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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舔屁沟”才是政治正确：李文亮之死，中国中产阶级的盛世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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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一个人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开什么样的车，住哪个地段的房子，有什么样的业余
生活，可以体现出不同的阶级趣味。但是散发出豪车或是地铁味道的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些
相同的事实，比如一日三餐、三尺卧塌、生老病死，还有这次的新冠病毒。
感染新冠病毒后，不像其他的疾病，花更多钱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到目前为止，它没有
药物可以治疗，美国研发的药物瑞德西韦虽然被证明有效，但是它还在试验阶段，现在有
钱也买不到。所以说，不管是官僚集团、中产阶级还是底层人民，暂时在它面前真正做到
了人人平等，每个人都要靠自己的免疫力来对抗病魔。
欧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里面有一段名言：“一切动物都平等，但有的动物比其他
动物更平等。”当这种更平等遇上了新冠病毒的人人平等，官僚集团陷入了集体焦虑，中
产阶级出奇愤怒，底层人民依旧麻木。
“舔屁沟”才是政治正确
习近平将这次疫情视作了人民的战争，这当然是台面话，疫情如果再得不到控制，这可能
是一场关乎其政治前途乃至政权生死存亡的保卫战。有海外学者将这次疫情比做了中共版
的“车诺比核爆炸”，因为当年苏共的境遇和表现与今天的中共有太多相似之处。事发前
，整个国家在官僚主义的操控下，表面上欣欣向荣，实则积弊丛生，一个小小的火星就可
能引发燎原大火。这样的火星在一个有民主机制的正常国家本可以及时扑灭，但是好胜、
鲁莽的共产主义国家却很难避免。
灾难酿成后，共产党的官僚们首先是掩盖、逃避和卸责，因为在他们的条件反射里只有好
消息才能正常传递。而当灾难进一步扩大和蔓延，从上到下的官僚都陷入了集体焦虑和恐
慌，在这种情绪之下，就难免歇斯底里，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
当1月20日，习近平对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后，一场精彩的踢皮球大赛就隆重登场了。首先
发球的是武汉市长周先旺，他因为不堪巨大的舆论压力，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大吐苦水，还
以地方没有发布疫情权限为由，将皮球踢向了上级。接着上场的是国家疾控中心、武汉病
毒所，连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习近平也在党刊《求是》上秀了一脚。“你是否认为中国
政府在这件事上做得不对？” 当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马尔就李文亮之死单刀直入问中国驻
英大使刘晓明，刘称：“我要纠正你的说法，不是中国政府，是地方政府相关部门。”
当疫情蔓延全国，各地官员卯足了劲争表现。最简单粗暴的做法是封城、封路、小区封闭
式管理，重灾区的湖北城市还禁止人们出门，将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死城。其他地方允许出
门的条件是必需戴口罩，如果有人拒绝戴口罩，警察可以直接将其行政拘留，就算人迹罕
至的偏乡也不例外。为了杜绝人群聚集的交叉感染，很多商场、商店被迫关闭，连一家人
在一起打麻将也被执法人员破门而入砸烂桌子。在防疫的大旗下，任何不入地方官员法眼
的行为和人都要收入“钵盂”，镇压在“雷锋塔”下。
近日，中国广电总局还发文要求各媒体传播“习近平光辉形象，打赢防疫战争”，接着我
们看到了一大批媒体排队“舔屁沟”。第一个走上红毯的是《长江日报》评论员肖畅，他
的代表作是〈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第二个向我们走来的是汉网评论员
杨剑，他的代表作是〈疫流而上，何不给武汉市长暖暖心〉；第三个来宾是自媒体公众号
，她的代表作是〈我要感谢你，冠状君！〉，第四个是各地官媒发来的“祥瑞”，标题是
〈丢下一万元就跑了，那背影真帅〉……他们一个个甘之如饴，让人应接不暇。不过，也
有人厌弃这样的“舔屁沟”，还上去踹了屁股一脚，最终都逃不过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
网警的法眼。
李文亮是中国中产阶级悲剧的缩影
重大危机事件中，官僚集团的焦虑早有迹可循，但是由最初先提醒疫情的八位“造谣者”
之一的李文亮之死，引发的中产阶级的集体愤怒却十分罕见。
李文亮是武汉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他在2019年12月30日上午看到一位患者检测出类SARS
病毒的报告，随后下午在同学群发布了提示消息，同时他还在群里嘱咐不要将该消息和检
