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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侍从主义在台湾：“苗栗国”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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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场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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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台湾城乡差距序扩大，资源与人口往直辖市集中，治理逐渐失能，地方处于崩溃
边缘。一方面，这是全世界新自由主义浪潮的现象；但一方面，台湾的特色在于承受了中
国因素的冲击，不仅加速地方性的瓦解，还重组为压制在地历史与文化的权力机制。
我们从地景上可以明确观察到这点。地景是构成地方性的要素之一，而地景变迁背后往往
是政治性的。苗栗与花莲作为台湾的边陲县市，派系为了生存寻求中国担当新恩主，在运
作过程中，符合中国对于边陲的凝视以及改造，具体展现在苗栗的大闸蟹以及花莲的陆客
夜市上。我以这些地景政治为分析对象，突显背后幽微运作的机制。
本文的观点是，台湾的地方性生产机制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华帝国持续整编地方，以
地方派系作为中介，大幅度地改写台湾的地景政治，使得台湾主权行使领土上排他的权力
。中国与派系的合作，造就了台湾国内破碎、流动的中国主权飞地。
我认为这一套新的权力机制──中华新侍从体系，可能就是二○一八年民进党地方选举大
败的主因。我将指出新侍从体系的运作方式、侷限以及突破的可能性。
文献与理论
中国锐实力刺穿着全世界，但台湾特色却是与地方派系合谋，将台湾的地方性窜编为大中
华拼图的一部分。
根据人类学者阿君．阿帕度莱（Arjun Appadurai）的理论（Appadurai 2009），地方性
涉及到复杂的社会技术，特别是仪式，重新将空间与时间社群化，涉及了对社会的想像。
而社会想像是人们想像其社会存在的方式，这样的理解既是事实性的，也是规范性的。用
最白话来说，地方性涉及到台湾人如何成为台湾人的命题，但这一套历史沈淀而成的机制
，正受到中国政治权力投射的严峻挑战，换言之，台湾的地方性在逐渐消弭当中，台湾人
主体生成的边界也日渐模糊，以台湾人最热爱的夜市文化为例。夜市是台湾庶民文化的代
表，当然是台湾的经典地方性之一。夜市无分大小，散布在台湾每一个生活圈，无论乡村
或都市，都是下班、餐后的休闲好去处。虽然夜市可以说是台湾很普遍的生活方式，但其
相关研究并不多，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人类学者余舜德（2000），他认为，夜市不仅是台湾
人民的夜间公共休闲活动，也是聚落的网络节点，更是一种凝聚社区意识的认同空间。
余舜德的夜市民族志，研究九〇年代台南的夜市，或可称为，台湾工商业化后的经典夜市
，带有乡村的人情味，也拥有都市的便利性。九〇年代的台湾，轻工业逐渐在世界市场丧
失竞争力，许多厂商转作内销，而夜市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
余舜德发现，夜市高效能的零售机制、低成本的营业型态、消化滞销或瑕疵品、让厂商直
接贩售等特性，发挥了支持上游产业炼的功能，由此为台湾经济转型作出积极贡献。
在余舜德的叙述下，九○年代的夜市俨然是台湾人的道德共同体：夜市是日常与庆典之外
的异质空间，其中各式元素交融出一种社群共感，此精神意识有其物质基础，由各个聚落
的网络节点形成，这让社群共同体的共感不仅仅是共同享用食物，更透过生活用品的生产
与消费，将其流通范围扩散于全台湾。夜市让物的生产与消费在台湾共同体中流布，并且
