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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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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到促转会阅览资料，终于证实我年轻时代，正是威权体制、党国老大哥，专案监
看的“偏激分子”、“激进台独论者”、“狂热的台湾民族论者”，在电脑桌前阅读那些
被列为“机密”的资讯，我没有忧怨哀怒的负面情绪，反而松了一口气。心中浮现的最大
疑问：我是没有政治野心、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党国老大哥有必要耗费这般庞大资源，对
我进行侦看监察吗？
其实，那些资料的撰写者和蒐报者，都属于“外行看热闹”的层级，并未登堂入室，认知
的是“不是我的我”。例如，他们说我原本是温和论者，后因受台湾文艺派的李乔、宋泽
莱等影响，以及与陈永兴、李筱峰、郑南榕等交往密切，转变为激进台独论者，相信对我
了解较深的亲友，必然不敢苟同。
陪杨逵喝酒被警告
大学读的是中兴大学中文系，但有段时间，我却常跑到东海大学大门对面的东海花园，陪
隐居在那里的杨逵老先生喝酒聊天，就因此事，我在学校遭遇系教官的严厉警告，只是言
者谆谆，听者藐藐。促转会主委杨翠和妹妹，也常出现，只是她们都很内向、害羞，印象
中我与她们连一句话都未说过。
美丽岛事件前后，我恰巧下部队服预官役，但那时我在部队中却横受政战系统长官恶整，
起因是被贴上“分歧分子”标签的王拓、钟肇政先后写信给我，我连信的内容都没看到，
就被“特别对待”了，后来，我被发配边疆，在高雄桥头国小后的一个空降旅营区，担任
大门口警卫排排长，由于驻地离左营很近，因而休假时，我就跑到胜利路叶石涛家中聊天
。当时，部队有配给旧乐园的香烟，公卖局在市面上发行的是新乐园，叶老这个老烟枪，
觉得旧乐园才够味，他遂赋予我帮他蒐集旧乐园的任务。某日，我在部队又拿到一条旧乐
园，知晓叶老很“哈”，没等到休假日，我穿着军服就赶到叶老家。在那里“巧遇”了高
雄黑派老大余登发之子余瑞言，跟在他身边有一位文艺青年，对我很好奇，将我全身研究
透透，还抄了兵籍号码。他们离开后，叶老相当激动问我：“那是抓扒仔，你为何要给他
抄兵籍号码？你闯祸了！”
访叶石涛无端惹祸
我内心想，不过是送一条烟给叶老，会闯什么祸？孰料，傍晚我回到营区，我的传令兵立
即上前告知我，有师部的人，开一部吉普车在旅长办公室等我。我愣了两、三分钟，当然
只能走着瞧了！
旅部政战官陪我到九曲堂的师部，接受政战长官的“官话训斥”约一个多小时，幸好操原
住民口音的旅政战官帮我说了一些转圜的好话，我才幸免于难，而回程中，旅政战官还吐
露秘辛表示，美丽岛事件当晚，他就在高雄市现场。他是“政战特遣队”成员，奉派到现
场乘机激化群众情绪，以供高层做其他安排的“辅助”。他最后还神预言说，未来我回台
北，不论做何“工作”，必然会受到“特别对待”，他更善意传授我与国安单位和情治人
员互动过程“保护自己”的一些小伎俩。
我退役后第一个工作，是小说家陈恒嘉介绍我到前民进党主席姚嘉文太太周清玉办的《关
怀杂志》，当时我第一天上班，周清玉助理找我一起吃中饭“迎新”，孰料，饭菜上来我
刚吃两口，就出现一位不速之客，语气还算客气，他自我介绍：“我是警总张上校，希望
交个朋友，以后常喝咖啡聊天！”那餐饭就这样变得索然无味，筷子沉动得让我拿不起来
。
从法务部调查局干员签报的公文中，我发现他们是从我到台湾时报跑党政新闻时开始建立
专案侦看监控，但他们搞错了时间顺序，因为我是在“关怀”时期与陈永兴熟稔，“关怀
”停刊，陈永兴接办“台湾文艺”，总编辑是李乔，我担任执行编辑，处理日常事务，“
台湾文艺”租用李筱峯的家当办公室，我因而与李筱峯有密切互动。
“台湾文艺”从陈永兴手中转出，他介绍我到康宁祥办的八十年代系列“暖流”担任编辑
，离开八十年代后，我就转往台湾时报跑党政新闻，也是那段时期，我与郑南榕有了互动
。
与郑南榕互动频繁
