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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广场》野百合学运30周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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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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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志
发生于1990年3月16日至22日的野百合学运，成功地终结了中国国民党用来巩固其威权独
裁统治，所设计出荒谬的自1948年起永远不需改选的国会议员终身任期制（包括国民大会
代表、立法委员、考试委员、监察委员）。这场运动也成功地推动后续的国会全面改选，
并迫使执政的国民党废除其威权统治法源的“临时条款”与宣布结束“动员戡乱时期”。
时任总统的李登辉也巧妙利用学运所带起的民意力量，对抗国民党内的法统派守旧势力，
并逐步推动体制内的转型，带动民主改革，使其在后来于1996当选第一任的台湾民选总统
。因此，野百合学运在九零年代对台湾政治制度的改革与民主化的进程上，的确扮演了不
可忽略的重要角色。
除了年轻人特有的热情与理想性格，在当时仍处于威权统治下的台湾，为何这群大学生敢
冒着极高风险，发动学生运动来对抗党国体制呢？这群青年为何对普世价值（自由、民主
、人权）持有坚定的信仰与行动的信念呢？回顾当年台湾内外部的环境，有几项因素扮演
了重要的驱动力量：
一、东欧诸国民主化运动的成功。从1989年的6月起，原为苏联附庸国的东欧诸国，包括
波兰、匈牙利、捷克、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先后展开了由人民与学生领导的
民主化运动，并一一地推翻了各国原有的独裁政府。这些民主运动的成功，透过国际新闻
的大幅报导，开拓了台湾青年的视野并带来了勇气。有为者亦若是的想法，让许多学运青
年认为我们也应该站出来对抗国民党长年的独裁威权体制。
二、国内经济处于高峰期。1989年6月台湾的股市首次站上万点，在当年的8月28日，台湾
股市成交量甚至曾写下单日总成交值创下全球股市的新纪录。活络的经济，使当时的台湾
社会不时要求政府在民生经济上解除更多的管制，富裕的民间社会也对各种抗议活动有较
高的容忍力，因而间接提供了群众运动与学生运动开展的空间。
三、中国六四学运的失败。1989年4月起，中国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起近两个月的争民
主运动，最后在6月4日以中共解放军的血腥镇压而失败收场。但讽刺的是，由于中国国民
党在1989年的政治宣传是以支持声援中国学生推翻共产专政为主轴隔海唱和，因此在国内
，国民党政府对同样来自大专校园的各种争民主的诉求，便陷入一个难以处理的窘境。国
民党不愿被国际社会认为它与中国共产党一样的残暴，因此在使用军警暴力镇压学生运动
上便有所忌惮，这也给了当时台湾的学运成员一个放手一搏的机会。
四、郑南榕先生的自焚。主张争取全面言论自由、支持民主化与推动台湾独立运动毫不畏
惧的郑南榕先生，在当年是许多知识分子景仰的对象，他所创办的《自由时代》周刊是当
时学运成员的知识养分，有些学运成员甚至是在他本人引导下得到启蒙。因此当郑南榕先
生在1989年4月7日选择以自焚的方式抗议国民党对他的不当逮捕而牺牲生命后，各校学运
成员深感哀痛，当年郑南榕先生出殡的行列里甚至有一个跨校的学生队伍。之后，学运成
员开始思考如何扩大跨校合作，与联合起来一起冲撞体制的可能。在此之前，各校的学运
成员多以争取校内的民主改革为主，鲜少有直接冲撞政府体制的大型抗议行动。郑南榕自
焚事件后，某个程度激化了学运分子拉高对抗威权的对象，并开始积极走上街头。
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学运成员串连起跨校动员的能量，只能在一场又一场的读书会与
工作队中逐步累积，这样的交流经验与信任感，是在3月16日由几位台大学生发动至中正
纪念堂大门抗议的隔天，各校学运社团便能迅速展开动员其所属成员到现场撑起气势的重
要因素。
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写下了台湾民主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而今年的3月16日，刚好是
这场学运的三十周年。这30年的过程，我们见证了台湾在各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台
湾从威权走向真正的民主，许多人更积极参与了幕后推动的工程。30年的时间，可以让这
一个世代的青年从当时满怀热血的觉醒青年，转变为家中也孕育出学运青年子女的父母。
