。笔者认为，新冷战
格局的形成，肇因于中国和美国对于“政治时间”有截然不同的想像，以下将说明两国的
“政治时间”所指为何。
什么是“政治时间”？
关于“政治时间”的想像，必须由古希腊时期开始谈起。古希腊时期即有“chronos”和
“kairos”两种时间概念。前者指涉一种线性的时序想像，从过去到未来犹如一条轴线，
上面可切割成单位大小不同的刻度，例如年、月、日；后者则是涉及某一特定的情境或时
机，并赋予它特殊意义，也因此不同的时刻具有不同的意义。换言之，有些时间点的重要
性大于其他时间点；极端一点说，除了这个重要时间点之外的时间，都不是时间。
英国国际关系学者金佰利・哈钦斯（Kimberly Hutchings）在其2008年名著《时间与世界
政治》（Time and World Politics）当中指出，所谓的政治社群其实是一群共享一个特
定“政治时间”（political time）的人，且每一个政治时间都是由一组关于“chronos
”与“kairos”的特定理解，或说一套历制与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所组成。
简单来说，大多数政治社群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节日或纪念日──这些日子既意味着过去
某些事情对他们意义深远，因此值得共同纪念或庆祝，例如国庆日或独立纪念日，而这些
日也构成了他们一年当中安排如何过其他日子的考虑依据。即使是非政治性的纪念日（例
如祭孔或扫墓），其实也深具“政治”意义，因为那正是构成一群人之所以是一个“政治
共同体”的基础，甚至能据此区分内外并界定“哪些人”才是“我们”，毕竟，某一群人
的建国日可能是另一群人的亡国时。
据此理解，一群人之所以是一个政治社群，是因为他们具有某种的“共时性”（
synchronicity）。例如，犹太人之所以是一个政治社群，乃因他们共享一种关于耶和华
与先祖们立约、并承诺赐与一个“流奶与蜜之地”的历史记忆，以及关于弥赛亚将会降临
世上来拯救他们，并建立一个新国度的共同期盼。这是身为上帝选民的身分根据，也是一
个政治共同体的共同时间想像。
美国的政治时间想像：把中国纳入新自由主义的普世进程里
事实上，犹太神学把“kairos”理解为上帝介入世界、参与人类事务的时刻。基督教神学
延续了此一看法，但认为耶稣诞生就是那救世主降临的时刻，并主张人类历史其实已经写
完，因为此时的人们不过是在等待上帝最后的审判后，拣选部分的人建立新天新地。关于
人类最重大的事件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人类赎罪”，其实已经完成；此时就是末世，弥
赛亚再来，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
这与美国对冷战的理解关系重大。首先，根据哈钦斯的解读，作为意识形态之争的冷战，
争的既是关于“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各自主张的人类历史方向，哪一个才是正确？”，也
关乎人类政治的终点之样貌为何。当冷战终结时，美国接受了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1989年在《国家利益》杂志（National Interest）上所宣称，冷战的结束
意味着“历史之终结”。这不仅指结合了资本主义与宪政民主的美式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战胜了社会主义与计画经济模式；更意味着人类自古以来为了自由而追求
的政治体制，终于来到了最后的阶段，而美国人可以在终点等著所有其他国家人民慢慢朝
向他们走去。
不同于实际连结一群人成为政治社群的共同时间想像，这是一种关于人类全体的宣称，或
说“世界史观”，而且是一种把所有国家都放在同一条时间轴上的线性史观。这种线性史
观也是“进步史观”的一种，认定离现在愈近的，愈是进步的时代，人类也愈进步、自由
。先抵达历史终点的美国，当然比其他国家都进步。反之，离时间轴开端愈近的，愈是落
后、不自由、愈是蒙昧无知。也因此比任何国家都进步的美国，有责任与义务协助其他国
家走往人类“历史的终点”──拥护自由贸易市场的自由民主宪政体制。
另一方面，福山的说法也替美国后冷战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正如美国学者
迈德尔邦（Michael Mandelbaum）在《美国如何丢掉世界？》（Mission Failure）一书
所说，后冷战初期曾使美国一度失去了方向；过去一切都能以对抗苏联作为最高指导方针
，当时却不知该往哪里走。直到克林顿（Bill Clinton）接受了那一个相信市场万能、强
调贸易互利、共创双赢且一切向钱看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才重新定位
。
