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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专文】台湾历史与国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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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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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仲敬
今天大众泛称的“历史”一词,事实上在人类文明的真实历程当中,曾经有过三种既不能
相互覆蓋,又不能彼此割裂的涵义。三者皆与教育有关,但内容和物件各不相同。
第一种历史,是最古老和原始意义的历史。无产阶级知识份子以其充满嫉妒的扭曲心理,
称之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历史。菁英子弟的政治经验和历史教育,像国手的棋赛和棋
谱一样不可分离。他们生活在历史中,所作所为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纪录和政治操作
的互动,产生了大量的默会知识。菁英对政治共同体的特殊责任和他们在政治共同体内的
特殊地位,大部分有赖于这些默会知识。政治共同体的良好竞技状态,大部分取决于这些
默会知识。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念兹在兹的纪录真实性问题,对菁英的历史教育影响甚微,
因为纪录本身只需要发挥启发和参照的作用,身临其境者的全方位体验比纸上谈兵的单向
度考证可靠得多。
第二种历史,是十九世纪兴起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其特征是以史料学为基础,将科学方法
引入传统上从属于政治和文学的历史。其物件是数量较多,但也绝非大众的专业人员。他
们必须有能力支付长期教育的投资,期望在教育或学术机构长期任职,因此理应出身于中
产阶级家庭,其职业操守也是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分支。他们被期待为诚实的专家和顾问,
为客户的决断服务,但像自己的阶级兄弟医生和律师一样,无权也不应该为客户的决断负
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公立教育爆炸造就了海量的无产阶级知识份子,超出了中产阶
级社会能够容纳的合理范围。学术无产阶级别无出路,投入实质上属于政治煽动家的事业
,也就是说依靠操纵和牺牲自己的读者,经营自己的江湖地位。历史学专业人员勉强建立
起来还不过百年的阶级地位和社会信誉,目前在无产阶级人海战术的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
。
第三种历史,是十九世纪兴起的国民历史教育。民族国家取代传统邦国和帝国的历史进程
,从1789年和1848年的欧洲走向全世界。民族建构的核心,就是要让国民共同体行使菁英
的统治权。民族建构在其内部体现为国民共同体的自我治理,在其外部体现为国民共同体
的边界划定。前者的温和,正是以后者的惨烈为代价的。每一个民主国家(自我治理的国
民共同体)都有自己的塞拉耶佛时刻,只是成功的民主国家通常能够成功地忘记这段历史
。华盛顿将军的国家在其塞拉耶佛时刻,都不得不将国父佛兰克林的儿子划到边界之外。
国民既然要行使统治者的职权,就必须具备传统菁英的政治素质。大多数国民的历史训练
来自中小学教育,因此前两种历史的教育都不能直接适用。国民历史教育的任务是以神话
叙事方式,将国民共同体拟人化,代入自然人在第一种历史当中的地位。
国民历史读本的作者是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客户则是作为主权者的国民共同体。作者只负
责细节的准确性,政治目的总是由客户决定的。保加利亚人的历史以阿瓦尔人为主线、以
保加尔人为主线、以希腊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为主线、以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为主线,
都可以编出完全符合实证主义标准的国史。只是主线不同的国史将会培养出不同的主权者
,导致国民共同体在未来的世界政治博弈中走向不同的方向。今天建构为保加利亚人的十
九世纪民族原材料,可以变成蛮族异教国家(阿瓦尔)、蛮族东正教国家(保加利亚)、
类似辛亥十八省或大明复辟的希腊民国一省、类似中华民族或大清复辟的奥斯曼民国一省
。今天建构为中国山西人的民族原材料,未来同样可以变成匈奴族国家、鲜卑族国家、汉
族民国一省、中华民国一省。
台湾若并入中国难逃大屠杀结局
台湾中小学生的国民历史教育,正如全世界所有民族-民主国家的国民历史教育,本质上
都是政治路线的决断问题,不可能以学术方式得到解决。台湾公众和媒体过多地关注学术
,只说明主权者-国民共同体的划界尚在进行时。过渡时期总是暧昧和脆弱的时期,但决
断像分娩或流产一样不可逃避。台湾历史在一个极端,是东亚奥斯曼民族(中华民族)的
地方史。共产国际入侵的小小插曲,无非是内亚蛮族入侵的翻版。无论隔江而治还是隔海
而治,偏安注定不得久长。帝国虽然在全世界四分之三的地方已经惨遭淘汰,但远东存在
帝国永续的历史特殊性。
台湾历史在另一个极端,是太平洋群岛的一部分。中国殖民台湾的小小插曲,无非在民族
解构帝国的世界历史潮流中泛起一片涟漪。满洲帝国的内亚、东北亚、东亚和东南亚各省
,注定要像奥斯曼帝国的欧洲、亚洲和非洲各省一样各自建构民族国家。汉文化或华文化
维系东亚拜占庭帝国的机会,也并不比希腊东正教徒、拉丁天主教徒或阿拉伯伊斯兰教徒
复辟大一统帝国的机会更多。
目前这个台湾主体-东亚背景的版本,显然是两极端之间的过渡状态,非常符合台湾的现
状:刚刚摆脱了中国主义的框架,但还没有将台湾主体性推到其逻辑和经验的自然终点。
例如以台湾本位主义为出发点,台湾的大部分历史进程就不适合以东亚历史为背景;如果
以太平洋群岛历史或东南亚历史为背景,就比东亚历史背景合理得多。非但台湾,甚至海
峡对岸的闽越,无论人种、文化还是贸易路线,都跟马来半岛和东印度群岛关系密切,跟
满蒙的帝都北京或中国原意所指的洛阳,都没有多少历史联系和共同利益。
过渡状态的稳定性不及起点和终点,后续的发展自然是不进则退。民主的意思是国民共同
体自己统治自己,而决断能力是统治者最必不可少的素质。主权者不能将决断责任推给专
家或顾问,即使看错了或做错了,除了自己以外,也无权责备任何人。专家或顾问的职业
道德,就是要让客户明白每一种选择的后果和代价,尤其是最坏的可能性,不能以虚假的
资讯或错置的相关性误导客户,更不能将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强加给客户。奥斯曼主义的
代价就是,这样的政体永远不可能以民主方式治理。
台湾的下一代在已经习惯民主以后,如果并入中国,就会在统治者和大多数中国人的眼中
,变成像今天的香港或新疆一样特别难以相处的群体,最后只能通过大屠杀或大流放解决
。民族建构的代价就是,这样的政体不能承受认同的分裂。台湾的下一代要想避免民主的
瘫痪,就要像华盛顿将军将效忠派驱逐到加拿大一样,将中国主义者逐出国民共同体。目
前的版本将会缓慢地推动模糊大多数的台湾民族建构,包括促使中国主义者的下一代丧失
中国认同,但也会导致中国主义硬核和模糊大多数的边界清晰化,形成非极端手段不能解
决的局势。主权者只有通过了决断的考验,才能发现自己的天命。
4.附注、心得、想法︰
动用麦卡锡主义这支大刀的决断时刻正接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