从前述的人生经历，揣测我因接触“台湾文艺”派，因而从温和派蜕变为激进台独论者的
说法，实在是倒果为因。再者，那时，台中宋泽莱、王世勋、利锦祥主导的“台湾新文化
”，我虽挂名编辑委员，却从未参与进去。那时，自由时代的一些杂务，已让我焦头烂额
，根本无暇分身。
我是直接对郑南榕负责，三不五时跟他共同讨论《自由时代》的大战略。例如，《自由时
代》申请了十几张发行执照，就是我的初试啼声之作。当时，郑南榕问我：为何老康要申
请《八十年代》、《亚洲人》、《暖流》等执照，而不是专心发展《八十年代》就好？老
康他们当时对内透露，这是国民党内大佬级人士的建议，如此可以应付警总和国民党文工
会的打压、查抄，郑南榕听后，沉思了两、三秒，他说：“那我可以准备十几、廿张发行
执照，来跟他耗，玩死他们！”
另外，我还建议杂志要报导一些冲突性、时效性的内幕和新闻，同时，要招收一些记者加
入，一方面培训可用之材，一方面扩大打击面。“但法令规定，杂志只能设编辑，不能有
记者，公家单位也不承认杂志社记者？”通讯社可以发记者证，立法院、中央部会等都承
认这些记者，可以搞个通讯社，或找现成的通讯社“靠行”。“我们硬要设记者，他们也
管不了吧？”郑南榕果然有另类思考。
1988年1月13日，是台湾政治发展史的崭新开端，我与郑南榕的互动，也迈入崭新里程。
那天，正统历史记载强人蒋介石的接班人蒋经国猝逝，但迄今没人敢百分百肯定，蒋经国
死亡的时间点。
日本传来蒋经国死亡讯息
1月14日上午八、九点左右，我在家中接到一通来自日本的国际电话，一位过去在党外街
头运动中认识的日本小记者，他已请调回日本国内服务，他严肃地说：“前一天深夜，北
京国际媒体圈子传出蒋经国猝逝的消息，许多大通讯社驻北京特派员，一早就搭机飞香港
，再从香港申请到台湾采访，我们北京特派也出发了，预计下午三、四点可到台北，但他
对台北人生地不熟，希望届时能给予必要协助，拜托！”
我出门转了一大圈，完全找不到头绪，更嗅不出“国殇”的气氛，中午左右，我搭车到民
权东路的自由时代杂志办公室，郑南榕看到我相当诧异，因为一般我们都是傍晚在他办公
室碰面，交换政治情报。“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出门？”“有天大的政治新闻，傍晚要帮
日本记者带路，所以先来这里！”我将蒋经国猝烶的消息告诉他。“怎么可能？”“台湾
媒体对这样的新闻会如何处理？他们敢报导吗？”当然不敢，官方没有证实前，谁也不敢
冒大不韪进行报导。
我们讨论了十几分钟，一直得不到明确的结论，郑南榕突然拍桌站起来：“如果大家不敢
报导，我就出版号外，现在杂志社立即全体动员，让那些菜鸟记者开始打电话，询问这个
消息的真实性，他们没给答案，我们就把各单位电话打爆！”
杀伐果断、不按牌理出牌的郑南榕，究竟如何折腾？我完全不知晓，但那天下午三、四时
间，总统府却无预警发布了新闻稿，公开证实蒋经国已于前一晚猝逝，并依法由副总统李
登辉继任中华民国总统云云。
此事件过后，郑南榕就对我提出相当不合理的要求，他竟然要我每天都去找他报到，且风
雨无阻，某次节日，郑南榕带我回家吃饭，刚好碰到叶菊兰在家里，她还笑着对我说：“
你们俩个臭男生，究竟在搞什么？竹梅也说你去找南榕时，他会把竹梅赶出总编辑办公室
，只剩你们俩在里面吱吱喳喳！”我只好赶紧声明表示：“我没有性向问题，也不喜欢男
生，请放一百个心！”“我怎么放心，郑南榕跟你在一起的时间，都比跟我相处的时间多
！”郑南榕有时忙昏头，几天不回家是常事。
我与郑南榕互动过程中，最值得书写记录的是，他很想刊印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
并争取独家刊印权利。他透过政治受难者黄华与史明连络，几经折冲，史明一直未置可否
，刚好我有机会随许荣淑主导的海外民主参访团前往东京，郑南榕也让我直接透过国际电
话连系，史明除了肯定我是“有心人”外，只答应到东京与他深谈后，再决定是否授权郑
南榕独家刊印发行。史明特别强调，任何人助印，帮他传播理念，他都乐观其成！
到了东京，原本约好黄华要引领我去与史明会面，但临时黄华又通知我到旅馆房间等候，
他表示翌日一大早就有人会敲我的房门，带我去找史明。翌日一大早，来敲门的是我在《
八十年代》任职时的熟人吴密察，我就跟他搭车、转车到武藏野市，见到的却是伊藤洁教
