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mimi1020b (法海不是不懂爱)》之铭言：
: 蒋介石真的是杀人魔吗?
: 蒋介石真的对台湾 对民主
: 一点贡献都没有吗?
突然想到上次看到刘仲敬写的，关于蒋介石的文章
大体上将他写的非常的正面，可惜是一个拿错剧本的演员
错估自己的历史定位
至于老蒋在台湾不管如何，纵然千百个不愿意，终究还是要听美国安排
以下就是他写的
https://medium.com/@viewswise/%E8%94%A3%E4%BB%8B%E7%9F%B3-356656d70167
刘仲敬 | 蒋介石——成也介石，败也介石
民国及近现代人物纵横谈
蒋介石的生平无需重复，只是性格和环境的互动需要厘清。他的成功不靠敏锐的智力，主
要依靠超人的勤勉和忍受逆境的坚韧。“其介如石”确实是他最好的写照。从好的方面说
，他总是坚持得比别人更久。从坏的方面说，他的坚毅往往对自己的事业有害。成也介石
，败也介石。他把自己的性格特征投射给国民党，使傲雪凌霜的梅花变成了国民党的象征
。
他的才智不在思辨方面。辛亥之际，人人胸怀韬略。小人物忘记了自己的无足轻重，恣意
享受指点江山的快感。蒋介石在杭州和上海的光复中颇有功绩，至少比湖南的师范生毛泽
东功劳更大。后者高谈阔论民国的理想政体，他却对抽象原则兴趣缺缺。他在北伐以前的
历次冒险行动中，扮演了冲锋在前、却遭到笔杆子忽略的角色。他自己缺乏理论创作的爱
好和特长，应该为此承担部分责任。
在此期间，蒋的思想大体属于外围追随者的类型。他怀着模模糊糊的恨，渴望打倒帝国主
义，却没有明确的爱。黄埔军校给他提供了机会，使不善言辞的实干家能够胜过朝三暮四
的空谈家。国民党高层充满了指手画脚的文人，缺乏吃苦耐劳的干才。蒋任性的程度比所
有竞争对手都要小得多，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了工作的连贯性，因此在每一次斗争后都处
在比斗争前更有利的地位。
作为军事家，蒋介石没有超出业余爱好者的水准。东征和北伐的军事指挥并不出色，胜利
主要是因为对手比蒋更缺乏决心和耐力。蒋介石自己承认，他喜欢打孤注一掷的战争。也
就是说，打没有后备军的战争。一旦失败，就会全线崩溃。失败才是检验科班生的试金石
，蒋在这方面的纪录糟糕透顶。南昌战役、淞沪战役和1948年战争都是这样，最精锐的部
队放在前线最危险的地方，最不可靠的部队放在最安全的地方，战线背后留下巨大的真空
。他希望依靠嫡系部队旺盛的革命精神，迅速瓦解意志薄弱的敌人，用声势弥补自己不能
持久的弱点。然而万一敌军深入毫无准备的后方，撤退就会变成无法控制的溃败。他的嫡
系很容易消耗殆尽，很难得到充分的补充。非嫡系部队很容易背叛，很少受到应有的惩罚
。他酷爱王阳明哲学的原因很像日本海军将领，唯意志论相当于孤注一掷的突击。如果突
击失败，那就只能不成功便成仁。根据这种思路，短期战役的胜利取决于武德。长期战争
是工业基础和经济基础的延伸，他不愿意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没有这些基础，又不
愿意承认自己打不赢这种没有基础的战争。
作为政治家，蒋介石的优点和弱点同样突出。他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原则性，有知人之明和
容人之量，是最佳的守成之主和中级管理人员。但他非常缺乏掌握复杂格局的敏锐感觉，
没有从纷繁表象中抽取结构的透视力，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始终判断错误，极其不适合
处置危险和敏感的外交和地缘问题。他在胜利时不理解胜利的原因，在失败时也不理解失
败的原因，总是得出错误的因果联系，吸取错误的经验教训。他用坚毅不拔和埋头苦干赢
得的资本和机会，因为盲目和固执而虚掷。他习惯将自己的性格力量和道德修养当做主要
资源，自负英雄和圣人，轻视物质环境的约束力量，将自己制造的困难视为有益的考验，
重视过程超过重视结果，因此一再蔑视最英明的警告，一次又一次地置之死地而后生。
做他的敌人，通常并不危险，因为骄傲的宽恕非常符合他的自我形象。做他的朋友，通常
极其痛苦，因为他习惯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人，犹如苛刻地训练自己。谁能不同情抗战时
期的黄埔军人呢？他们的薪水连大后方的佣人都不如，听任妻儿死于饥饿。他们如果搞湘
军式的土政策养军，很可能作为贪污犯枪毙；如果兵败不死，更有可能枪毙。杂牌军和八
路军做同样的事情，就是理所当然的。韩复渠和叶挺的下场是极其少见的例外，事先经历
了多次抗命的怀柔期，任何黄埔军人肯定会在一开始就枪毙的。蒋介石在抗战时期亲自下
令枪毙的自己人为数之多，除苏联以外绝无先例，非嫡系军官只是寥寥无几的点缀，却占