意外地发挥社群道德效果，包容了台湾曾经的经济主体──制造业小头家。
如今事过境迁，二十年后的今日，中华帝国庞然崛起，中国因素强力发挥作用，上述余舜
德提及的内销主力轻工业，早已经完全外移至中国，夜市转为流通中国的廉价商品，而在
山林边区情况变本加厉，不只夜市的产品来自中国，有时连顾客都来自中国，不知不觉间
，夜市也被一条龙垂直整合，余舜德描绘的黄金年代共同体再不复见。
事实上，不只是夜市，在花莲还有许多为了迎合陆客的扭曲的情况，我将在后文提到。这
些现象在地理学者依恩．罗文（Ian Rowen）眼里是常态，都是中华帝国权力辐射的一环
。
罗文（Rowen 2016）长期研究陆客，参与过多次陆客团，为此提出了精辟观察：陆客涉及
到主权边界的重组，透过护照、入台证等，陆客的旅行就是中国作为政体的旅行──国家
与旅行业者共谋，以内地化包覆陆客的旅游经验，并向外延伸，透过空间的介入，发挥国
家的影响力。陆客的案例，恰恰可以说明，旅游是国家领土化的治理技艺，陆客的存在成
为中国主权的跳板，使陆客旅游周遭中国领土化。
我打算再延伸罗文的观点，指出：在地方的权力场域中，任何涉及到中国的人事物都具备
著（1）作为中国政体的延伸（2）中国主权的跳板（3）将主体周遭中国化的特质。这一
套权力渗透机制，借由侍从体制的中介，以中国相关人事物为核心，延伸、整编周围的秩
序，最终与中国政治意志对接。用一句话说，新侍从体系的运作在台湾正创造出主权例外
空间──对内排斥、挤压，对外连通北京的权力空间，打穿台湾作为民族国家的主权裂缝
。
上述机制必须以派系作为中介，以下我将简述台湾地方派系的发展史，并以苗栗大闸蟹以
及花莲的陆客为例，说明这一套新侍从体系机制的运作方式。
派系与当代发展
台湾战后派系发展
地方派系能够与中国因素对接，有其内在权力逻辑。台湾曾经是一座派系之岛。根据吴乃
德（1987）的经典研究，国民党在台湾之所以能够遂行其统治，有赖于其战后建立的权力
结构──恩庇侍从体系。国民党布建了二元派系的统治体系，从中央到地方每一个层级都
扶持双派系对抗的格局，以巩固自身的统治，透过特权恩惠的发放交换政治忠诚，并辅以
司法系统的威吓，简单说，就是用胡萝卜与棍棒齐下的策略，维持外来政权长期稳定统治
。
直到解严后，台湾的地方派系逐渐瓦解。政治学者王金寿（2004）认为：反对党的出现、
派系内部的竞争、独立的司法制度、中立的情治机构以及自由的媒体等五个条件，国民党
型塑的金字塔式派系逐渐山头化和零碎化。从长时段来看，地方派系在台湾的势力的确逐
渐委缩，但唯独两个地方—-苗栗与花莲—-侍从体系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至今未曾选出
国民党势力之外的县长与立委。
苗栗与花莲的民主化程度相当低落并不是偶然，而与区域特质息息相关。苗栗与花莲一东
一西，虽然隔着中央山脉，却拥有高度雷同的特质：
拥有丰富的原物料资源（煤矿、石油、天然气、玉石、水泥等）。
资源开采需要大型资本与设备，本地人被迫成为承受高风险的 劳动力，无法单纯传统方
式维生，青壮人口大量外流。
资源开采由公权力垄断，垄断租有利派系政治运作。
细腻照顾选民感受，开办免费营养午餐、课后辅导；放烟火与 大型活动，提升骄傲感。
财政昏迷指数进入叶克膜等级，大量贩卖土地还债。
配偶介入政治，准备代夫出征。
大量开发建设，降低相对剥夺感。
简言之，上述特点是属于山林边区的特质，此区域的资源基本上都属于垄断租，矿产、林
业的开采，都需要特许权力，仍然保有侍从体系运作的基底（邱星崴 2013），这正是为
何历次民主化浪潮无法拍进苗栗与花东的原因，还在新的时代找到新的恩主，产生了侵蚀
台湾民主根基的新侍从体系。以下我以苗栗的大闸蟹以及花莲的陆客夜市说明新侍从体系
如何运作。
图：苗栗县与上海市的合作计划。出处
新侍从主义在苗栗：以大闸蟹为例
二〇一一年，我前往苗栗的部落访谈报导人，看到一个惊人的景象：许多厢型车辆停在农
场外，一大群人簇拥著报导人，他穿着传统服饰，穿梭在大闸蟹池旁，面对记者侃侃而谈
。我仔细一看是CCTV的摄影机，吓了一跳。
等到众人离去，我询问报导人才知道，那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以及上海的大闸蟹
