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上面闽南语为什么叫台语的讨论串，想起以前看过的一篇文章
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不过很值得一看
http://zhenghongsheng.blogspot.tw/2014/03/blog-post_423.html
================底下正文================
“你来台湾几十年了，还不会讲台湾话？”这诘问句的道德式威力的基础在于对“台湾话
”的独占用法，认为只有闽南语才是台湾话，台湾的客家人与原住民所用的语言不算台湾
话。若将这问话改成“你来台湾几十年了，还不会讲闽南语？”则威力尽失，因为闽南语
不是台湾人独一无二的语言。
※ 本文原刊于《当代》杂志第150期，2000年2月1日。
近年来流行的国民党遂行“族群压迫”的典型罪证之一，是说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小学校里
，本省籍学生被迫讲“国语”，不然就会受到惩罚。这项罪状不仅是国民党百口莫辩的罪
行，也成了不少外省人的一种“原罪”。
于是，讲“国语”的外省人(或中国人)压迫讲“台湾话”的“台湾人”这么一种说法，就
成了今天政治人物擅使的攻击武器，将语言的问题诠释成族群压迫。近年来的一次选战中
，有一位候选人就曾如此攻击他的政敌：“他们以前甚至不准我们看歌仔戏；但现在为了
选票，他们的候选人也在学唱歌仔戏。他们现在才在学台语。我们小时候说台语要罚交五
毛钱，并在身上挂‘要说国语’牌子。”这里的“他们”指的当然是讲“国语”的外省人
/中国人。
笔者与这类候选人经历过大致一样的成长与教育环境，但在语言方面却不曾遭遇过这些人
所说的那种压迫的情形，也从没有过那种受迫害的感受，并且可以说从小就是讲闽南语、
听歌仔戏和看日本片长大的。
也是“正港台湾人”的经验
笔者是台南人，从小家住台南市中心，距离所谓“独立建国路”的民权路很近(不少台湾
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出身这条街)，属于同一个小学永福国校的学区，一个都市本省人的典
型社区。在这所小学里，不仅学生，老师也几乎全是本省人，校长当然更不例外。笔者初
中唸台南市中，高中是台南一中，初中和高中的外省老师与同学多了起来，但还是以本省
籍占绝大多数，因此除了课本的东西之外，本省籍学生日常的语言就是闽南语。笔者这样
一个地方与学校的出生，有人戏言是带着台独的蓝色血统。
那时不少老师上课国语讲不好，干脆就用起闽南语甚至日语词汇来，对当时很多年纪较大
的老师而言，就像受过日本教育的父母伯叔辈，夹杂日本词汇的闽南语其实最能让他们畅
所欲言。上小学时，级任老师经常发下测验题让同学忙上一阵，这时他则好整以遐和隔壁
班老师在走廊上开讲，我们学生在教室里一边紧张兮兮的答著考卷，一边则听到走廊上传
来阵阵闽南语夹杂日本话的谈笑。如果说“母语”是父母辈所使用的语言，那我们这一辈
的母语应该就是夹杂日语词汇的闽南语了。
在这中小学的十二年中(从1957年至1969年)，只有一次学校规定要“讲国语”。大概是在
小学五年级(1962年)，有一天级任老师突然做了这么一个宣布：在学校里只准讲“国语”
。对于这个现在看似严苛的规定，大家却精神为之一振，因为比起整天关在教室里写测验
题的处境，这显然是好玩多了的游戏。一时之间大家努力用结结巴巴的“国语”互相笑骂
，闹成一团，也互相抓住对方不小心没说国语的小辫子，恐吓着要告到老师那儿。而老师
对犯了这个规定的学生怎么办呢？笔者的级任老师并没施以任何处罚，既没罚钱，也不挂
牌子，更不用说体罚了。笔者也不记得其他班级有过处罚的事。
不处罚犯规的学生并不表示老师的仁慈，那时的处罚是拿藤条打手心与臀部，很严厉的事
情，但是处罚的对象首先是答错试题，错一题打一下，而且由于天天考试，也就天天打人
。胡闹的学生也会遭来狠打，以便维持准备联考的有效环境。至于“只说国语”这种事，
是从校长以降，连老师自己也做不到的事，只能不了了之，搞了几天之后就无疾而终了。