美国学者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曾以开国元勋汉弥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与3位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杰克森（Andrew Jackson）来分别代表底下4个外交政策传统：国家利益至
上的现实主义、信奉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信奉保守主义的国际主义，以及采取孤立政策
甚至排外的国族主义。一般咸认，克林顿的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威尔逊传统，也加添了政治
上经济挂帅的信仰，并企图以外交来推动全球的自由贸易体制。
鉴于尚未争取独立以前的早期北美移民，以新教基督徒为主、并把新世界当作“流奶与蜜
之地”的承诺实现，也因此他们总以人类文明的灯塔自居，冷战期间的美国更是如此，福
山的说法其实强化了这种美国独特性的思维。
忽略了上述政治想像的时间维度，就无法确切理解美国的外交思维。真正促成克林顿以交
往代替围堵，让中国在经济上与国际接轨并融入世界贸易体制的，其实是一个具体的线性
史观：全球化能促进民主化，贸易最终将会促成中国的民主化！而中国的民主化，也象征
中国将在美国的协助下，走向人类历史的终点。一如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自视为“上
帝选民”的美国，即将按自己的形象来创造新世界，包括改造中国。
这是后冷战时期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中国梦。不仅民主党的克林顿如此，接任的共和党小布
希（George W. Bush）也是如此，高举贸易连结与频繁交往，可不费一兵一卒让中国走向
民主。无论中国如何理解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的政治意义，对美国政府来说，这是把中国置入新自由主义的“历史终结”史观，也就
是福山认为人类所共享的唯一政治时间。
中国特色的政治时间想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然而，北京的时钟并不因此拨成了纽约时间，且双方的时差也不仅止于以时区划分的12小
时。更重要的是，站起来的中国有它自己的政治时间想像！
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国梦”，是2012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
平首次提出；隔年当选国家主席之后，确认以此作为执政方向。其内涵最明确的表述，或
许是在他于2013年对欧巴马（Barack Obama）所说，那是一个“努力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
的崇高事业”，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在内的美好梦想相通。”
此一梦想日前被他在中共百年党庆时，略为重新包装并打上了一个明确的实现日期：2049
年──届时，也就是在建国百年之际，中国将是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那是“第
二个一百年”的目标，呼应了江泽民的“两个一百年”说法，而习在百年党庆时，宣称中
共已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的说法，则不仅呼应了胡锦涛过去的承诺，也
完成了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的“小康社会”愿景。
姑且不论这如何与标榜“凭个人努力即可成功”的“美国梦”相通，中国梦的确与过去中
共提出的梦想相通，且是刻意连接。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政治时间。中国梦将
中共成立、新中国建立、百年党庆以及建国百年连成一个线性发展的时间轴。
而线性时间观，以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看法而言，指的
是上帝或是理性本身的思辨过程，愈靠近结尾，愈是真正自由的实现。历史作为上帝的思
辨过程，无论看上去多残忍，都是必要之恶，都是为了抵达最理性、最进步的那一刻终点
。
这样的时间观想像，让建国前的国共内战、建国后的大跃进与文革所造成的生灵涂炭，乃
至天安门广场前对手无武器的学生开枪射杀，全都成了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种种不得已。
于2049年，中国伟大的民族复兴，正是中国追求的历史终结点。弘大的叙事，让一切中共
所为的政治浩劫都成了有意义或必要，也都可以原谅。
中国梦的想像是一个崭新且具体的政治时间，不仅因为它拉长了时间轴、并指向了一个更
远的未来时刻，也因为围绕于习近平一人意志的党国体制，将在解除任期限制之后，无需
再采取过去中共以5年为周期的政策制定习惯。另一方面，中国梦也让未来可能进一步发