专家过来访问，瞬间在我脑海构成一幅政治图像，“穿着传统服饰的典型台湾少数族群，
操持北京话，饲养内地的大闸蟹，与来自上海的专家交流”，而这幅经典中国边区的图像
将透过官方电视台的放送传遍全国，又一次再现了“一个中国”的政治想像。
更荒谬的是，这位报导人是在苗栗部落中极少数的资深深绿支持者，从党外时期就走上街
头，参与原住民运动，还担任过政府要职。正因为我相当了解他的背景，才对眼前所见相
当讶异。于是我直接问他，不怕被统战吗？他看了我一眼，说自己立场很清楚，不会轻易
被改变。我心里隐约感到不对劲，因为先前的景象正是中国官方的族群论述–中华民族一
体多元，汉人与少数族群，在指导与被指导、输送文化与学习文化的刻板形象下，和乐融
融相处。
因此，大闸蟹给我的第一印象充满政治意涵，但那时候还没有中国因素的概念，还无法具
体指认与描绘问题所在。随着我持续进行研究，参与地方运动，才慢慢意识到，苗栗县许
多荒腔走板的现象，正是中华帝国崛起对边陲地区渗透的结果。许多开发建设，其实是地
景政治，大多在刘政鸿担任苗栗县长（2005-2014）任期内完成。
刘政鸿是在台湾地方派系全盛期养成的政治人物，延续地方派系发放资源收编忠诚的方式
，在苗栗既有破碎、紧张的派系条件下（萧新煌、黄世明2001），以非客籍之姿，成功打
造自己的政治系统。刘政鸿任内大幅度举债，免除全县营养午餐、学杂费等费用：并且开
发各项园区，引发农民抗争，其中以拆屋毁田的大埔案最广为人知。同时邀请三大男高音
、施放烟火等大花公帑。
上述刘政鸿的政绩，基本上依照两个轴线展开：传统地方派系开发分润模式，以及新自由
主义下区域竞争的模式，当然这两种模式或多或少存在于台湾其他县市，但在苗栗还有另
一种特殊的政治行动轨迹──中国因素。
刘政鸿任内频繁出国，一共四十四次，其中有三十次前往中国，比例高达六成八，往来相
当密切。与此同时，却很少人注意到，刘政鸿将苗栗县悄悄地变成中国县。许多与中国形
象直接相关的场所，在刘政鸿任内，以观光之名大兴土木，除了藏传博物馆在筹备时遭到
公民团体抗议中止外，其余的少林寺、马奋馆、客家圆楼、闽南书院均等顺利落成， 这
些馆舍缺乏实际效益，观光效果不如预期，其象征意含重于实质。
这不单纯只是治理失能，而是寻求另一种政治红利。刘政鸿的第三条施政轨迹，正是环绕
著中国崛起的氛围展开。这些馆舍目前大多沦为蚊子馆，但有一样特殊政治地景还在蔓延
中──大闸蟹。刘政鸿任内最夸张的一次是率团一百三十人，用经济部补助招商奖金，去
上海大吃大闸蟹（东森新闻政治中心 2012）。
大闸蟹，学名“中华绒螯蟹”，分布于朝鲜半岛至中国福建沿岸的通海湖泊、河流。二十
世纪初，大闸蟹随着船舶的压仓水进入欧洲与北美，目前已经扩大蔓延，往东进入中亚，
往南进入地中海；北美部份，也开始往加拿大蔓延，东岸也陆续出现（出处）。大闸蟹几
乎祸延全世界的危机，被联合国国际自然保育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列举为百大外来入侵种，造成下列危害：
破坏在地生态系统：大闸蟹为杂食性并且具侵略性，与当地物种竞争食物与空间，会造成
在地水生动植物体变小，影响基因频率与其他生物洄游。
减少渔获：破坏捕捞工具，盗食或夹伤捕获物。
有害卫生安全：大闸蟹是卫氏肺吸虫的第二中间宿主。
破坏设施：大闸蟹有打洞的习性，破坏当地的堤坝、防洪或防波堤、排水灌溉系统以及港
口设施；迁移时，聚集在排水口，妨碍污水排放。
对台湾而言，尚有更可怕的后果，因为大闸蟹与台湾本土毛蟹基因接近，如果产生杂交，
将影响台湾毛蟹的遗传结构，发生生物污染，甚至族群灭绝。上述种种弊病，显示大闸蟹
绝对不适合引进台湾，但刘政鸿却于二〇一一年强势引进苗栗，国内舆论与学界高度反弹
，但苗栗县政府与渔业署仍然执意护航，认为做好防脱逃设施即可（陈佳雯2012）。
二〇一五年八月的苏迪乐台风，重重打了苗栗县政府与渔业署一记耳光。台风过境摧毁了
养蟹设施，大批大闸蟹逃跑，造成八十个受灾户损失上百万。 这只是表面上的损失，真
正不可回复的，是上述学者担忧的生态毁灭性破坏。
短短数年间，大闸蟹产业在苗栗上岸安居，目前共有五十八户业者，面积达二十六公顷，
放养四十万只。自二〇一一年起，至少已经连续举办五年的比赛，评审还邀请上海的专家