这是那时台南市永福国校的情况，也是台南的一般情况。六七十年代的教育单位确实断断
续续有过这些规定，在个别地方也发生过执行并处罚的事，但却不是一般经验，更不用说
引起过一般的受迫害感了。
其实那时的教育环境已完全是联考导向，在一切为联考，只重升学率的气氛下，讲不讲国
语对学校当局实在是个小事，而且显然官方并无意强力执行，否则不会如此闹剧一场，极
可能只是上面某个昏官搞出来的馊主意。这场“国语运动”在我们那个“台语学校”只能
以闹剧收场，让大家在联考的阴影下稍有喘息机会，并留下一桩好玩的回忆，却丝毫没有
“受迫害”的感觉。其实那时最大的压迫乃是联考所带来的学习环境，天天考试、天天挨
打、天天补习到晚上十点才回到家。[1]
因此在那时台南市的中小学环境，做为一个本省籍学生，除了课业以外是不会感觉到“国
语”压力的，而课业压力也不是来自语言本身，主要是为联考而读书的那种填鸭式教育，
以及那些为升学率而教书的了无生趣的老师。台南市的中小学环境虽没有讲“国语”的压
力，却反而有讲“台语”的压力，譬如初中时笔者有一次心血来潮想学好“国语”，结果
反而引来同学讪笑。这是那时南部学校的一般情况，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高中毕业。
非关族群的文化霸权
一直要到台北上大学的时候，才真正感觉到“国语”的压力。然而这个压力并非来自学校
的规定，而是来自同学，来自校园的整个文化气氛。一个来自南部，没机会把“国语”练
好的学生，到了台北的大学府，看到的与听到的台北大学生们不管是外省人还是本省人，
都能将“国语”讲得朗朗上口，不免会为来自南部的土气与台湾国语的腔调而自卑。
这个压力与自卑其实并非来自语言本身，而是来自能流利运用这套语言的人所代表的文化
与社会地位。当年这些台北人的大学生，衣着时髦，举止高雅，言谈上道，思想前卫，在
在都让南部来的学生自惭形秽。而这些讲“国语”的台北大学生却是不分省籍的，因此这
种压迫显然是与台北作为台湾的政治经济统治中心所形成的文化霸权较有关系，让南部学
子感到压力的“标准国语”只是这个文化霸权在语言方面的表现。
因此台湾的语言压迫毋宁来自文化霸权所隐含的城乡差别，而非只省籍因素。举例来说，
笔者小学四年级以前的同学中有几个外省人，他们大半是住在台南市的商人子弟，讲的闽
南语跟大家一样流畅，互相间毫无身份差异的问题存在。但是由于初中联考竞争越形激烈
，五六年级时突然有不少外省学生从那些不搞恶补的师范附小与空军小学，转到升学率最
高的永福国校。这些新来的外省学生真正带来了语言的差异，他们大多是空军子弟，操著
流利的“国语”与瘪脚的“台湾话”，然而却来到这个福佬人学校和大家一样活在联考的
阴影下，整天提防著老师的藤鞭。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外省与本省同学间并不构成言语压
迫，反而却有着城乡差异与压迫。不是外省学生压迫本省学生，而是反过来本省学生压迫
外省学生。不完全是因为语言或省籍，而是因为社会地位，城市中心的中上阶层（医生、
商人等）的本省子弟瞧不起城市边缘中下层的军人子弟（都是校级军官以下）。大家都不
太瞧得起这些理著小平头，又不太会唸书的新来的外省同学(结果他们也大半没考上好初
中)，一点也不觉得这些人在语言上的优势。在台南市，文化霸权与阶级优势是属于本省
人的，更精确的说是属于台南的中上阶层的。
台南市的中上阶层会对外省军人家庭有着文化与阶级上的优越感，同样也会对同属本省籍
的乡下学生具有这种优越感，这种现像从初中开始显现出来。由于联考的关系，从初中开
始就有不少台南县与高雄县来的通学生，对台南市这个府城出生的学生而言，这些通通都
是“草地人”。城市学生显示出城市对乡村在阶级与文化上的优势，觉得他们举止土气，
言语“草地腔”。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例子看出这种语言上的城乡压迫是超乎省籍因素的
，那时台南市相对于台北而言是“下港”─台北人的乡下。逢年过节从台北来的堂表兄弟