授（刘明修，著有李登辉传、邓小平传等日文畅销书），他私下透露，他是台独联盟日本
总本部宣传部长。“不是要带我去找史明吗？”而对我的疑问，吴密察说他与史明无关，
除了伊藤洁，他稍后还要带我去与台独联盟日本总本部主席黄昭堂教授碰面。我当场傻眼
，但也无可奈何！“独台与台独，字都一样，只是顺序颠倒而已，应该没有大差别！”吴
密察幽默调侃道。
密访史明阴错阳差
就这样摆了个大乌龙，我的“使命”也泡了汤，此事的插曲是，我离开旅馆后不久，又有
人敲门，跟我同房的媒体记者，也“将计就计”被引领去与史明会面，只是他们只是相互
打哈哈，牛头总是对不上马嘴，但那位记者判断事涉敏感，因而延后两日返台，吊诡的是
他回到桃园机场，立即被请到特别的房间内，进行“特殊处理”，行李几乎被恶搞到极致
，最后查不到任何“违禁品”，才不了了之，当事人事后对此也不敢太声张。
后来，前立委卢修一知晓此曲折过程，他痛骂我二、三十分钟，他强调：“你真是青瞑牛
毋惊枪！还好有贵人适时出现，不然，你很可能就会身陷囹圄，被制造成政治犯，你的人
生也会有惊天动地变化！”
1989年4月7日，是我个人挥之不去的梦魇，我曾经有很多年，走不出内心的阴霾，也不敢
记起那天究竟发生什么事。一直到去年，我跌倒脊椎受伤，导致下半身瘫痪，躺在病床时
，偶然看到民视“台湾演义”重播郑南榕那把火的事件时，我全身忍不住颤抖不已，且泪
流满面，当时在一旁陪病照顾我的太太，惊吓连连，而许多不堪回首的记忆，终于解封，
我也有了勇气再度去面对！
郑南榕自焚晴天霹雳
4月7日过中午，是郑南榕要求我前去报到的约定时间，一大早，我先跟随家人到新北市汐
止区横科山上扫墓，近中午，我提前下山，准备换衣服、吃饭后就出门，孰料，上车习惯
性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晴天霹雳的消息，猝然感到脑内“轰！”一大声，就呆在车上，
无法移动。一直呆坐了一、二小时，我虽然恢复行动力，但脑海却一片空白，这场景事后
还一再出现午夜梦回中，千真万确的“恶梦连连”！
其实，从3月底开始，就有蛮多情治单位的人士，前来拜访我，尤其是任职法务部调查局
的国中、大学同学，他们都善意劝告我：“在清明节长假中，不要去找郑南榕。”从他们
遮遮掩掩的谈话中，我发现气氛的肃杀和诡谲。我跟郑南榕交换意见过程，他表示确实接
到当局要采取严厉行动的讯息，他因而严正要求我先避锋镝，我们遂约定4月7日中午过后
碰面，再磋商《自由时代》后续的大战略。
除了法务部调查局的“清源专案”外，还有何国安单位对我进行布建侦看？促转会人员说
，目前只有找到这些，还有许多资料，由于主管单位不同，所以尚未调过来。我自己的印
象中，确实还有其他单位，如警备总部等。
1986年底，许信良主导的闯关行动引爆“桃园机场事件”后，我因缘际会转往《自立晚报
》工作，接手处理了几波许信良闯关活动新闻，立即就有警总人士找上门“勾勾缠”，对
我造成相当程度的困扰，但也只能强颜欢笑以对。
来找我的是警总的张上校，他已有一大段时间没出现，但我一到自立晚报，写了许信良动
态报导，他就立即出现在济南路报社门口堵我，他一贯以强硬和强势的姿态，要我每天向
他报告许信良的动态，我则忽悠表示，报纸印出来就可以看到消息，我一大早上班要处理
新闻稿件，没空打电话云云，他说办公室离此很近，他会当作晨间散步常跑来拜访。
其实，我是真的不知许信良的行动计划，他的幕僚事先要了报社的专线电话，有行动就会
抽空打来告知他们想要对外透露的东西，我再撰写成新闻刊布出去。同时，他们打的是受
话方付费的国际电话，当时我一个月薪水是二万多，但电话费一个月高达十多万，报社财
务部门一度对我有所质疑，后来报社采访主任、总编辑等长官都出面帮我背书，就不了了
之。关键在于许信良的新闻有市场价值，平常晚报销售量在五万份上下，有许信良动态新
闻，可暴冲到八万至十万份。
回首前尘，实在不堪记忆，但如今已如过眼云烟，我也放下和放空了！
4.附注、心得、想法︰
原来这种多申请几十张发行执照的做法
是当时国民党大佬级人士给郑南榕他们党外人士的建议
可以应付打压与查抄
也符合李敖曾提过自己有18张执照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