前来。 举办比赛是产业迈向成熟的指标，意味着象征资本的出现，能够透过界线的划分
来制造阶序，建构一种垄断租，增加整体行业的市场价格。
大闸蟹看似拥有一切成熟在地农产业的形式，产销班、合作社以及评鉴比赛一应俱全，并
镶嵌在地方派系网络之中，成为人情交换物，承载着恩惠流动，增加垄断租的选项与交换
层次。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闸蟹的象征资本来源自中国，位阶划分不全然由台湾在地
团体决定，这代表着大闸蟹背后正是一种新型态混合的侍从体系。
大闸蟹作为外来产业的移植与生根，沿着地方派系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向下扎根，第一批
养殖大闸蟹的业者，都是政商关系良好的头人，或者是政治人物自行经营的副业。根据三
立新闻的报导，刘政鸿涉嫌将蟹苗与饲料的经营权交由桩脚经营的合作社。
以产业炼的头尾观之，这是彻底的恩庇侍从体系产物：在生产端，蟹苗由中国单方面垄断
，只能进口。进口后，又被县政府外围组织垄断，再下放到桩脚体系；而销售端则依照人
情分配，由大资本饭店买单，或亲友团购，这两年才看到路边零卖。
大闸蟹成功地在台湾登陆上岸。不同于世界各地其他的案例，大闸蟹出于生命本能进入船
舱意外传播，台湾的大闸蟹却是被人为搭上中华帝国整编地方派系的桥梁，以人情流通作
为输送带，偷渡进台湾。正是在此特定条件下，大闸蟹有效延续派系生命，甚至成为卷动
新社会关系加入的产业。
讽刺的是，中国因为过度污染导致大闸蟹减产，而拥有好山好水、期待开发的山林边区，
却成为饲养大闸蟹的最加场所，尤其是废耕、弃耕的水梯田，在县政府的强力补助介入下
，更让业者有诱因向地主承租，许多还在耕作的水稻田也转为大闸蟹场。麻烦的是，大闸
蟹在中国与韩国均有危害水稻幼嫩部位的纪录，显示大闸蟹对于水稻生产有潜在的风险
。 如今贸然比邻养殖，恐怕再上演福寿螺悲剧，特别是台湾溪流逐步整治成功，反而成
为大闸蟹的温床。大闸蟹将由水梯田流入河川，最终前往海边产卵，完成自身生命周期，
成为不可能消灭的族群，如同发生在欧美的生态危机。
而这个悲剧，在台湾由山林边区为起点。山林边区长期受到垄断与剥削，习于被人情恩惠
体制分配资源。因此，当大闸蟹的蟹苗，被中华帝国复返崛起的浪潮拍上台湾的山林，此
区域无论在生态上或政治上，都是大闸蟹产业最好的载体。大闸蟹是中华帝国崛起的权力
投射，也是隐喻。刘政鸿任内最后一次出国，即是带队去中国参加“第七届中国河蟹大赛
”的比赛，中国媒体用“衣锦还乡”形容。这替大闸蟹背后代表的中华帝国产业殖民体系
下了最好的注脚。
另一个可以对比的注脚是石斑鱼。同样是横向移植的产业，台湾的石斑鱼是马政府任内重
要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政绩，大批养殖业者前往中国投资，不仅血本无归，
还让对方学会养殖技术，成为强劲的竞争对手，石斑养殖业最终只有两岸政商关系良好的
大型资本财团获利，原先养殖小渔户被迫抛售养殖场。
透过大闸蟹跟石斑鱼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作为横向产业的输出端或输入端，只要
产业本身在中华帝国产业殖民体系下，最终都会造成原有地方性消灭的结果。
小结
大闸蟹与陆客在台湾，都牵涉到一整套政治经济的架构在运作，是中华帝国权力投射在边
陲地区的地景政治。正是区域特质使然，让山林边区的侍从体系不仅不在民主浪潮下消退
，反而跳过丧失影响力的旧权威，去寻找如日中天的中国新恩主。侍从体系的权力逻辑在
于垄断特权与政治忠诚的交换，因此能与中国政体完美对接，诞生了当代侍从体系的新兴
型态──地方派系嫁接中国恩主。大闸蟹正是中国主权飞地最好的隐喻，不断打穿台湾国
内的主权漏洞，正如同大闸蟹破坏田埂一般。而台湾政府对内受限于地方派系的掣肘，却
迟迟无法清除无论是实质或隐喻的中国外来种。
我们将在下篇当中讨论另一个案例：花莲。
4.附注、心得、想法︰
其实就是
没本事发展经济只会吃威权体制的奶水
最后台湾没有威权奶水就只好去舔中
永远的依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