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武汉肺炎病毒和SARS的类同性，台湾在2003年遭遇SARS侵袭后13年
于2016年的专题报导较大程度的还原了当时的一些真相和细节，或许也可做
为往后台湾在面对高传染性的疾病时的借镜。
我也觉得马是笨伯，但也不是所有锅都推到他身上，下面文章很长，但有清
楚交代当时的决策情况，想知道当时状况的可以慢慢看，没兴趣的请左转～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dd574eeb-fd81-4962-95d1-4381ab666740
SARS后13年／一句爱台湾 让医院同心抗煞
667人感染、81人死亡、395亿经济损失，和平医院被蛮荒封起、台大医院百年
首关急诊，曾经，人心与人心也戴起了N95...
黄筱珮、陈慧真、杨惠君／专题报导 2016-03-14 15:12
13年前（2003年）3月1４日，卫生署疾病管制局(CDC，现改制为卫生福利
部疾病管制署)接获台湾第一例SARS病例通报，一直彷若遗世独立般存在的台湾，
迅速卷入全球危机风暴中心。
这场风暴卷起的，不只是疫病对人身安全的夺取、更是对人性的突袭，病
毒测试的不只有医疗公卫体质，还诱发了血淋淋的政治斗争、冷冰冰的国际现
实。667人感染、81人死亡、395亿元经济损失，和平医院被蛮荒封起、台大医
院百年首关急诊，更惨痛的是，曾经，人心与人心也戴起了N95，失去同理和同情。
13年过去，许多当时不能说的祕密，逐一显露。从荒腔走板到凝聚力量、
从粗暴冷漠到挺身而出，有些人自此胸前别起闪耀的徽章、有些人和家庭再没
走出黑暗阴影。这一仗，输掉的部分不该忘、赢回的又有哪些？未来疫病考验
不会就此结束，国家政策、医疗体系、人民素养该要由血泪中更茁壮。
“这不只是天灾、也是人祸！”专家事后下了注解。
《民报》将推出＜SARS后13年>专题报导，悼念追记、检讨针砭这场本世纪台湾
最严峻考验留下的伤疤、抗体与前方仍有的难题。
运气，只能救你一次。引用在台湾SARS百年大疫上，再贴切不过。
台湾首例SARS感染者勤姓夫妻第一时间被台大拦截，有些机运。勤姓夫妻儿子
当时就在CDC服替代役向CDC书记郭明珠提起，在中国工作的父亲返台后就因不
明原因引发肺炎住院，病况来愈严重；警觉性高的郭立即通报当时正密切关注
中国非典型肺炎的CDC副局长许国雄。
不久，勤太太也因肺炎进入台大，台大感染科惊觉不寻常，才如此快速通报首
例个案。如此的“运气”应是让政府与其他医院更要警惕、加强防范。但政府
竟忙着沾沾自喜，宣誓零社区、零死亡及零输出的“三零政绩”，高调召开全
球第一场SARS国际会议。2天后和平医院即爆发严重院内感染，之后上演骇人的
和平封院，被“关”在院内的医护在窗口呼救、企图脱逃的画面在全球播送，
成了最不人道、也最不堪的一幕。
三零一个月内归零，全台如SARS恐惧岛。如今倒带，让疫情失控的有五大
关键：和平封院当晚，前CDC局长陈再晋打了电话给他的老长官、前卫生署署
长李明亮：“李教授你要出来拯救台湾，不然台湾会很惨！”
后来李明亮奉派执掌抗SARS总指挥官，事过境迁，他曾撰书直言，台北巿初期
疫情失控的问题就在中央与地方对立，形容当时卫生署就是抱着“我就是要看
你死”的态度，而台北巿卫生局则是“我就算死了，也不会向你求救”，弄得
一发不可收拾，结果受害的是老百姓。
当年，是总统陈水扁任期最后一年，积极寻求隔年连任；时任台北巿长马英九
则已连任、早已为2008年总统大选铺路。担任抗SARS副总指挥官的黄富源呼应
李明亮的说法，“初期台北巿的卫生局就是竞选团队，当时每次来专家会议，
对会中的共识都点头没意见，但转身出去开召记者，说的又是另一套。”
SARS初期时还没有成立指挥中心，卫生署责成专家小组帮忙做决策和个案判别。
台大医学院院长张上淳说，但同时，台北市也有成立自己的应变小组，确实会
有一些资讯不同步的状况。
蓝绿互斗影响防疫登革热再次上演
SARS中期接任CDC局长、与临危授命接掌卫生署长的陈建仁并称“抗煞双仁”的
苏益仁，曾于和平封院之后交给李明亮一份“密件手稿”，直指和平大祸的因
素，绝非单一疏失，而是一连串的错误造成，“包括医院、病患及当年台北巿
卫生局长邱淑媞等部分官员都必须负责。”
目前担任南台科技大学生物科技系讲座教授的苏益仁指出，当时和平医院封院
中央与地方互摃，中央是民进党执政、地方是国民党，蓝绿之争的情况直至今
天还在持续，台南登革热疫情角色转换，中央是蓝、地方变绿，同样中央都有
袖手旁观的心态，防疫除了专业，“态度”也很重要，如果领导人是这样冷眼
心态，那疫情防堵得赔上更多人力、物力以及民众的健康。