姊妹，都会讲一口流利的国语，而流利的国语代表的是台北对台南在城乡差距上的优越地
位，甚至在同属一个家族的我们中发生。
一个台南的外省军人子弟讲出来的国语，与一个台北的本省大学生讲出来的国语一样流利
，但在不同环境下却代表不同的权力与社会位置。同样的，一个南部农家子弟讲的“台湾
国语”与李登辉/林洋港/陈水扁讲的一样“正港”，但若非李林陈今天的地位，“台湾国
语”是不会上得了电视成为流行腔调的。
祛除语言的政治符咒
从“台湾国语”腔调的流行可以看出闽南语今天在台湾的政治地位，于是在不少人口中，
它就独占了“台湾话/台语”的名称。其实闽南语在不同地方与不同时代都有着不同的名
字，在台湾有不少人称之为台湾话，在南洋如新加坡则称之为福建话，此外还有福佬话、
鹤佬话或河洛话等名称。根据语言学者的调查，闽南语的范围除了闽南、粤东(潮州)、台
湾与南洋外，还包括海南岛、雷州半岛及浙江南部一带，甚至及于江西和广西[2]。然而
同一种语言最好是用同一名称，譬如世界各地讲英语的，虽然腔调不同，但都叫作
English。台湾福佬人讲的话称之为福建话或台湾话都有以偏盖全之弊，因为福建还有福
州话、莆田话，而台湾也有客家话与原住民各族语言。福佬话这一名称又缺乏普遍性，较
好的名称可能还是“闽南语”，像英文一样以其发展成形之地为名[3]。若要特别强调在
台湾地区的人所讲的，或可称为台湾闽南语，就像称美国人自称讲的是American English
一样。
不少台湾的福佬人称自己所讲的话为“台湾话”，譬如在福佬人占绝对优势的台南地区，
“台湾人/客人/外省人/番”是四个分得清楚的传统身份名称，台南人称自己讲的是“台
湾话”，“客人”讲的则是“客话”。在福佬与客家杂居的地方譬如南投埔里，就会以“
福佬人/福佬话”与“客人/客话”来互相区别，福佬人在那里并不独占台湾之名。因此“
台湾人/台湾话”这一对独占式名称，是传统上福佬人占绝对优势的社区譬如台南才会使
用的。
如今“台湾话”这一名称不仅带有复杂的政治意涵，还成了在政治上占优势地位的福佬政
治人物的操作符码，作为攻击政敌的符咒。“你来台湾几十年了，还不会讲台湾话？”这
是近年来不少福佬政治人物用来攻击不会讲闽南语的外省人时摆出来的道德姿态，很多外
省人也因此自觉心虚，几无招架之力。这诘问句的道德式威力的基础在于使用了台南人对
“台湾话”的独占用法，认为只有闽南语才是台湾话，台湾的客家人与原住民所用的语言
不算台湾话。若将这问话改成“你来台湾几十年了，还不会讲闽南语？”则威力尽失，因
为闽南语不是台湾人独一无二的语言。
相对于过去“国语”的文化符码，“台湾话”成了今天的政治与道德符咒。要使这个名称
祛除政治符咒的意涵，笔者以为“台湾话”最好重新定义为在台湾的人所用的各种语言，
如此台湾话就不只是闽南语，还有客家话与原住民各族语言，以及很重要的“国语”。台
湾就像美国一样有着多种语言，然而韦氏字典里你找不到“美语”这个字，只有
American English的名称。
与现代化脱勾的台湾闽南语
台湾闽南语没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国民党绝对脱离不了关系，但是能完全归罪国民党吗？
从笔者自己的求学经验应可看出实情并非如此简单，国民党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不去提倡
与保护，而非积极的迫害与摧残。确实地说，台湾闽南语的厄运其实始于日据时代，而国
民党的主要过错是在于没去复苏已经垂危的这套语言。
上面提到笔者的“母语”是夹杂着日语词汇的闽南语，这是今天台湾闽南语处境的一个重
要线索。台湾光复时，笔者受过日本教育的父母辈就已经无能使用流利的闽南语来沟通了
。笔者的父母是在日本殖民政权下成长与接受教育的典型的上一辈台湾人，从来没有受过
国民政府的教育，也讲不出几句“国语”。在日常生活上他们使用闽南语毫无问题，但是
在进一步谈到现代化社会所牵涉到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科学、工艺等方面，他们
就非得借助日语词汇不得沟通。当然所使用日语词汇并非完全没有相对应的闽南语，他们
