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几十年台湾政论文，最有趣就是明明人类社会找不到一个真的能预知未来的，但许多
台湾人却把“远见”理所当然地当成政治人物的必备能力，甚至把“短视近利”当成一种
罪状，后面近利是儒家教条义利之变的洗脑，鼓吹大家一起悲惨过日才是正义，其实是要
你牺牲自己权益、并且将之都送给权力者，不想和左胶辩论“利益有限，你多得就是别人
少拿、就是伤害别人”的鬼扯，总之你相信那套，欢迎你把那么罪恶的钱全部捐给我，我
愿意帮你扛起那些罪恶。
至于迷信人有远见这件事情，说穿了就是受季风亚洲农耕民族的世界观影响。
周而复始的季风气候带来的定耕社会，让人会觉得未来就是过去的不断重复，才会产生未
来是可控可预测的误解，但若是海洋面向的社会，会发现未来根本无法预测（出海之后海
像千变万化），这时候临机应变的“创意”才会被重视。
其实人类社会很多规矩无关对错，重点是这些规矩能不能帮助人类生存。举例来说，由定
耕民族发展出来的儒家，崇古保守的原因很简单，农业社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有一套规
律可循，因为操作过愈多次的人愈能够掌握“生存”（农耕）的节奏。也因此在面临族群
生死攸关的时候，选择老人（保存累积的经验值）而不选择小孩是很理所当然的决定。
相对的很多游牧民族都没有发展出文字系统，意思是将过去的经验化为纪录对他们而言相
对不重要，某些游牧民族传幼不传长，也是因为在草原上讨生活，面对连串的未知和不可
预测，体能比经验重要。
重点是我们生活的型态适合什么规则，而不是盲目的去捍卫这些规则。
台语有句话是：“真衰、真衰，种瓠仔生菜瓜！”我记得我阿嬷讲这句话的时候，还会半
玩笑地说，其实菜瓜比瓠仔还贵ㄟ。重点不是菜瓜和瓠仔那个贵哪个便宜，而是对农耕民
族而言，“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是很重要的，农耕民族最怕的就是出现因果法则以外的状
况，因为那会让长久以来努力保存的经验无用武之地。因此儒家不要创新，因为任何创新
都会影响过去稳定运行的规则。不是发展出这套规则的人心黑或是愚笨，而是那是最适合
当初社会的一套规则。
问题是天有不测风云，遇到变局的时候，显然就是对这套规则的最大挑战，可是社会不可
能很久不变、自然环境更不可能恒久不变，就算你不变、人家也会改变，结果创造舒适圈
的规则太好用，好用到僵化的结果，是整个社会都没办法应付突发型的变局。
台湾必须“去儒反古”和儒是不是好无关，它可能非常适合某种生活型态，但这种生活型
态明显不是我们现在身处的这种。过去农耕社会必须按表操课，春天不播种、夏天不耕耘
，到了冬天就会生活不济，即使是战争，也不能违反这种规则，只能在秋冬农忙之后进行
。但现在明显不是如此，工业化让我们可以让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商业交易可以让我们
交换到这个季节没办法生产的物品，科技的进化让人可以利用过去没办法利用的时间，例
如炎夏、例如酷寒、例如黑夜。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觉得学生就是要认真学习，因为春耕夏
耘秋收冬藏，我们的社会把年轻人当成一年的春耕时期（青春一词就是从此而来），认为
春耕时期不好好耕耘，到了人生尾声的冬天，一定孤苦贫穷。
但历经海洋洗礼的现代文明，却因为从海洋千变万化的海相，发现了知识和经验的极限，
一个人在小时候再努力学习，长大后可能毫无用途，甚至你在出海前才学习到的新知，到
了海洋却变得丝毫无法派上用场，因此产生了动态的学习文化，任何人只要符合资格，都
可以随时回到学校学习。也因为这样，对于突发情势的应变能力，甚至新创出一个对方经
验无法预测应对局面的能力，对于这样的社会是更加重要的，而这些能力，是没办法在幼
年时期先学好累积起来的，我们只能透过不断的训练，让大家想得更快、想得更多、想得
更灵活。
当然我知道，在儒家控制下的天朝社会也有终身学习，那种特别的职业称为士大夫，士大
夫可以说是长幼秩序分工化的结果，不过士大夫的学习不是不断更新、而是不断钻研，他
可能一辈子都在念四书，在儒家的控制下，不乐见甚至不允许“新创”的出现，不断地钻
的结果，就是五经只剩四书、四书只剩朱子集注，范围愈来愈小，都是为了让可控性和可
预测性增加。
我们的社会崇尚远见而不鼓励短线冒险（事实上因为儒家规则铲除了创新的可能性让一切
都变得容易预测）、认为任何有新事物出现政府（士大夫）都可以想出对案，甚至认为人
类社会的演化路线全部都掌握在官崽的指掌之中（所以要搞宝可梦要几个部会研究一下就
有了），事实上都是深受儒家（或者说是定耕民族生存法则）影响的结果。
再强调一次，生存规则没有好或不好，只有适合不适合，儒家就像是一套完美的牛车驾驶
维修技术，但我们现在身边都是汽车，适合牛车的知识技能已经一点用都没有了，快点学
习怎么开汽车怎么修汽车才是正途。硬要带一条驾牛车用的皮鞭，说没有这个自己的存在
意义就没了，真的是非常无聊而且无益的行为。至于回到驾牛车时代这种开历史倒车的想
法，在任何状况下都不会成功的，可以省省力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