生的戕害人权、政治迫害、武力犯台等种种，都成了通往那伟大既定目标的必要措施。
“未来只有党提出的可能”：中国梦意在消解人民参与政治的期望
在笔者看来，相较于福山对冷战结束作为一种既定事实而提出的诠释，中国梦虽和“历史
终结论”同样默认了单一线性史观，但它却展现了政治与时间的其他关联性。
进一步解释，首先，让我们回到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关于此议题最早的讨论，亦即柏拉图的
《理想国》。书中提及哲学家应该担任君王，因为他能洞悉那不受时间所影响的真理，包
括逻辑、数学以及最完美的政治模式为何，并能据此来治理国家。但这说法违背了当时的
主流认知。希腊文的“民主”一字“dēmokratia”是由“dēmos”（人民）加上“
kratia”（统治）所组成。作为一个民主体制的雅典，意味着人民全体才是城邦的主人，
而这不仅意味着雅典人不受外人管辖，也包括没有特定的社会阶级可以主宰国家的命运。
所谓的“政治”（politics），在此指的是关乎整个“城邦”（polis）的众人之事，实
践上则由全体公民轮流以平等、自由的方式来参与小至造桥铺路、大致对外宣战的各种事
务。然而“哲君说”所附带的，是一人或少数几位菁英，由上而下来管理众人之事的政治
想像。
根据冷战期间以对抗共产极权闻名的英国政治思想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
理解，柏拉图的政治观其实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其理由除了那是一人统治的国度，更因为
真正的“政治”必然涉及不同价值之间的取舍乃至折衷或妥协，以及关于各种公共事务之
根本目的的争辩与讨论，然而哲君对人生与政治的终极“目的”早已胸有成竹，剩下的不
过是关于如何达到目的的“手段”问题。是故，理想国严格说是一种空有“行政”而无“
政治”的运作，一如关于国家大事之公开争论，乃中共党国体制所不允许之事。中国梦，
其实是一个意图消解人民参与政治的想像。
同理，政治思想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也曾直接以雅典城邦之运作来指出，政
治的必要条件是“人的复数性”，也就是一群自由且平等的人得以在公领域之中彼此互动
与争论。与此相反的，则是一种把治国当做按表操课、按蓝图来施工的政治想像，那不仅
容易把人民当作国家机器的微小螺丝钉，甚至可能当作打造国家伟大工程的工具或耗材，
但更重要的是，鄂兰认为那根本剥夺了一群人作为政治社群的启新开创之动能，包括开启
一个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共同故事之可能性。
未来，本身蕴含飘忽、不可预测性的无限可能，然而在伟大的中国梦眼里，中国的“未来
”被缩限成只有一种可能──及至2049年的国家发展方向之剧本已经写好，剩下的都是按
剧本演出的细节。相较于鼓励每个人都应该勇敢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去创新、去改变世界
的“美国梦”，推动中国梦不仅是威权特征，而是朝向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
方向前进，因为国家的手不但伸入了人民的所有（total）生活领域，也意图主导一个人
最个人的梦想！
中国梦要求所有中国人必须做同一个梦，而铜板的另一面，其实是没有人可以做自己的梦
，尤其当这梦是关于国家未来的其他可能性。美国梦的主体是个人，但中国梦的主体则是
民族，且实际能决定其内容的，是一党乃至一人之意志。两梦并不如习近平所宣称的那样
相通。中国梦在去政治参与的同时，也终结了许多个人乃至族群的未来之各种可能性。
中国与国际社会间的“政治时差”
是以，中国的政治时间和美国的政治时间轴之间，存在严重的差距。换言之，中国与目前
由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有严重的政治时差。
但不仅如此，笔者以为，中共的史观并不符合国际现实与历史。以中共成立为起点的“两
个一百年”时间轴，其实是从民国初年算起（即使不说是前朝，那至少也是“新中国”建
立之前），而这深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时间唯有采取“朝代史观”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且
是以民族而非国家当作主体。但这两个默认却从根本挑战了现代主权国家体制的基本原则
。
当然，中国堪称当前最强调主权至上的国家，并据此反对一切境外势力的干涉。正如习近
平于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说时如此说道：
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又译作《西发里亚和约
》）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
