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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能宣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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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长柯文哲在二二八纪念日前夕风尘仆仆跑去以色列学习，无奈学了半天还是语出惊
人，说出大屠杀是以色列国际上最大的宣传。此话立刻引发讨论，若非柯市长的政治观点
在国际上不具分量，事实上也真的没人严肃以待，否则把以色列纪念大屠杀和国家宣传绑
在一起，恐怕不会只是柯黑与柯粉在茶杯里的风暴，势必成为国际丑闻，至少是笑柄。
你能想像德国总理梅克尔或法国总统马克宏这样讲的下场吗？尽管如此，台北市可巴德犹
太协会还是在第一时间提出抗议，认为柯文哲轻率误用词汇，是对受难者的再次伤害。理
事长方恩格（Ross Darrell Feingold） 直接纠正柯文哲，指出以色列不是在“宣传”，
而是“提醒”世人“不再发生”，并意有所指说台湾社会对纳粹的理解还有“进步的空间
”。
然而无知者勇，柯文哲浑然不知“以色列宣传大屠杀”已是否定大屠杀真的发生过的标准
讲法。就算柯无意否定大屠杀，此语对以色列乃至整个西方文明战后爬梳这场浩劫的轻佻
程度，已远远超过他平常颠三倒四的政治闹剧。原本以失言当下台阶一向是柯文哲披上亚
斯伯格后的利器，或可再试，但这次柯市长却一反过去，坚持己见。
二二八纪念日当天面对记者的再度询问，直接否认用“宣传”两字是失言，“怎么会是失
言？”显然这是他的确信，他还宣称后来发现，以色列把这段历史当成很重要的国际宣传
，这也是全世界的以色列人非常团结合作的理由，这是他这次参访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
心得，也对大屠杀的历史有更多了解云云。这样的心得，或许坦诚，但有点像上世纪70年
代的小学生，看完匪情资料馆写在周记上的报告。
更可议的还不是语言的掌握，而是心态。将屠杀六百万人命的历史悲剧工具化，恐怕只有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才会想到的逻辑，但笔者可以断言这不是犹太人乃至于西方知识
份子对大屠杀的反省。事实上战后反对以色列建国的犹太人也大有人在，大家孰悉的汉娜
鄂兰就是其中之一。她从战前积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战后转为怀疑者，更公开反对切割
巴勒斯坦。
其实当一个人想当然耳说出大屠杀团结了犹太人，进而促成了犹太复国的实践，就已经亵
渎了理性主义最高的理想：人道精神。难道以色列国族主义者要感谢希特勒吗？同理我们
要感谢二二八的杀戮推进台湾意识吗？不管是团结以色列也好，还是国族宣传也好，都是
微不足道且带有罪恶的副产品，若以此来诠释犹太人的灾难，实在是看小了犹太人乃至西
方文明对那场浩劫的反省。
当个观光客去参观大屠杀纪念馆并不困难，但意义实在不大，毕竟它不只是聊斋屋。没有
一定深度的背景知识，赶行程的光观客能感受的十分有限，作秀般的政客就更无可指望了
。其实这么沉重的人类史悲剧能否由纪念馆来承载，自始就有争议。没有犹太人能在大屠
杀纪念馆内找到安慰，也没有德国人或纳粹同情者能在那边得到告解，既无宽恕，也无救
赎。
包括哈伯玛斯、阿多诺在内的许多战后思想家，根本不认为大屠杀是可以呈现的，他们认
为大屠杀的邪恶已逾越了历史线性的发展，是反现代化理性主义的恶灵，不但无法以理性
分析，甚至无法任何视觉装饰表现，遑论在纪念馆内以有限的元素弥补大屠杀所摧毁的人
道精神。
纳粹最恶名昭彰的集中营多在东欧，但非以集中营原址改建的大屠杀纪念馆要到90年代才