直至和平失控后、仁济也沦陷，才将防疫提升到行政院的层级。张上淳表示，
当时也有人建议不能再用原来的专家咨询小组，因为原本的专家小组不是专职
的，各自有其他职务，开会或召集时才来。“这是没办法应付疫情的，应该有
一个专责的人做指挥官的工作。”
政治凌驾专业，是SARS疫情失控起点。黄富源透露，直到李明亮接掌总指挥官，
中央地方事权才统一，李明亮还婉转对马英九说：“巿长太忙了，不要自己当
对话窗口，可指派专责人员和中央对口即可，后来由副巿长欧晋德担任台北市
政府SARS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整个防疫工作就协调、顺畅多了。”
尽管政党色彩和专业范畴不同，但黄富源盛赞欧晋德是极为优秀的技术幕僚。
“他可以说是当时我们的‘手和脚’，当时要把照顾患者的护理人员集中隔离
的地点、运输的车辆都是他主动协助安排，甚至万华华昌社区出现社区感染，
最后整个清除工作结束时，他还自己去巡视一遍，又找出一名个案。”
“这证明，人若无私心，专业是可以超越政治的。”黄富源说。
政治力量阻扰台湾抗煞，除了在岛内的内斗，在国际上也不断受到打压。
台湾人的健康人权一直成为国际现实环境下的牺牲品。
疫情爆发初期，全球对SARS仍一知半解，病例的诊断、病毒的特性、防治的
手段、治疗的建议等等，WHO作为全球健康卫生组织，无论基于职责或人道，
理应将所有资讯提供给世界各国、特别是疫情发生的高危险地区。
但台湾3月14日出现第一个病例之后，CDC局长陈再晋于3月19、21、24、26及
4月3日五度向WHO发出求救信函，多次表达希望能提供SARS防治技术协助及最
新资讯，以防止疫情在台蔓延；同时也针对WHO将台湾误列为中国一省要求更
正。但完全未获当时WHO干事长Dr. Brundtland任何回应。
李明亮日后感叹，如果当时台湾在第一时间能获得紧急援助，相信抗煞过程
会容易得多。
现任疾病管制署署长郭旭崧也不平地指出，在SARS防疫工作上，台湾早就可
以从WHO除名，但很明显，WHO先于2003年6月17日宣布台湾自旅游警示区除名，
直至到７月才宣布疫情结束，这就是政治考量，“为了要避免制造出台湾和
大陆分属不同国家，其实明明台湾可以更早一点除名，这很明显是政治操作。”
和平沦陷后，当时已知，发烧是SARS病人最显著的征兆，部分医院拒收发烧
病人、加上病人对当下仍维持“零死”的台大医院信任，病人大量涌入台大
急诊，连专责医院松山国军医院眼看都要爆满。
黄富源说：“我印象深刻，当时都是深夜在行政院开会，直接向行政院长游
钖堃报告，有一夜，当着七个医学中心的院长，新光洪启仁、国泰陈楷模、
台大李源德、三总陈宏一、荣总李良雄、马偕黄俊雄、长庚陈昱瑞面前，张
上淳哭了。”
台大急诊快要支撑不住。张上淳说：“当时会议中又接到电话传来，仁济医
院也已经要失守了，因为署立台北医院也涌入了许多从仁济医院转去的病人。
但其他大医院仍未伸出援手，台大容纳不了。”
现场的院长，多位都是张上淳的老师，当下一片静默，仍不愿接下烫手山芋。
张上淳一时情绪涌上，忍不住问：“大家究竟爱不爱台湾？”游钖堃也一脸
凝重。七位医界大老才终于点头同意，立即准备、清出病房、动用人力，做
好收治SARS转院的准备。
张上淳提到，“当初台大没有办法将全部病人都收治进来，需要把病人转院，
拜托三总、荣总或是署立医院帮忙，也让他们开始熟悉处理SARS问题。”
从那时候开始就持续有转出去的个案，等到和平医院要转病人出来的时候，
也面临了很多为难的状况。
2003年SARS疫情爆发之后，从派驻华府负责WHO事务被调回担任抗煞指挥中
心办公室主任的郭旭崧指出，疫情当头，由于恐慌，出现许多荒谬的情况，
甚至有些县市不愿载着SARS病人的救护车经过，还有民代出来阻挡，更别说
是要后送到其他县市的医院，困难重重。中央与地方、各医院都有本位主义，
最根本的原因是“害怕”，大家都怕染煞，因此推来推去，“忘了大家都是
台湾人、一家人。”
郭旭崧认为，面对SARS这样的新兴病毒，大家都怕，CDC也一样，有人愿承担、
也有人能闪就闪，所以才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面，不能老是把勇敢的人推去
当砲灰。
事实上，台湾原本有机会坚壁清野、在SARS中全身而退，关键就是No．149号
病人的漏接。事后证明，这名后被称为“和平医院曹姓洗衣工”的妇人，正是
本土病例的源头。
最早发现此一例、还手绘出其完整传染树图的苏益仁，至今对此无法释怀。
他说，台湾整个疫情扩散的关键就是这名曹姓妇人，牵动了日后整个疫情扩散、
和平封院的中央与地方对立，同时反映出台湾官方与学界自信与创新能力均相