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这些原则应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
这看似对历史的尊重、且符合江胡时期所看重的“与时俱进”务实作风，但略为细究即可
发现此说既不顾《西发里亚和约》的历史脉络，也无视60多年来的国际人权建制之建立与
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规范之变迁。习近平在国际社会间倡议“互不干涉”以及“主
权至上”原则，宣称此二原则才合乎国际社会一直以来的既有规范，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习只想主张“主权不得干涉”、却拒绝履行普世价值
事实上，现代主权体系的确是结束“三十年战争”的《西发里亚和约》所建立起来的，但
那确立的是“教随君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且采取了《罗马民法》为理
据，将领土理解为君王财产，并据此禁止互相干涉对方的国内事务。这是“互不干涉”原
则的最初来源。主权乃对内最高权威，对外不服从任何权威（从而彼此平等）的原则，是
随后国与国实际互动所慢慢成的事实，且经由葛老秀斯（Hugo Grotius）等自然法学者的
诠释，才浮现的现代主权体制原则、并逐渐演变成一个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社会。
然而，国际社会间并非只有“互不干涉”原则，并不是一个强调主权至上的场域。国际社
会间的互动，乃普世主义（universalism）与各殊主义（particularism）两股思潮的互
竞，前者强调普遍适用所有国家的法则，例如人权价值乃普世价值，任何国家都不得违背
人权精神。
举例来说，《日内瓦公约》是普世主义的具体化，确认了即使国与国在交战时期，也必须
遵守某些道德规范。而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四大宗旨则包括了“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
其自决原则”以及“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七项原则第一条提及“主
权平等”时指的是联合国之组成基础，而非唯一原则，更未将它无限上纲。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就是证据，其第3～5条表明：人人享有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且“任何人不得加以酷
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当时起草的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是
中华民国哲学家张彭春，而出席表决的国家当中有48票赞成，0票反对，8票弃权。奠基于
此的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基本上细节化并法律化了《人权宣言》，
明定缔约国有责采取适当措施来履行内容。
对民主体制的肯定，也可见于《人权宣言》关于“人人有权直接或以自由选举之代表参与
其本国政府”和“人民意志应为政府权力之基础；人民意志应以定期并真实之选举表现之
”的第21条当中，随后也写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5条。这些理念于90年
代逐渐发展成人道干预的论述，最新的发展则应当是2005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中对“国
家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确立，不但确立了种族屠杀、战争罪、
种族清洗、违反人道罪的内涵，也以此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统治正当性的判准。
想当然尔，以上普世主义的思潮，并不受到中国青睐。中国政府偏好的是各殊主义的思潮
。因为该思潮强调各自国家领域内的特殊性，高举维护多元价值的大旗，也主张按照差异
给予不同对待方式的规则。这正是中国拒绝他人干涉中国主权、中国内政，看似具有正当
性的好理由。中国可以据此要求他国必须尊重中国的特殊性，国际上基于各殊主义蕴含的
多元主义的精神，更应该基于尊重多元性，来包容和接纳中国特色的政治。
是故，习近平既不该选取西发里亚体制建立之后才被重新理解的“互不干涉原则”当作国
际社会的唯一原则，更不该无视于西发里亚体系成立至今的历史发展。联合国并不承认主
权乃可以压倒所有人权、自由、正义等价值的王牌。相反，以此为基础的国际社会，认定
许多主权之外的规范，并以此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具有主权正当性的资格。习的谈话，即使