也可能只是像今天我们讲话会夹带英文一样，是一种跟得上时代的习惯与社会地位。但较
有可能的是，笔者父母这一代的台湾人当时所能运用的台湾闽南语里缺乏相关的现代词汇
与语法，他们只好借用日语。而且即使有相关闽南语词汇，他们在成长与教育过程中也不
曾学到，更不是他们能熟练使用的。
本来与现代社会相关的这么一套菁英语言的词汇与语法，是伴随着现代化而发展出来的，
不幸的是台湾当时的现代化方案却是日本殖民政权的统治手段，是用日本语言来配合完成
的，缺乏自主性，因而也就没有闽南语随同发展的机会。就是说，在日本殖民政权主导的
现代化过程的这个社会变革关键时刻，台湾的闽南语停止了应变与发展，而不像“国语”
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而跟着现代化了[4]，这恐怕是台湾闽南语厄运的一个关键因
素。
在现代化之前的汉人传统社会，不管上层下层，不管读书论理还是泼妇骂街，闽南语是福
佬人的一套完整语言。在日本主导的现代化之后，台湾的闽南语作为析理论辩的语言不再
存在，因此只能听到街头打拳卖膏药者的一口流利生动的市井闽南语(也是当今福佬籍政
治人物在演讲台上较熟练的一套)，而难得一闻引经据典高谈阔论的庙堂闽南语。[5]
与白话中文的脱勾
政治人物把“台湾话”政治符码化的同时，也需把“国语”政治符码化，以“北京话”来
正“国语”之名，然而我们可以这么简单地以“北京话”来称呼“国语”吗？近年来去过
北京的台湾人都会体会到问题不是如此简单，因为他们经常听不懂北京人在说些什么。
最近在纪念“五四”八十周年的回顾中，有关白话文的讨论开始对此问题起些澄清的作用
[6]。作为“国语”基础的白话文本就源自中国的官话系统，而这套官话系统早从唐代就
开始成形，不仅唐代佛教经典的变文俗讲开始以当时的白话来书写，北宋也有以白话书写
的对金人的文书，这些都与后来的话本、戏曲与小说所用的语言无太大差异。发展到高峰
的明清白话小说虽含地方词汇，但基本上都是官话系统下的白话文，譬如苏州出生、以吴
语为母语的冯梦龙，他的三言都是以官话白话文来书写的，因为官话已经成为当时的共通
语言。[7]
“国语”源自官话，官话是中国过去做官的人所使用的共同语，就是英文所称的Mandarin
，以便能互相沟通，上朝奏疏，皇帝能听得懂。中国人做官必须经过科举，因此参加科举
的人都必须学习官话，也就成了文人士子都必须学习的共同语。商人也要学习官话，如此
才能行走大江南北，运通有无。
中国历代各朝的官话历经变迁，其形成与当朝首都所在地有着很大的关系。汉唐时期的古
中原汉语随着南迁移民进入吴闽粤诸地，宋代之后的北方方言则受到塞北民族浓厚的影响
，而北京作为金元明清的帝都，历经八九百年，北京话自然成了后来官话的标准[8]。于
是民国之后，这套官话也就顺理成章成了“国语”。[9]
一千年来，传统读书人不管出身何地，想进入仕途就得学这一套发展千年的官话，包括文
言与白话的发音与语法。不仅仕途如此，从宋到清的话本与小说，不论作者出身何地，也
都以这套官话白话文来书写。甚至在地方戏曲上，官话也有它特殊的地位，譬如台湾传统
的北管乱弹戏里就有讲官话的角色，而南管里也有官话的唱段[10]。就是说，“国语”并
非中华民国成立后，突然强迫压在所有国民身上的奇怪东西，也并非是与日本统治前的台
湾汉人社会完全无关的一种语言。
从这个背景看，民初的白话文运动并非在创造另一种说话语文，而只是把原来的官话白话
文学提升到庙堂的地位，并且引进创新现代语汇，成了可以处理现代观念的语言，直到今
天不论书写论理还是说话，都是这一套白话文。然而在方言地区就比较特殊了，在以前方
言地区的人书写用文言文体，阅读文言文与诗词则用官话或方言中的文读音。问题就出现
在明清发展出来的戏曲小说与现代化后的白话报纸，这些基本上都是以官话白话文书写的
。我们知道广东人用广东话来阅读白话报纸并没问题，每个字都有其对应的发音，但是各
个方言却都有着不少在官话白话文里没有对应词汇的土语。
由此引伸的是中国的完整书写系统只有文言与官话白话中文，方言一般并无完整书写文字
[11]。方言的汉字书写是较为特殊的，譬如香港报纸上的一些广东话词汇。又如十九世纪
