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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精神医学体系改革2：司法鉴定的漏洞比想像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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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Q 陈柏惟
3.转录内容︰
【司法精神医学体系改革2：司法鉴定的漏洞比想像还多！】
首先，感谢各方专家前辈纷纷赐教，让我深深觉得用功还不够，且这个领域要改革的项目
实在太多，我们团队会尽快将这些精辟意见整理，以作为我们推动修法与监督行政单位的
依据。事实上，精神医疗的最大洞，是在社区预防与复健项目，这涉及钱在哪里？资源如
何分配？跨领域如何整合？等问题，我们会继续来推动这条漫长改革的路。
今天的系列二，我们会稍微聚焦到法律问题上，先来探讨在昨天“系统化拦截模型”中“
拦截点3”从法庭与监狱的问题，这也是民众最关心的，可不可以让精神犯罪者得到适切的
处遇。在勇警李承翰殉职事件一审判决后，许多民众对精神医学鉴定，以及法官判决感到
失望，我这边还是要来快速带大家看一下精神犯罪者的鉴定重点为何，而哪边应以专家意
见为主，哪边法官又需做定夺？
首先，几乎世界所有国家，都需要有责任能力才能受刑罚，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上个月
美国有个五岁男童开休旅车想“去买蓝宝坚尼”。假设此男童在路上失控撞死路人，那他
要负过失杀人罪刑入狱吗？ 而若是他朝向路人冲撞，那要判死刑吗？想当然，在此状况下
，监护人须负起民事赔偿责任或可能的儿福法令刑责，然而，我们却无法将五岁儿定罪。
因此，各国的法律制度经过两个世纪的演变，大多把犯人（以下以精神障碍犯罪者为例）
分为“完全责任能力”（依法判刑），“部分责任能力”（酌减其刑+保护治疗），“无责
任能力”（只需保护治疗）三类，而判别准则经过演变，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20世纪下
半后，不论是美国的模范刑法典或1975年德国刑法，都走向“犯罪时要有精神疾病”+“因
此辨识能力&控制能力有问题”的双重检定法则。
但问题来了，司法鉴定，不是只有“责任能力鉴定”，在犯罪者被司法体系拦截时，为了
与医疗体系互相配合，我们需要的是“三重能力鉴定”：
1. #受审能力鉴定：所谓受审能力，是指“帮助审判进行”以及“帮自己做重大决定”的
能力。犯罪者必须知道自己是被告、知道被告什么罪、知道刑事法庭是“检察官起诉被告
，律师辩护，再由法官判决”这个过程，最后要能有帮自己做决定（例如要不要上诉、认
罪协商等等）的能力。
你可能觉得，管他受审能力，人抓来审就对了。然而，没有受审能力的混乱病人，最大问
题可能是无法厘清犯罪真相，导致判决不准确，譬如其实是别人杀的但坚持相信是自己杀
的等等怪异思考。当然，为了个人的尊严与其权益，也需要他神智清楚的就审。举个非精
神疾病的例子比较好了解，日本“京阿尼纵火案”的犯人，由于纵火烧到自己难以言语，
因而是把他医到一定程度后再正式抓上法庭审判的。
而精神病患很多发病时，充满幻觉、妄想，言谈缺乏连结与逻辑，在法庭上根本不知道在
干嘛。因此这时就要先强制治疗一段时间，评估稳定后再去审判。这也能减少“装病脱罪
”的机会，因为抓到以后先送进精神科病房治疗，失去自由以外，24小时接受三班护理观
察，每天会谈，还要做各种检查，药物治疗，如果再装就关久一点，一般人根本不可能维
持24小时戒备好几周到能骗过专业团队的。
2.#责任能力鉴定：《刑法》19条在2005年修法时，修法理由中提到，关于责任能力多“认
以生理学及心理学之混合立法体例为优”，“生理原因”指的是“有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
智缺陷为准”，“实务即可依医学专家之鉴定结果为据”，而“心理原因”则是“行为人
之辨识其行为违法，或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是否属不能、欠缺或显著减低。”这部分
“由法官就心理结果部分判断”。
也就是，犯罪时有精神疾病并不能“脱罪”，而是要看他是否处于“无法辨识行为违法”
，或“无法依其辨识控制行为”，要达到如此混乱的程度，其实是不多见的。就算符合刑
法19-1，我们应视为“有罪但有心智疾病”(guilty but mentally ill, GBMI)，亦即“无
刑事责任”（Not criminally responsible, NCR），仍须根据刑法87条监护处分。
3. #再犯风险鉴定：判断病人的责任能力后，对于责任能力下降或失去，需要监护处分的
病人，其实还需要判断其“危险性”与“再犯风险”，来觉得后续处遇的位置，例如，“
高暴力、高再犯风险”，就需要到戒备森严的“司法精神病院”去，若治疗效果不佳，可
能要长期拘留于此。而“中度风险”，则一般送到精神专科医院的“司法精神医学病房”