慢慢在西欧与北美出现。参观者不难发现，这类的大型纪念馆都只是有限度的重现集中营
现场，杀戮照片的展示也相当克制。这样的设计来自相信“不再发生”不是因为恐惧，而
是要时时保持对周遭往集权游移的警觉，不断挑战国家机器定义人种的优劣。
在纳粹强大的宣传机器下，人种、性别、性向、智商、职业、身体精神的残缺等等，都是
能够轻易透过国家的宣传，让生命优劣产生分类与歧视的标签，再以秩序与效率的美丽之
名说服追随者。每个大屠杀纪念馆一定反复强调这些纳粹宣传的伎俩，而柯文哲在参观完
之后竟然直接将“国家最大的宣传”套在以色列头上，人家能不跳脚吗？
正如可巴德犹太协会的理事长方恩格所言，台湾对纳粹的理解确实还有许多“进步的空间
”，然而回头看西方世界，他们对那场浩劫的理解似乎也是在退步中。随着二战世代的逐
渐凋零，婴儿潮之后的世代对那场浩劫的理解只存在纯粹的理论中，学界与大众文化出现
极大的落差，这和大型大屠杀纪念馆出现的时间一样，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或许是
巧合，或许有尚待厘清的关系。当大屠杀随着这些现代纪念馆进到大众的日常，它不再是
禁忌，对它的视角也多元起来，但这些视角是可以接受的吗？ 再透过商业利益的推波助
澜，大屠杀的悲剧可以变装后贩卖吗？ 这个问题在战后的头一个四十年根本不存在，没
大众文化愿意去碰触这个痛苦的议题。虽然知识界还没弃守，大众文化的品味已经改变了
，简单的答案是，有何不可？
二十多年前意大利谐星贝里尼（Roberto Benigni）自导自演了一部纳粹集中营里的虚构
故事，《美丽人生》（Life is Beautiful），1999在美国上演，极为轰动。笔者做为一
个非犹太裔的观众，显然缺乏对大屠杀应有的敏感度，看完之后也是感动万分，加上误以
为贝里尼是意大利犹太人，对他能以那种诙谐叙事的手法去记忆那场浩劫感到不可思议，
用90年代李登辉政府与扁市府时代政治正确的讲法，就是走出悲情。90年代转型正义的理
论尚弱，在那个一瞬间，笔者几乎同意了李扁的政治妥协。
国际上显然多数人也持相同的看法，意大利人视贝里尼为英雄，连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都请
他到教廷一起观看这部电影，说是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贝里尼并没有否认大屠杀，自认
是以悲剧的角度去看大屠杀，宣扬在最糟的时代生命仍然美丽，但《美丽人生》还不只这
样，贝里尼再跨一步，代替犹太人面对大屠杀，它的最高道德是宽恕。对非犹太人而言，
这十分的政治正确，让这部电影得到许多大奖，三项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外语片与最
佳导演等大奖。
但不久一些犹太人终于说话了，史蒂芬．史匹柏认为贝里尼之所以能拍出《美丽人生》，
只是因为他不是犹太人，轻轻点出问题，却无限沉重。许多其他的批评则相当严厉，认为
那是一部自我感觉良好的低级喜剧，没有人能够以游戏的态度面对大屠杀，大屠杀也没有
笑场。对大屠杀开玩笑，就像对乱伦或性侵开玩笑一样不道德。多年来贝里尼一直在为这
部电影辩护，当然，我不认为贝里尼是出于恶意，也不是无知，用另一位批评者的讲法，
贝里尼只是一位“成功运用廉价的悲情却无悲剧印记的旁观者”，毕竟大屠杀不是一段属
于贝里尼的历史感情，最多只是一位带有感情的旁观者。
台湾对二二八的处理呢？当外省第二代懵懵懂懂中拍出《悲情城市》，却从此垄断了大众
文化对二二八的记忆，现在要谈二二八的反省恐怕还太早，而这个纪念日对柯文哲而言，
恐怕只是妨碍他骑脚踏车，绿营最大的宣传。
4.附注、心得、想法︰
这一群
如此轻挑轻蔑
看待如此严肃问题
的费拉德行
送进集中营
裁示
最佳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