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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大帝的复仇：地方派系的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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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大选，民进党惨败，几个执政成绩不错的县市也遭国民党夺下。大家都想找出原因跟
战犯，但找来找去，不是搞错对象，把矛头指向进步派、第三势力或者《公投法》修正，
就是搞错方向，例如要求吴音宁下台等等。让原本不是很稳固的泛本土派阵营，一时之间
陷入同室操戈的困境当中。
选后分析，以中研院林宗弘老师这一篇文章〈攸关利益！年改与农业韩流是民进党败选的
最重要原因〉较为精准，直接说本文的结论：这次大选惨败主因是“年金改革”跟“地方
派系反扑”，都跟民进党进行中的政策改革有关。再简要一点说，就是“保守派的胜利”
。
如果败战原因出在保守派反扑，那么朝进步派开刀，导致进步派与民进党决裂，那都只是
亲痛仇快的行为，对改革、对“台湾价值”一点帮助都没有。先找出敌人在哪里，才知道
战争要怎么打，战术要怎么拟订。
中南部的军公教人员比例相对少，惨败的原因是在没有核心价值、完全以利益为导向的地
方派系身上。他们对内是民主社会之癌，对外则是中国共产党安插的木马。
这话怎么说呢？从历史角度来看，台湾之所以能民主转型，主要是因为李登辉利用权谋裂
解了国民党。李登辉擅长“拉一个打一个”的战术，用国民党青壮派打主流派、用地方派
系打中央权贵、用本土派打外省挂。因此李登辉在1990年代之后扶植了一批“本土蓝”的
地方派系。
这些派系就是农会、水利会、妇女会及地方体育会等团体，这些团体的头人，都是过去国
民党为了笼络地方有力人士，巩固统治基础，裂解民主阵营而暗中结盟的。例如大家都知
道的台中颜家、彰化谢家、云林张家、嘉义萧家等等，这些派系都有黑道背景，国民党深
知这些世家大族的背景，却长期跟他们合作，默默培植他们的势力，间接导致台湾“有民
主但无法转型”的困境。
农会总干事是怎么选出来的？大多数的台湾人可能都不清楚。首先是要由农会会员选出会
员代表，但谁是农会会员？谁有选举资格？名单并不会对外公布，所以如非现任干部，根
本无法参加选举──直到2017年修法通过，明订农渔会选举，农渔会必须主动提供选举名
册（但时任立委张丽善大力反对）。
而选出会员代表之后，再由代表们选出理事、监事，理监事会再推派理事长，理事长聘任
总干事。在这种“间接中的间接选举”之下，加上选务工作独立于中央选举委员会之外，
由农渔会自行举办，几乎可以说是假的民主制度，让农会长期以来成为地方派系的囊中物
。
近年来因为马英九声望大跌，外省菁英大权旁落，党产又被执政党冻结。从吴敦义在党主
席选举上，大胜郝龙斌与洪秀柱即可知道，未来“本土蓝”才是国民党的主力。以彰化为
例，在2014年彰化县改旗易帜，由民进党魏明谷执政，而2016年彰化县四席立法委员，民
进党选上三席，几乎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都全面掌控局势。那么，彰化的国民党应该气数
已尽吧？
不，国民党都躲在地方派系编织的共生网络当中。彰化社头的地方大老萧景田，曾涉入杀
警夺枪的刑案，是彰化山线著名的黑道政客。2012年立委败选之后，萧景田旋即选上中华
民国农会理事长，并派任张荣味妹婿张永成担任总干事。而彰化地区水利会长，则是由隶
属溪州谢家人马的吕炉山担任。因此国民党虽然失去执政优势，但却在地方网络中，牢牢
控制彰化农业的金流与水脉。
据此，之前笔者撰写〈高雄选战正炽，韩国瑜为何至云彰站台？〉一文，不幸言中，地方
派系正是这场选举的“眉角”所在。因此韩国瑜才会在选前到云彰地区大力站台，目的不
是为了促成国民党内部团结，而是要让地方派系，特别是原本摇摆不定的农渔会系统“回
归本营”。
由选后人事布局也可以看出，国民党与地方派系互利共生，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第一件事
就是到海线颜家“谢票”，并且表示支持颜清标的女儿颜莉敏担任台中市议会副议长。颜
莉敏于2014年第一次选上议员，首次连任就被推举出来担任副议长，背后原因就是卢秀燕
要回报海线黑派的支持。
问题就出在这里，大家以为民主的敌人是国民党，但真正的对象是实力根植在基层，非常
“接地气”的地方派系。
而这次农渔会系统团结大动员，则是担心民进党执政之后会砍掉派系的金脉。