据了后人极不相称的想象力空间。斯大林提醒他要诛杀数百万动摇分子，才能杜绝中国人
民的背叛。他却严惩嫡系、怀柔外人，天真地信任道德感化的力量。
早在东征时期，他就知道自己的任务是驱使最忠诚的朋友去死。北伐胜利后，他哀叹清白
之身一去不复返。抗战时期，他完全清楚自己正在将非人的待遇强加给部下，而后者只要
背叛，就能获得统战对象的优待。一面在日记中请求上帝解救，一面在现实坚定地拒绝一
切能够减轻负担的建议，因为这些建议肯定会要求他放弃东北，使北伐和抗战的牺牲都变
成徒劳。然而，他拖延越久，面临的条件就越差。1927年的日本仍然非常不愿意破坏条约
体系，甚至比英国人更不愿意干涉南京事件。1930年的日本财团和外交家已经承认，不能
指望国民政府信守诺言。1935年的外务省再度转入妥协派手中，但满洲反苏堡垒的地位已
经确定，除非蒋介石愿意加入反苏联盟，就不会有真正的机会。卢沟桥事变暴露了蒋介石
在外交方面的一厢情愿，英美拒绝将战争责任放在日本身上。八一三的主动出击既没有歼
灭日军，也没能将列强拖下水。他在这时仍然试图同时争取苏联、德国和美国的支持，表
现的国际常识连普通的报刊专栏作家都不如。从此以后，他已经注定失败。日本胜利，肯
定会留下满洲国。日本失败，肯定会将东北让给苏联。苏联人、日本人、胡适、汪兆铭、
蒋廷黻、章太炎和毛泽东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他拒绝相信。
珍珠港毁了日本，却没有挽救他，因为美国人仍然对内亚缺乏兴趣，更不会同情他的大中
华思想。魏德迈将军是美国人当中最同情他的，只能建议列强共管东北，却引起他歇斯底
里的反抗。他坚持国民革命的初衷，要所有列强滚出亚洲，也就是说要跟苏联单独相处，
于是就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这种结局在1927年就已经具备轮廓了。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努力破坏一切能够保护他的因素，加速结局的来临。他所能
做的一切就是宣传，构建错误的因果关系和错位的解释。例如：满蒙危机不是撕毁五族共
和的自然反动，而是日本人的单方面阴谋。军部的胜利不是他打击外务省的自然结果，而
是甲午战争以来的必然发展。苏联的干涉不是北伐的组成部分，而是斯大林道德败坏的产
物。苏联即使得到东北也不会守信，尽管斯大林已经在类似的情况下将希腊共产党出卖给
英国人。如果不是国务院的匪谍破坏，美国人本来有可能为内亚而反对苏联。广州、重庆
和台北没有什么不同，革命高潮可以永无止境地重演。这些理论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全
部属于胡说八道。尤其可悲的是，他当真相信这些档次很低的宣传。斯大林的宣传不比他
档次高，但斯大林自己始终无比清醒和现实。跟他后来的遁词相反，斯大林并没有一以贯
之地害他，在抗战时期和战后初期向他提过许多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建议，至少可以大大增
加他在国内的地位。如果他是因为道德的原因断然拒绝，至少能为他的原则性增光，但他
明显是根本理解不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真正意义。在此期间，毛泽东对斯大林一直提心吊
胆，觉得自己随时可能沦为大元帅送给委员长的见面礼。这种可能性没有实现，主要是因
为蒋介石的缘故，而不是斯大林的缘故。
他在失败时显示人格的伟大，在成功时显示才能的平庸，不是一次而是一再如此。民国初
年充满了自我吹捧的成功投机者，他却是有功不求赏的极少数。他主持黄埔军校，主要暴
露了专业水准的低劣。1927的南京分裂政府依靠敲诈上海资本家为生，财政基础比苏联资
助的共产党差得多，本来当时就会上演1948年的剧本，在列强和苏联的两面夹击下崩溃。
英美出于欧洲的因素向他妥协，却使他相信了大国崛起的可能性，进一步压迫苏联和日本
让步，只得再次抛弃南京。他在重庆几乎完全依靠性格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苦撑，依靠奇
迹的许诺维系越来越少的支持者，默然承受故意颠倒黑白的宣传。日本人的宣传几乎完全
针对他个人和极少数亲信，例如英美帝国主义走狗、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的发明主要就是
为了切割蒋介石集团和大多数潜在的统战对象，因为他们相信理性决策者不可能愿意打这
种缺乏合理目标的战争，排除蒋介石就能得到和平。胡适和汪兆铭都不相信的奇迹居然发
生了，他却用所能选择的最坏方式利用机会，重新犯下了中东路事件以后的一切错误，因
为在他的认知图景中，证明自己最终正确非常重要，承认自己的弱点非常不重要。