不是故意选择性失忆，也有欠缺历史感的问题。
中国口中的“民主”概念：不受境外势力干涉
诚然，中国梦政治时间本身就是一种跨朝代的设定，且几乎可任意切换不同时间设定，以
符合自己的论述需求。除了上述一方面选择性地强调17世纪的主权国家体制、而不顾后续
发展，一方面又违反《西发里亚和约》基本精神，试图将中国建国之际并不拥有的领土，
也纳入自己的领土范围之内。但无论如何，中国经常宣称自己是“自由、民主”国家，笔
者认为，与其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起讪笑、否认中国是自由民主国家，不如来认真理解
一下中国特色的民主和自由内涵，究竟为何和传统西方理解的自由民主大异其趣。
以下是笔者对于中国特色民主内涵之爬梳。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的“民主”，中国梦设想
的“民主”，其实根植于19世纪末列强侵略的历史。而这又挑战了当前关于西方国家关于
民主的根本理解。
这也与中国对于人权的理解与接受有关。该国在早已在1997和1998年分别签署了《经济、
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且在2001年批准了前
者，但至今虽然多次向国际社会表示愿意尽快批准后者，却迟迟未进行。原因不外是那意
味着将必须面对建国至今诸多戕害人权的事件负起责任，包括过去的文革、六四和对法轮
功的迫害，以及正在进行中的香港人权运动镇压与新疆再教育营等问题。
事实上，当3月18日布林肯提及中国对新疆、香港、台湾的政策严重违反国际秩序，以及
苏利文谈及四方安全对话对民主价值的捍卫意愿时，挑明地提及了香港、新疆、台湾和以
网络媒体进行认知战的问题，并直指这些举措指违反了国际人权建制，和当前的国际秩序
。倘若中国批准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那杨洁篪和王毅的反驳将无疑站不
着脚──前者质疑所谓的国际秩序不过是少数国家所倡议的规范，因此称不上普世价值；
后者则批评美国在会议召开之前先进行了四方安全对话，并非待客之道，而对香港问题说
三道四则根本是干涉内政，彻底违反了主权原则。
上述的反驳再一次突显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知与美国大相径庭，不过，那也意味着后冷
战时期采取的以经贸促进民主化之策略，不可能奏效。笔者认为，关键在于中国所理解的
“民主”其实就等同不受境外势力干涉，而非始于英国、以“权力分立”手段与“法治”
（the rule of law）原则，来限制政府权力行使的现代民主体制。
“不受境外势力干涉”作为一种民主概念，其实始于中共草创时期经验，与对所谓的“百
年屈辱”历史之理解。后者承袭自国民党史观，尤其是1920年代的“不平等条约”概念，
重新解读了大清帝国与其他国家签订、并符合当时国际规范的条约。而“不受境外势力干
涉”，则源自中共本身乃接受共产国际的协助所创立的政党，早期方方面面接受共产国际
所指导（包括党员必须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去进行内部改造），龃龉不断，直到遵义
会议召开并确立了毛泽东领导地位之后，才摆脱了共产国际的控制，并正式迈向毛提出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改造”为目标
。
一如习近平的中国梦，毛泽东的民主理念也是一个集体层次的政治论述，“反帝国主义”
以中国人集体不受外人干涉为目标，“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则是以没有土地、没有
资产的人作为一个整体──亦即阶级作为主体。
美中存在严重的政治认知与“时差”
置于此一脉络，中国追求的“自由”，并非英美宪政所保障的“自由”。英美宪政对于自
由的理解，自由的主体是在于个体层次，强调政府对于“个体”的不得干涉。然而，中国
特色的自由，主体却是在于集体层次，要求他国政府不要干涉自家内政。毛泽东强调的民
主，乃“不受外人干涉”的中国国家自主性。表面上，这似乎和古希腊时代的民主城邦之
精神若合符节。因为古希腊时代的“民主”，正是指不受外人管辖的人民，当自己的主人
，并共同决定自己的未来命运。中国似乎可以据此宣称，他们追求的是希腊时期，具有古
典特色的民主，和现今西方理解的民主不同。
相较于奠定英美民主的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 theory）思想传统，把政府或国家
公权力视为人民的主要假想敌，接受马列思想的毛主义，是把共产党视为人民的革命先锋
，也就是行进上同一方向的人，因此根本没有必须限制作为先锋队的党之权力。因此，当
毛泽东在1949年全国政协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一刻，民主已经初步实现
，剩下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与如何防止境外势力的干涉。
新民主主义政策维持到1956年，此后进入了以计画经济来“超英赶美”的社会主义时期。