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以白话中文叙述故事，而以吴语写对白，将之翻译成白话文
的张爱玲就说它是“方言文学的第一部杰作”[12]，就是绝无仅有的意思。在闽南语方面
，明朝嘉靖年间刻本的潮州戏《荔镜记》戏文里的口白就是以闽南方言写的[13]。与《海
上花》一样，《荔镜记》作者显然为戏文中每个用到的方言都找到了中文字，而其中有些
字居然还流行在今天的“台语文学”里[14]。
从这个方言书写的观点来看，设若台湾有如广东话在香港的情况，在日治时代持续有着白
话文本的供应与使用，则台湾闽南语或许不至于陷入断裂的困境。换句话说，日治时代的
台湾人被剥夺了中文书写的传统文本，既不读文言书，也不读戏曲小说与后来的白话报纸
，以致除了一般日常生活的口语外，就不知如何用闽南语去读书读报与谈论抽象概念了。
由此回到五六十年代的本省籍学生与“国语”之间的关系，这一辈吃亏的或许就在于不熟
悉白话中文，因为他们的父母辈接受的是日本教育，无能提供一个白话中文起码的书写与
阅读环境。然而更惨的是，父母辈也无能提供一个闽南语的完整环境，因为日本殖民政府
已先剥夺了他们的这个能力。由于有着这一断裂，再加上国民党对此问题的无能，到了子
孙辈就更疏远了闽南语。
活过来了的“国语”
称呼中文的共同语言为“国语”，如同国画、国乐、国剧诸名一样，是国民政府使用的国
族主义式名称。对岸所用的“普通话”这名称在1949年以前就有人使用了，这至少是个较
好的选择，表示是普遍通行的共同语言。然而不管是“国语”还是“普通话”的通称，它
还是指涉到某种具体语言，台湾拒绝接受“国语”之名的人大多就会以北京话称之。然而
问题在于，台湾的“国语”虽以北方官话的标准声腔北京音为基础，但并不等于北京话，
因为作为常民生活语言的北京话，比“国语”要丰富得多，而且腔调用语也有不小差异。
从台湾去到北京，经常听不明白当地人讲话，就是这个原因。
官话作为仕途文人沟通的工具语言，是比较偏重论理功能的，原本就缺乏较口语化的生活
词汇[15]，“国语”来到台湾就是这么一种状况。然而我们却不能说北京话也如“国语”
一样缺乏生活词汇，因为北京话对于北京人而言，其丰富的生活语汇是远超乎“国语”的
。也就是说“国语”其实是脱离北京话而独立发展的一种特殊语言，尤其来到台湾之后，
两者更不能混为一谈。有人曾指出，由于将这套“国语”带到台湾来的国民政府当年定都
南京，并以江南为其基地，因此受到吴浓软语的深刻影响，音调圆柔，不似北京话刚硬。
有一例子可为佐证，台湾讲的“国语”经常“因/英”(yin/ying)不分，都说成“ㄧㄣ”
了。这绝非闽南语的影响，因为闽南语的这两个音分得很清楚，而在吴语里确实是不分的
[16]。
台湾的“国语”虽然源自缺乏丰富生活语汇的官话，但因为在台湾的发展超过半个世纪，
已经突破了官话的窠臼，成了越来越多台湾人的生活语言。尤其是近年来大众文化的发展
，它显然已经活化，而不再只是官话，不再只是贫乏的“国语”。而且方言本是活水源头
，台湾的“国语”在吸收不少方言语汇，并进入创新过程之后，其实已经成了一种“生猛
”的“台湾话”了。[17]
从这个传承与演化来看，称“国语”为北京话显然不恰当，“国语”这名称又带着太复杂
的政治意涵，如何能重新定名呢？傅大为曾为它取了新名字叫“官北话”，大约是台北官
话之意，就像杭州官话、四川官话一样。这名字的台北意涵是颇贴切的，因为台北是这套
语言的文化中心。然而它的官话意涵在五六十年代虽尚称贴切，但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恐怕
已不能表示出其丰富的生命力了，何况哪一天它还可能会取代闽南语而成为最优势的一种
台湾话呢？
当然闽南语从今天的情势来看是不可能消失的，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资产，历史比欧洲几
种主要语言还悠久，而且本就不限制在台湾岛，从华南到南洋，跨越海洋与国界，使用闽
南语的人口估计有四五千万人之多，超过世界上很多语言族群。台湾闽南语的复兴或许还