他在1950年前后又回到了多次体验的众叛亲离状态，又一次表现了超人的毅力和宁静，除
了完全相信自己的正确以外，几乎不需要任何支持。这时追随他的知识分子段书怡、谷正
纲之流所能指望的，不外乎蒋介石夫妇自己享用的咸菜、稀粥，以及跟投机分子划清界限
的道德傲慢。与此同时，柳亚子和茅盾正在北京享用六国饭店、鱼翅和苏联专程送来的特
供保健品。他的主要敌人忍不住敬佩他的节操，同时鄙视背叛他的人。“男盗女娼”(毛
泽东语)在1957年的下场，主要就是因为这种前缘。尼克松在1972年惊讶地发现，北京的
内圈要人仍然非常佩服蒋介石的品格，跟他们对外国和群众的宣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
样的情况发生在战后的日本。岸信介和保守派元老对蒋介石个人非常敬畏，对蒋介石的政
权却没有什么尊重，在1972年外交革命以后仍然不改。能够多次在敌人当中赢得这样的反
应，绝不是侥幸成名的冒险家和伪君子所能做到的。
他在文武百官不听号令的时刻，突然又显露出中级管理人员的干练之才。他事必躬亲，纤
毫不差地计算舟山的每一个村落、大陈的每一户人家。优秀的战术家和盲目的战略家奇异
地融合在他一人身上。宋美龄和宋子文都不相信的奇迹居然再一次降临，奖赏执著，惩罚
机智。从朝鲜半岛的珍珠港直到他生命的末日，他一直在期待下一次抗战胜利日。他知道
朋友和部下都不相信，但他早已习惯了大多数人的怀疑和谬误。历史一再证明他正确在最
后，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被嫌弃的后半生
华盛顿‧欧文的《阿尔罕伯拉》（《大食故宫余裁》）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老国王的
两个女儿性格不同。大公主胆大放肆，小公主听话懦弱。老国王起初糊里糊涂，自由放任
。大公主私奔以后，他大为恼怒，然而无济于事。马后炮的家规家教全都落到老实的小女
儿头上，使得后者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跟姐姐一起逃走。蒋介石逃到台湾以后，总结历史
教训的方式，跟这位老国王很有异曲同工之妙。台湾人得到的待遇，跟这位小公主也颇为
神似。历史应该怎样全面评价，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在蒋介石自己的心目中，他是因
为太仁慈、太民主、太讲道义才吃亏上当的。他在日记中发泄说，这些仁义道德的美好价
值都变成了毁灭的祸根。他一度非常尊重满口自由和宪法的知识分子，为了赢得这些人的
赞美，一再牺牲了自己最忠诚的部属，然后亲眼看到这批法利赛人面不改色地抛弃他，跪
倒在根本不尊重任何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主子面前，油腔滑调地嘲笑自由和宪法的虚伪性。
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他居然没有沦为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令人佩
服的地方。不过，他理解因果关系的能力并没有什么进步。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他的理
解力天花板跟普通地铁上的报刊读者差不了太多。普通人的认知特点就是：对于他理解不
了的复杂局面，很快就会退回了舒适的道德判断上。因为他们都是不讲道义的恶人，这就
足够了。
国民党从整体上讲，就是一群拿错剧本的演员。蒋介石作为这批人的领袖，经常不知道自
己真正的历史地位。他在台湾的角色、甚至在抗战以后扮演的所有角色，都充满了这种悖
谬性。由于他后半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坚守了冷战斗士的岗位，往往给粗心的读者造
成误会，以为他一直是这种人。很少有人注意到：1945年的接收和1949年的解放并不是两
条对立的路线，而是国有化的两个不同阶段。打倒官僚资本、拥护社会主义的真实意义，
跟打倒资本主义、拥护市场经济的真实意义是差不了多少。近代史专家的心智柔韧性已经
发展到如此叹为观止的境界，你就很难指望他们能够以大致正确的比例感理解二十世纪的
基本格局。首先，我们要明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都在向左转，只是程度和方
式有差异。大体上讲，当然也仅仅是从大体上讲，苏联最激烈，德国次之，英美最轻微。
在1937年以前的远东，苏区最激烈，满洲国次之，国民政府再次之，日本比较轻微，香港
和上海租界甚至比欧洲和美国更轻微。战争爆发以后，左倾秩序发生变化。国民政府的左
倾程度超过了满洲国，后者又超过了汪兆铭政权。