30年的时间，让这个世代的许多成员在投身政治工作后，逐步成为中央与地方的重要政务
官员与国会议员。30年的时间，也让这一个世代的青年在经历充分的历练后，成为企业与
组织里的领导者。换言之，经过30年时间的磨练，许多野百合学运的核心成员与参与者已
成为社会上各行业的领导者与决策者，并在各自的岗位上肩负重要的责任。
回顾野百合学运三十周年，我们应一起借此检视这个世代的力量对台湾的影响，也希望野
百合学运世代的成员一起来反省自己是否尽到了这个世代应尽的责任。
一、在体制内持续追求进步价值
有别于某些国家透过内战或是大规模流血冲突才得以推翻极权政府的民主化过程，台湾走
的是体制内的渐进式改革路线，虽说其代价是改革进程的缓慢，以及提高转了转型正义工
程在追究共犯责任的困难，但大幅降低了武力冲突所造成的昂贵社会成本，也让台湾赢得
了国际称羡的宁静革命式的民主转型。野百合学运本身其实也依循了这样的路线，在体制
内的折冲与角力，其实就是一种妥协的过程，但我们希望走入体制内的野百合世代的政治
工作者必须时时警惕自己，切勿被体制内的保守制度与文化制约而丧失改革前进的动力。
唯有持续追求与国际并行的进步价值与政策，方能让野百合世代所代表的集体世代力量不
致腐化。
二、建立学运世代的典范
从野百合学运后这三十年的台湾民主发展史，我们看到许多野百合学运世代的成员进入政
治领域工作，也有许多人在学术界与NGO服务，不可否认的，年轻时所参与的学运经历，
让这个世代的成员较容易吸引社会注目与资源，包括政治上的资源以及媒体的镁光灯。
绝大部分的野百合学运世代成员其实都明了这份“隐性的特权”伴随而来的是更多的责任
与承担。我们期待野百合世代成员能透肩负这样的责任，特别是如今皆已进入中年，建立
起足以让后辈所效法的一种典范，对社会与国家皆有重要的意义。
野百合世代的政治工作者必须懂得团结彼此，不仅是横向团结同世代的老战友，也要能纵
向团结不同世代的力量。特别是与青年世代的连结。在野百合学运后台湾的另外两次重要
的大型学生运动有二，一是发生于2008的野草莓运动，以及2014的太阳花运动。这两次的
大型学生运动，透过参与者的人际网络，皆各自形成了属于他们的世代。特别是太阳花运
动所展现与凝聚的青年力量，是自2012年起的反媒体垄断、2013洪仲丘事件而起的白衫军
运动，以及反土地征收运动等所累积而成的。在接下来的十年，野百合学运世代应该也会
逐渐被后继的世代所承继与取代。希望野百合成员都能以历史洪流的角度观看与审视自己
的时代使命，建立起一份可供承继的世代典范。
三、团结对外，世代共赢
与野百合运动后政治的成果部分为李登辉前总统吸纳以转化成为推动他所擘画的宁静革命
不同，2014年太阳花学运的可贵之处，在于运动结束后启蒙了更多的台湾青年与学生，站
出来支持以台湾为主体以及捍卫主权的活动，并在政坛上形成多股新兴的本土政治结社。
这些力量嘉惠了民主进步党在2014的六都选举与2016的总统大选。虽然在2018年底的选举
曾短暂的打击了民进党，但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与美中对抗的两大外部因素下，青年力量仍
选择了捍卫台湾为优先的路线，并在2020年一月支持蔡总统赢得压倒性的连任。这些都是
新世代青年展现的集体力量。
不论是哪一个时代的运动，其最珍贵的共同点在于站在台湾本土的立场，追求属于台湾人
的民主权利，推动台湾的价值认同与独立国格，简言之，就是站在捍卫台湾路线的立场对
抗中国法统势力。中国法统势力的代表过去是中国国民党，现今则是岛内的红统势力以及
隔着台湾海峡的中共政权。由于这个基于认同台湾与抵抗中国迫害所形成的历史轴线是历
代学运的主干，因此跨世代能否团结对外，将影响台湾未来的命运。
此外，在台湾人口高速老化的今日，青年世代未来肩上扛的是比我们更为沉重的社会压力
，因此野百合世代的政治人物请切记为青年世代创造机会的重要性，政策推动应以青年世
代的未来为优先。
至于面对中国，世代的团结合作更是至关重要，我们要体认新一代的台湾认同就是综合了
包含了中华民国的台湾，新的台湾认同不是以血缘宗族或法统为依归。新的台湾认同是站
在自由民主与人权的价值上所生长茁壮的台湾认同。这股认同将是驱动台湾持续进步的最
大力量。
学运世代的形成就是一个想像共同体的实践过程。野百合学运三十周年的意义不仅在于回
顾，而是要形成承先启后的世代力量，持续在未来打造一个理想的台湾。
若说学运真正值得留下有意义的价值，那就是众参与者在一场又一场的运动里，一起从追
求小我走向对追求大我实践的生命记忆。希望每一位不同世代的学运参与者，特别是在台
面上的政治领袖与有志于公众事务的新生代政治工作者，能永远保存这份生命记忆所带来
的启示与感动，以及珍惜伙伴们共同走过的革命情谊。从庙堂到车站，从国会到政院，从
校园到街头，无论运动的场域为何，物换星移，运动者的脸庞何其美丽，运动的初衷永远
动人！
（作者为前野百合学运文宣组召集人，现服务于资通讯产业）
4.附注、心得、想法︰
可惜当年
台湾人普遍还太奴
没有像菲律宾人民力量或韩国1987一样全国响应
彻底终结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