1958年的“大跃进”虽然酿成了大饥荒和数千万人民的死亡，但这并不妨碍新中国延续始
于清末、历经民国的“富国强兵”大业。毛泽东最后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把梦想
实现的时间往后推了百年，习近平此时不过是旧梦重提。真正把民主与拼经济绑在一起的
，不是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美国的后冷战新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始于对突然结束的冷战一种诠释，把胜利归结为美国
人崇尚个人自由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可乐与好莱坞，于是几近天真地相信自由贸易终将能
让中国民主化，且把让许多台湾人感受到被盟友背叛作为代价也不足惜。然而中国的经济
追求有其脉络，加入世贸组织来接轨国际，对中共来说只是手段、并非目的，且手段可以
随时改弦易辙。这是中共从大跃进、文革中乃至苏联解体经验中学到的务实精神，但始终
如一的是维持政权稳定和追求国家富强。
不过，认真对待中国梦的时间向度，将可发现那是一种源自雪洗“百年耻辱”的集体愿望
，亦即根植于199世纪帝国时代的历史经验，从而择取了17世纪的西发里亚体系建立初期
的“互不干涉原则”为至高无上的国际秩序规范，然后一方面无视20世纪联合国建立以来
的国际规范之变迁与道德要求，一方面不断在国内政策罔顾基本人权同时，宣称自己是全
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
鉴于“民主”一词的最古老意思，即展现于上述古雅典城邦那种人民全体共同决定自己的
未来命运，中共的说法并非全然不可理解。但是，不受外人管辖仅仅铜板的一面，另一面
是所有公民得以轮流参政，况且，唯有小国寡民的政体才能实践此一理想。人口众多的现
代国家根本不可能实践，更别说是历史上人口最大的国家。另一方面，以清末才建构出来
的“中华民族”当作实践“民族自决”以及“民主”的主体，不顾该领土底下其他民族的
意愿和追求自决的权利。
新中国是从19世纪历史经验当中站起来的，追求的是民国未竟的国族大业，而策略是采取
关于17世纪国际秩序的想像，并以类似不可复制的古希腊城邦之民主作为想像（扣除人人
参政），然后在21世纪做一个可以随时切换政治时间和词语意思的“中国梦”。中国式的
民主自由，堪称一个魔幻国度。
让历史成为历史
新自由主义过于简单的“以贸易促成民主”的政治时间想像，套不进中共可以随时按需要
来切换的时间政治想像。以此为后冷战对中政策，基本上是一场失败，甚至养虎为患。
新冷战的另一方美国，正从川普的单边主义走向拜登的多边主义，也开始承认国际社会存
在一个主权与人权并重的国际秩序。也许历史正在等候致力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摆
脱过往历史的包袱，让历史成为历史。毕竟，正如哲学家尼采曾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一书如是说：
关于一个人，一个民族或一个文化的健康而言，到底需要知道多少历史才能好好活着
，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太多的历史会压垮生活，让人不健康。此外，历史本身也会跟
著败坏，变得不健康！
若想避免新冷战，在论述上，也许该从降低美中的政治时间之落差，且以脱离旧冷战思维
的国际社会规范为依据。美国前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在2019年10月24日于华盛顿智
库威尔逊研究中心（Wilson Center）的演讲当中说道：“美国及其领导人不再希望仅靠
经济接触，就能将共产党中国的威权国家转变为一个尊重私有财产、法治和国际贸易规则
的自由开放社会。”这是正式告别新自由主义政治想像及其史观的一刻。
而现任国务卿布林肯在3月18日那一场中美高层会谈当中，也明确宣示美国将强化国际合
作以及建立在法规之上的国际秩序（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就算这不是重
返威尔逊主义（国际主义）的一步，至少方向上远离了以上帝选民心态为基础的那一种单
边主义，往现实靠拢。接下来是崛起的中国如何调整自己与国际社会的时差了，恢复一点
对历史与国际秩序的现实感。
至于正处于新冷战在地理上与时间上连结点的我们，也许可从抛弃中共继承的那个前朝史
观作为开始。
4.附注、心得、想法︰
※ 40字心得、备注 ※
等到2049
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
大国回归
那中国历史也就终结了
回到不再有一切追求的费拉
这个
没有时间只有空间的国度的常态
※ “Live”、“新闻”、“转录”此类文章每日发文数总上限为3篇，
自删与板主删除，同样计入额度 ※

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