我们想起了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2001年年底，民进党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金融风暴，台湾的金融业者，整体贷款逾放比高
达8%，而基层金融机构，包含农渔会、信用合作社等，却高达19.37％之谱（该年外资银
行的逾放比仅为3％）。逾放比超过10％的基层金融高达173家，超过总数之六成。
简单说，就是农渔会超额放款，有将近20趴的资金变成呆帐。这是非常离谱的现象，代表
基层金融体系已经崩溃，变成地方派系的私家金库。地方屡屡传出总干事超贷等传闻，
1990年代末期，基层金融爆发挤兑事件，已成家常便饭。
时任总统陈水扁希望大刀阔斧改革，率先接管了28间农渔会信用部门，并规划成立农业银
行，将所有农渔会信用部收归国有。但由于农渔会的经济来源普遍依赖信用部门，约占盈
余的九成左右，砍掉信用部等于砍断派系手脚，因此引发地方派系强烈不满。
农渔会除了搬出“农渔会等于农渔民，消灭农渔会等于消灭农渔民”等口号，还在媒体上
刊登陈水扁小时候领取官田乡农会奖学金的广告，说陈水扁“吃果子不知拜树头”，搬出
人情牌，大动作反击陈水扁的金融政策。
陈水扁原本希望前总统李登辉协助安抚地方农渔会，但没想到当时卸任不久的前总统，台
联精神领袖李登辉公开支持农渔会，发表“农渔会并非一般金融机构，扁政府不懂农业”
等说法；同时因为农渔会有集体的危机意识，在农训会（中华民国农民团体干部联合训练
协会）的协助组织之下，于2002年11月24日发起“1124与农共生”大游行，号召十万余农
渔民至总统府抗议。至此，陈水扁内外孤立无援，只能断尾求生，让财政部长李庸三及农
委会主委范振宗下台谢罪，取消整编基层金融部门的政策，并由国家（纳税人）概括承受
基层金融体系的亏损。
十六年前的这场农渔会生存之战，地方派系大获全胜。自此民进党不敢再随意挑战农会金
融体系，至2016年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除了与水利会交换自动延长任期两年的条件，顺
利将水利会收归国有之外，对农渔会系统一点办法也没有。苏治芬等立委提出“农会直选
”的《农会法》修正案，也在国会无限期搁置。
而2018年二月爆发的北农风波，也是地方派系与执政党斗争的“代理战争”。台北农产公
司总经理一职，在前台北市长马英九上任之后，大多由云彰地区的派系头人出任，也曾爆
发过几次负面新闻，例如北农将场地贱租给彰化农会等等，但大多不了了之。
此次休市事件，是北市府市场处在2017年决议在农历新年后，天公生那几天联合休假三天
，但因为春节气候回暖、菜量暴增导致交易价格大幅下跌，媒体认为北农总经理吴音宁没
有出面“承担”，加上北市市长柯文哲将问题归咎于农委会片面决定总经理人选，北农遂
成为台湾农业风暴焦点。
但媒体及社会大众在休市事件之前，从来不曾质疑农业体系中，中华民国农会干部张永成
及萧景田的适格与否，也从来不曾大动作报导北农总经理的个人操守问题。
休市事件透过媒体呈现出来的舆论效果，几乎可说是2002年农渔会抗争事件的翻版。云林
张家将自己当成农民代言人，三番两次砲轰农委会及北农没有“控制”菜价，如同当年农
渔会发动大游行一般，都是借由扩大表面舆论来巩固在农业领域的主导权。而柯文哲刻意
“选边站”的举措，也与当年李登辉的手法雷同，拉动权力杠杆，让民进党陷入孤立无援
之境地。
总括言之：亲蓝媒体与地方派系联手创造舆论，直指吴音宁及农委会掌控菜价不力，加上
具有高人气的北市长柯文哲加入权力竞合，刻意创造“原本就不看好吴音宁”的氛围，导
致吴音宁形象崩盘，其负面效应也扩大到亟欲进行地方农会改革的民进党政府，甚至变成
了年底选战，彰化县、云林县等农业县市的败战原因。
我在这里做个小小回顾与总结：
一、这次本土派与进步派的选战失败，是保守派与地方派系的结盟与反击。
二、地方派系在基层错盘根错节，压倒国民党外省菁英，民进党也无力处理。
三、2002年陈水扁整顿派系，曾发生有过惨痛教训；2016年民进党再度执政，
虽小心处理，却仍发生北农休市事件，由地方派系抢下舆论主导权。
实际作法上，笔者有一些建议：
派系复辟之后，当前绿营之要务，就是先辨识敌我，不要再将资源送往地方派系（例如前
瞻计画及媒体曝光机会），断其金脉及社会声望。
并且要加大、加广农业议题方面的公共讨论，设法让公民社会重新主导农产业讨论方向，
主动创造有建设性之沟通管道，争取消费者及公民之结盟，并且避免被动回应地方派系的
低层次议题，由善于中介及沟通之单位积极出面回应舆论。
最后，建议大动作回应地方创生与农产业议题，增加资源辅导有改革理想的青年，投入农
业初级加工及产销事业，透过扶植具有公共性与现代性的农企业，削弱地方农会影响力。
4.附注、心得、想法︰
until吊路灯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