有赖于提倡者能突破台湾的历史与地理的侷限了。
[1] 吊诡的是，联考却成了这些“受迫害”的候选人如今能出头天的制度性因素。
[2] 周长楫，《闽南语的形成发展及在台湾的传播》，台笠，1996；
王育德，《台湾话讲座》，自立晚报，1993。
[3] 不少台湾福佬人去到南洋，听到当地华人讲闽南语，会惊讶说：“他们怎么也会讲
台湾话？”“台湾话”这名称已经去除了它的来源含意，使用者也不知道它的流布范围，
台湾福佬人与华人世界脱勾的这个封闭性显然也要在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中去寻找其根源
。
[4] 譬如严复的翻译工作为白话中文加入了很多现代词汇。
[5] 相对而言，香港人在大英帝国超过150年的殖民统治下现代化了，而直到今天不管是
国家大事或猫狗小事，居然都还能流利地用广东话来谈论，这或可看出两个帝国不同的殖
民统治术。
[6] 李瑞腾，〈白话文运动的省思〉，联合副刊，1999。
[7] 韩南(P. Hanan)，《中国白话小说史》，浙江古籍，1989。
[8] 官话系统因此失去了汉唐古音的入声与全浊音，而这些都还保留在闽粤诸语里（王
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1981）。因此用闽南语或其他南方方言来唸唐诗，会
比“国语”漂亮多了（周长楫，《诗词闽南话读音与押韵》，敦理，1996），以致不少明
清士大夫对于要用北方官话来读古文古诗词，抱着不屑的态度（王力，ibid.）。
[9] 至于粤语与吴语没能成为国语的各种故事，我们也只能当成笑话来看了。
[10] 蔡小月唱，台南南声社，《南管散曲》，Radio France，1988/1993。
[11] 各地方言没有发展出书写文字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中国长远历史的“书同文”传
统。(吕正惠，〈从方言和普通话的辩证关系看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台湾社会研究
季刊》第十二期，1995)
[12] 张爱玲，〈译者识〉，《国语海上花列传》，皇冠，1997。
[13] 《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广东人民，1985。
[14] 为闽南语找字的问题，一个发展方向是拉丁化。西方基督教会为了传教，早在十九
世纪就在闽南语地区采用罗马拼音来做为闽南语的书写语言，并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这
个方向在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化界曾引发了白话文与罗马字之争，然而罗马拼音最后毕竟没
能成为闽南语族的共同书写语文，就像中共的普通话罗马拼音化运动也没能成功地取代中
文字一样。多年来有不少人以中文字为底来书写闽南语，在没有相对应的中文字时才用罗
马拼音，这些罗马拼音又有好几套。而在全用中文来书写闽南语的尝试中，提倡“台语文
学”的宋泽莱是个显著的例子，他宣称从康熙字典及其他辞书里找出了三百多个中文字来
对应无字闽南语，并用这一套自创的“台湾语文”来撰写长篇意识流小说《抗暴的打猫市
》（宋泽莱，〈战后第二波乡土文学介绍〉，《台湾新文艺》，1998春夏季号）。
[15] 因此，官话白话小说的对白都必得加入各地方言词汇，如水浒传与金瓶梅的山东方
言，红楼梦的一些吴语词汇。
[16] 赵元任，〈吴语对比的若干方面〉，《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清华大学
，1992。
[17] 只要看看已经成为政治人物口头禅的“走透透”、新世代如今当红的“ㄅㄧㄤˋ”
以及最近媒体上大量出现的“A钱”。而且有些词汇还“反攻大陆”了，例如“作秀”与
“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