。一些犯下轻罪，同时“低度风险”的患者，则是在一般精神科住院甚至社区服务治疗，
譬如我就听过我们团队的医学顾问讲过，有一个失智症的阿婆偷拿一块猪肉被监护处分六
个月；或是从小智障+聋哑人士，被拐骗去搬漂流木，结果违反森林法监护处分一年，同伙
都放出来了他还在住院，这类的患者或许接受有强制力的社区治疗还对他们比较有帮助。
至于风险鉴定的工具，大致分为非结构临床分析，精算风险分析(ARA)和结构性专家判断(
SPJ)。其中，非结构分析较为主观的，预测能力较差；而精算风险分析则是纳入一系列的
风险因子，根据统计提供一个数据化的预后估计值，来预测未来暴力的可能性；结构性专
家判断则纳入部分专家专家弹性调整整体的风险程度。大体上，ARA和SPJ有相同的预测准
确性。但某些证据累积较多的领域，ARA的预测力比SPJ好，但SPJ对于治疗后的追踪预测效
果较好。
我们来看看实务层面的例子，以我国为例：
1. #受审能力：
我们的法律其实有受审能力的概念，这是来自《刑事诉讼法》第 294 条：“被告心神丧失
者，应于其回复以前停止审判。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应于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审判。”
问题在于，刑法已在2005年修正时抛弃“心神丧失”的传统责任能力概念，但刑事诉讼法
第294条却未一并进行修正、仍保留半世纪前“心神丧失”的文字，因此，大概只有“对外
界全然缺乏知觉理会及判断作用”的患者（如昏迷、严重谵妄、严重失智症）才符合。对
于精神病极度发作，认为自已是有八只脚和100个眼睛的外星使者的患者，并不能符合这条
，使得刑诉294很难运用。
因此，实务层面我们会发现很多没有受审能力的个案仍然被审判、被判刑，例如北投杀童
案主嫌，在法院上坚持自己没病，辩护律师主张精神异常抗辩，是国家机器派来迫害他，
诬赖他有病的坏蛋，这种混乱状态，除了让法庭增加喜感，并不利厘清真相，追究责任。
把他医到稳定再来审，并非让他脱罪，而是让他能神智清楚的知道，自己必须诚恳的面对
受害者与司法，无法逃避！
2. #责任能力：
我们上面讲过，根据修法意旨，生理原因由医师鉴定，而心里原因则有法官充分根据各方
证据判断后判定，然而，实务上法官也常把后者丢给医师，导致完全由医师决定审判的过
程，和立法精神明显不符。
再者，许多舆论认为鉴定过程过于草率，其实一部分是没有足够鉴定时间与资源，或是在
病患急性发作期，就赶着要求做出结论。给予鉴定团队充分的时间，足够的法律授权，提
升刑事案例之鉴定费用，都是实务上需要的措施。反倒在同一审中找不同团队多鉴定几次
，并不是最急迫的需求。
最后，对于“有罪但有心智疾病”的个案，目前修法方向朝向打开《刑法》87条的监护处
分时间天花板，这点我也赞成。但须注意，过去立法时会设监护处分五年，是根据一些证
据显示（白话的说）“五年医不好大概也很难好了”，问题是，延长监护处分后，对于高
再犯风险个案，或是部分合并人格疾患，在精神症状改善后，犯罪风险仍难以降低个案的
长期拘禁场所如何规划？ 在长期监护处份期间，是否能随着病情调整治疗模式？ 监护处
份结束后，如何在社区追踪（目前没有具有约束力的机制）？这些配套措施，是延长年限
以外，需要规划的！
3.#再犯风险：
我们上面讲了很多专业的风险评估方式，但是台湾实务上的鉴定报告会不会写呢？答案一
般来说是：没有！
唯一和再犯风险评估较有关的法条是《保安处分执行法》第46条：“因有刑法第十九条第
一项、第二项或第二十条之情形，而受监护处分者，检察官应按其情形，指定精神病院、
医院、慈善团体及其最近亲属或其他适当处所。 ”也就是说，决定风险高低的，竟然不是
专家而是检察官自己决定！ 各位可曾看过法官判监护处分，而检查官送去慈善团体执行的
？ 答案当然没有，因此每个人都是送到地检署签约的医院去，那就没有所谓风险分级了。
这个目前或许还不是问题，但未来建立“司法精神病院”，或是监护处分年限可无限延长
，病人病情改善，但仍有部分风险时，是否都仍需要昂贵的特殊单位住院治疗？ 或是可以
移转到低强度的病房或社区治疗？这就需要建立风险分级的制度！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要改善我们的精神疾病犯罪鉴定过程，并让病犯得到该有的刑罚，同
时接受治疗，这需要很完整的配套，除了《刑法》外，还要修《刑事诉讼法》、《保安处
分执行法》以及其他配套法令，这也是我们要在国会继续追踪的！
明天，我们团队会再跟大家报告英国、日本的风险分级方式，以及世界各国的司法精神病
院状况，还有台湾成立司法精神病院会面临的实务层面问题，请大家继续指教～
https://i.imgur.com/WIUMHdp.png
https://i.imgur.com/kQxMcXC.png
https://i.imgur.com/cqT3rYU.png
https://i.imgur.com/qHG2IxJ.png
4.附注、心得、想法︰
不知有没有人转过
3Q的文好像跳过了这篇所以补一下
6/9发的脸书文
还有第3则就是了
给其他有心的转(?)
基进从透明法开始真的让人感受的到立法品质高的值得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