重庆方面会发生这种变化，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宋子文主持的财政改革有阶段性
。在币制改革和央行改革以后，金融界已经处在官督商办的状态。在资源委员会掌握了少
数命脉企业以后，多数但分散的私营企业已经不能逃避柔性计划经济的总体部署。即使没
有战争，进一步的改革方向也已经没有多少悬念。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些官僚资本或社
会主义的改革，国民政府根本不会有考虑抗战的现实可能性，多半会像泰国一样默认失地
，坐视日本和苏联在长城以外龙争虎斗。其二，迁都重庆以后，绝大部分的私营企业和几
乎全部的私营金融业留在了沦陷区。内迁的少数企业失去了上海的金融支持，几乎无法运
作。政府的贷款和订单是他们唯一的生存之道，实际上已经成为准国有企业。与此同时，
国府的军事、交通和建设事业大多以国有企业的形式展开。历史路径的惯性和战争形势的
逼迫相互支持，造成可想而知的后果。
汪兆铭尽管在战前代表比蒋介石更左倾的派系，但他的南京政权却并非如此。主要原因在
于形势的吊诡。汪兆铭政权的财政形势比战前和战后的蒋介石政权更有利，因为他保留了
税收基地所在的膏腴奧区，摆脱了蒋介石必须敲诈上海商人，用重金收买的内地各省。日
本人的限制使他无需，或不能供养蒋介石必须供养的大批军队。这些军队是恶性通货膨胀
和国有化的主要刺激因素。再加上汪政权辖区遭到的轰炸比日本本土和重庆少得多，又有
上海金融业的近水楼台之便，相对而言就变成了经济发展比较有利的地方。法币和伪币的
比价消长和战线两侧的走私贸易明显是有利于南京一方的，而且优势有逐步扩大的倾向。
由于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汪蒋双方都不能控制的国际因素，成王败寇的逻辑不能允许后人承
认1945年的实际情况。接收是一次大规模的国有化，至少比1928年南京政府强占北洋旧人
财产的举措规模大得多。如果你在汪兆铭政权辖区经营企业，那你就很难证明你的企业和
敌伪财产有什么区别。如果你认真察看1950年代国有企业的历史，就会发现它们大部分居
然来自1945年的东北日资企业和东南华人企业，而冷战双方都想让你相信，国有化肯定出
于苏联盟友的策划。
1945年的接收和伪币兑换都是重庆方面对沦陷区居民的恶毒报复，部分出自以下这种不太
值得敬佩的心理：我们在山沟里过了这么多年苦日子，看到你们在沿海地区这么舒服，实
在难以忍受。傅斯年不假思索地暴露了这种心理，但具备这种心理的人绝不是只有他一个
。沦陷区居民并非不清楚，重庆的胜利主要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努力，看到这种知小而谋
强、沐猴而冠带、器小而易盈、无德而用事的表演，不便公开的想法自然不难判断。他们
出于政治正确的理由，不便说抗战的坏话，却不见得不高兴看到这些傲慢的征服者在另一
方面倒霉。至少周作人和向达之流肯定会认为：与其自己当坏人，不如自己和傅斯年一起
当坏人。台湾作为没有受到战争和战时社会主义波及的地区，在大正式旧资本主义的笼罩
下，民生尚称小康。国民党对这块土地的改造，无论土地改革、接受敌产、金融改革、基
础建设，都是大大加强了统制经济的比重，主要以台湾原有精英阶级的牺牲为代价。台湾
人对蒋介石的感受，比较接近上海市民对陈毅的感受，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韩国市民对朴正
熙的感受。一刀切的威权主义分析法低估了远东形势的复杂性，才会得出千奇百怪的结论
。
蒋介石对自己扮演的角色，从来就没有清晰的理解。他晚年越来越深陷入自己的特殊世界
，把台北当成新广州和新重庆，等待再一次返回南京的时刻。他从来没有理解经济模式的
能力，又不能放弃世界四强的愉快幻想，本能地不愿关注地方性事务，结果给了台湾社会
发展下一代精英的机会。七十年代以前，政府主持的基础建设分量较大。七十年代以后，
民间企业的发展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这其实不仅是台湾的形势，也是全世界的潮流。从
1917年开始的左倾化运动在七十年代达到最高峰，随即向相反的方向摆动。同上次的摆动
一样，也是波及全世界，只是程度和方式有别。由于在台湾的特殊环境下，国有和民间两
种经济对应着两个社会，两者之间横亘著扭曲的痛苦和记忆，从这次摆动开始，未来的趋
势已经不可能扭转了。你在越过道路的节点以后，是很难改变道路的方向的，至多只能加
快或放慢速度。蒋介石没有能力理解和预见这条道路的终点，对他而言无疑是一种福佑。
这是一个托马斯‧哈代式的故事，人类无法摆脱盲目或误判的玩弄。当你自以为吸取了历
史教训的时候，你总是吸取了错误的教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