测报告外传，没想到很快被截图传了出去。2020年1月3日，当地派出所指控他在互联网
上发布“不实言论”，对他提出警示和训诫。
后来随着疫情的失控，很多人想起了那些“造谣者”，其中李文亮因为感染病危，受到了
极大的关注。在万众瞩目之下，官方还不忘拿他做秀，他在已经死亡后，仍然被官方强制
抢救数小时，据传最后肋骨尽断。消息传出，引发了公众极大的愤慨，网络上铺天盖地对
李文亮的惋惜和对体制的不满，微博上一度出现了“我们要言论自由”的热搜，有专家、
学者呼吁将李文亮祭日设立为中国的“言论自由日”。
李文亮被大众捧为英雄、吹哨者，更多有后者自己内心的感情投射。网络上对他有一句评
价比较客观，“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李文亮并不想做英雄，他
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吹哨者，他在同学群里提醒同学时，还特别嘱咐不要外传，他明
白一个健康的社会里，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但是人微言轻的他也不得不屈服于一种声音
。
李文亮的遭遇其实有大部分中产阶级的影子，所以他们能感同身受。近些年，中国经济高
速发展释放诸多红利，中产阶级虽不能像高官权贵们分肥啖肉，但也能通过自身努力勉强
吃到些残羹剩饭。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基础的体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
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在西方
国家，他们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和“稳定器”。随着中国中
产阶级的不断扩大，中共也开始重视他们，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给他们提供更多可预见
的上升机会，而他们付出的是自己政治权利，其中就包括言论自由。你可以唾弃他们的“
岁月静好”，但是他们也会给出很多苦衷，比如上有老下有小、有房贷、车贷， 生活对
他们来说早已没有了诗和远方，只剩下苟且。
社会上诸多不公，他们吞下去了，他们安慰自己毕竟中国几千年都是如此；毒奶粉、假疫
苗、环境污染伤害他们和家人的身体，他们咬牙忍了，他们安慰自己这是少部分不肖官员
和商人造成的，大部分人是好的。但是经过这次疫情，让他们发现，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所有的隐忍最后可能都是慢性自杀。退休的厅官染病后，还可以要求厅级病房，官员的儿
子可以安排专车冲破封锁，大官的亲戚可以不戴口罩，冲撞交警。他们只能和身上有地铁
味道的人挤在一起排队等病床或是摇号买口罩，他们死了，不是马革裹尸，而是黄色塑胶
袋草草收场。
有染病的武汉人录下视讯哭诉道：“有钱也住不了院，买不到药，这是什么世道？”
还有人在微博写道：“大家经历了这几天，再审视自己的家底，自问：我们经得起一场重
病吗？我反正经不起，就算我的收入已经超过国内百分之多少的人，我也经不起，我连医
院里的一张病床都搞不到。中国根本就没有中产阶级，只有两种阶级，一种是我们，一种
是‘能搞到病床’的阶级。
在百业停顿，复工艰难的时刻，有份工作的中产阶级还能勉强糊口，如果未来收入降低，
大不了降低消费水准或另寻高枝。但是对那些有小生意或小公司的老板来说，每延迟开工
一天，不仅没有收入，还要支付工人工资、房租、贷款利息等各种费用，他们的压力是可
想而知的。中国的中小企业吸纳了大部分的城乡就业，如果他们撑不下去，那对中国经济
社会的冲击将是灾难性的。
当然，中共也意识到这样的危机，出台了各种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渡过危机的政策，大部
分小企业主不会对此心有戚戚焉，因为国企和私企毕竟亲疏有别。中国地方政府扶持私营
企业发展，一方面是因为有上级经济考核指标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养鸡生蛋，如果
真到了紧急关头，他们不会吝啬杀鸡取卵。
2007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其中第十二条
就规定了： 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为应对突发事件，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这次
疫情也确实将它派上了用场。2020年2月2日，大理卫健局发文，紧急征用从云南省瑞丽市
发往重庆市的9件口罩。2月6日，青岛市发改委发公文声称：“青岛10万只口罩被沈阳海
关暂扣后，将按照对等原则，通过海关扣留沈阳从韩国采购的口罩。”
此外，各地政府还严厉打击哄抬救灾物资价格的行为。2月9日，湖北洪湖市市场监管局因
加价超过15％，对华康大药房6毛进货1元出售口罩予以重罚，并称其涉嫌哄抬物价。与此
同时，一些地方政府自己投放市场的口罩价格却超过了1元每只。
有钱人是这样的悲惨下场，那麽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呢？
湖北电影制片厂“像音像”对外联络部主任常凯之死，引发了舆论一片哗然。他还留下一
段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