当薄弱，墨守成规导致疫情失控。
苏益仁于2002年获延揽为昆阳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 SARS爆发之初，他负责疑
似SARS个案病毒筛检，见证NO.149个案检体2次均被检验为阳性，而且2个检体
还是分别从和平医院和新光医院送往实验室检验，当时就确信该例为SARS个案。
但专家学者组成的委员会却依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一定要去过疫区
（大陆或香港）才能判定为SARS病例”，曹姓妇人未到过疫区因而排除。
“委员会当时有17个委员，每个都是学界代表，不信任科学证据，一味的依靠WHO
的指引，这很可笑。”苏益仁开玩笑说，“台湾不是WHO成员，但我们的人最遵守
WHO的指引。”官方也一样，只要WHO说的就不疑有他，结果反而不利疫情控制。
4月15日专家委员会排除NO.149个案为SARS，苏益仁打电话给当时台北市卫生局长
邱淑媞请她注意，无奈不被相信。苏无奈的说：“如果她采信我，把曹妇隔离，
就不会爆发4月22日的和平封院，也不会延伸出仁济医院封院，以及高雄长庚院内
感染的事件。”
张上淳则认为，SARS是一个全新的疾病，所以一开始是参考WHO的定义，主要是
要有接触史、曾到过疫区旅游，这是很大的指标。曹妇是没有出国过的，在和
平医院还没有类似个案的情况下，一开始不会马上想到是SARS，可是他周遭如
果接触过的人也有发烧的问题，这又是另当别论。
“或许第一时间没办法单单从一个洗衣工就认定什么，可是如果在和平医院里面，
好端端的住医院里面的人，包括可能有工作同仁，他们也无缘无故就发烧起来，
有几个同一间医院的人、在那个时空环境下也都有发烧的状况，是不是需要更高
一点的警觉？不要先当作都没有问题。”
苏益仁给李明亮的密件中，亲手绘制NO.149病例的传染树图，认为其是SARS本土
散播的超级感染者。
苏益仁直言，SARS是天灾、也是人祸，台湾的许多专家学者、学术界很习惯
“Me Too”，脸书有、论文有、别人说有才是有，“对自己没信心”。实验室都已
经检验出来，但学界多半没有创新思维，也缺乏科学防疫概念，没有创新就没有
自己的思维，那要发展生医产业，很让人怀疑？
事实上，SARS刚发生后，美国CDC派人来看，发现台湾不少医院原本就有负压隔离
病房，觉得台湾做得很好，曾戏言，若罹患SARS要送来台湾。
张上淳说：“所以，台湾不是完全没有应对准备，只是没有想到发生这么急和这
么严重的状况。”
但和平事件，从院内感染的疏忽、事后封院的草率，最终在台湾社会、甚至国际
社会留下了永远难以去除的悲惨画面。当时的医护人员、病人们被关在医院里、
在窗口呼救的惊恐表情，如今仍令人揪心。
其间曾与和平视讯的张上淳说，里面景象真的很吓人。当时不仅把休假的医护、
甚至已派到他院支援的一并召回、连只是去看门诊的病人都留下。但通常医院
的容量并没有办法把全部医护人员容纳进来，“护理师轮三班，平常差不多只
有三分之一的人在里面，全部关进来的话，人要去哪？”当时情况是，护理人
员甚至要坐在同一张椅子，那种景况很可怕，把医院塞得更拥挤，只会增加感
染的机会、更危险。
黄富源提到，一名感染科女医师，被“关”到濒临崩溃，说话语无伦次，透过
台大李庆云教授向外求助，最后将她接出来。
事实上，究竟谁下令封院？至今中央和地方仍互相推诿。但原本在和平院内感
染之初，专家会议是建议召回和平医护以及曾在和平就医的病人，再由中央与
北巿组成的疫调小组进入调查，然后把高危险群分出区隔，分批送出到其他医
院、逐层清空，最后竟然未被采纳，就直接封院，令人错愕。
后来在总统府开会时，张上淳建议应把和平医护撤出来，送至其他医院的负压
病房，如此才能让感染者真正受到照顾，非感染者也不会一直曝露在危险环境
之中，才真的控制疫情。
他认为，未来不会再用“封院”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这类事件。
最初决定把医院封起来的思维是“为了保全外面的人”，因为搞不清楚谁有、
谁没有，都先不要出来，那就不会再把病毒扩散出去。表面上这个概念和思维
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若以医院的模式来看的话，有不能控制的状况。
一定要以区块处理，疑似病例在住家自我隔离检疫、有症状的病例集中隔离病
房治疗，这才是细致人道的作法。
和平封院是震撼全球的一幕，经历此一创痛，专家肯定且恳切说：未来不可能
再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