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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samiImai (今井麻美) 看板: PublicIssue
标题: Fw: [观点] 花亦芬：用转型正义打造信任，德国的曲
时间: Wed Aug 3 21:40:5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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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samiImai (今井麻美) 看板: IA
标题: [观点] 花亦芬：用转型正义打造信任，德国的曲
时间: Wed Aug 3 21:40:29 2016
花亦芬：用转型正义打造信任，德国的曲折路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803-opinion-yfhua-transitional-justice/
民主政治，是一种奠基于公民社会人群之间“愿意彼此信任”的政治；也以公民社会稳定
的运作，让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政治决策与民心向背的可预测性，愿意寄予比较高的信任
感。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新政府日前透过“促转条例”在擘画的“转型正义”工程，可
知道其是希望透过妥善处理过去的历史创伤，为更良善、更稳定的未来铺路。
目前台湾社会将“转型正义”这个概念运用到许多领域，显示出我们社会因长期被威权政
治压抑，有太多历史伤痕需要处理，现在的我们是站在一个时代转捩点，需要好好重整社
会价值。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转型正义”处理的内容并非包山包海，它的核心精神在
于：“体制”的翻转，与公民社会“信任感”的重建。
诚如“国际转型正义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
）为自己工作设下的目标：“帮助转型社会，处理过去大规模人权侵害的遗绪，建立国民
对政府机构作为人权捍卫者的信任感”。由此可见，转型正义的目的是透过处理人权被践
踏的历史创伤，改造政治社会相关体制，以清除威权遗绪，建立公民社会对普世价值的认
知。转型正义的基本精神在于：国家机器的运作应转型以争取国民信任；且公部门各种机
制的存在前提，是保障人权、深化对人性尊严价值的肯认。
德国的转型正义：不只“司法清算”
联邦德国在二战之后针对纳粹大屠杀、以及1990年后针对前东德共产政权迫害人权之行径
，进行过两次转型正义。台湾对德国转型正义之认识，不该只停留在“司法清算”这么片
面简化的概念上；而应更深切去看到，转型正义更牵涉到社会价值观的重建与教育文化内
涵的更新，与在此基础上追求整个社会心灵的修复与和解，以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支持。
换句话说，转型正义不只是在一定期程内的司法介入、不当党产处理，写完结案报告就了
事；而应是能铺筑道路、有长远续航力的民主深化工程。
去年10月22日，以色列总理纳坦尼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台译内坦雅胡）宣称，是
巴勒斯坦人煽动希特勒去迫害犹太人。德国总理默克尔（ Angela Dorothea Merkel，台
译梅克尔）随即公开反驳，重申“该为犹太大屠杀负责的是我们”。默克尔这种坦率面对
黑暗历史的态度，不仅坚定地重申联邦德国立国的根基，建立在民主与捍卫人性尊严价值
之上；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再次明确保证，德国不会再被过去的历史错误搅扰纠缠（即便是
以色列总理抛出的示好之词），错了就是错了。德国不去牵扯其他国家在二战期间是否也
有涉入战争责任的问题，坚定地为自己做过的错事认罪道歉，这是德国真正的重生之道。
能走到这么坚定明朗的一步，并不容易。诚如电影《沉默的迷宫》(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台译《谎言迷宫》）以及《跟弗利茨包尔对抗的国家》 （Der Staat
gegen Fritz Bauer 台译《大审判家》）所勾勒的的历史背景：二战后的联邦德国（西德
），在阿丹拿（Konrad Adenauer，台译艾德诺）执政时期有十来年，对转型正义工作冷
漠以对。战后西德，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对纳粹过往陷入社会的集体沉默。
然而，从耶路撒冷大审、法兰克福大审以及六八学运以降，年轻世代积极追求转型正义的
呼声日高。1970年，温和左派的社民党（SPD,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在战后西德首次执政，总理 Willy Brandt 在该年年底到波兰华沙犹太区
，代表西德政府致意。当时他突然下跪道歉，表达自己内心深沉哀悼，出乎所有人意料之
外。此举不仅成为轰动全球的大新闻，更奠定了联邦德国自此以“认罪道歉”来面对纳粹
过往的政策基调。
纪念的两种姿态：前东德记忆工程的吊诡
西德政府跨出视自己为战争受害者的自悲自怜，勇敢面对历史真相，的确让他们在国际间
赢得越来越多的肯定与信任。这也让他们清楚认知到：放弃为自我错误行为辩解，以积极
融入国际民主社会秩序，来取代过去保守势力所坚持的“德意志特殊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才是让德国赢得世人尊重与信任的不二法门。
相对之下，冷战时期的东德也进行所谓“对抗法西斯胜利”的纳粹战犯审判，而且比西德
还早设立纳粹集中营纪念园区与纪念碑。但是，东德在审判纳粹战犯时，顺便把人权运动
者、人权律师、政治异议者一并抓来整肃。集中营纪念园区的设置，也是为了打造“反法
西斯/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共党政权统治，而非为追求健全的民主体制。
这些被视为“反法西斯/反资本主义胜利”的历史记忆，成为东德共产党操控的官方记忆
，用于民族精神教育。吊诡的是，这些记忆其实大量沿袭纳粹新闻宣传部长戈培尔（
Joseph Goebbel，台译戈贝尔）在战争末期，为刺激德国人浴血奋战而布下的错误国际新
闻宣传。这是只想用历史来服务统治政权的威权国家，会踏入的历史陷阱；其更让不少前
东德民众，在不知不觉中受害甚深至今。
换言之，真正能被视为转型政治的历史工程，必须能导向建立理性讨论运作的民主法治、
并保障重视个人生命尊严的思想文化内涵。
德国两次转型正义工程，都非常重视民众“知”的权利。这是一个民智已开、媒体拥有高
度新闻自由的社会，应该掌握的基本原则。为了深化民主，他们勇敢正视那深不可见的黑
暗过往，不断透过公共参与，让转型正义融入以“民主”与“人权”为基底的国民教育内
容、并成为政府文化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
伺机而动的威权遗绪
联邦德国将他们的民主体制打造为“防御性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国家对
于具有极端思想（不论是极左或极右）的政党可令其解散，也直接将与纳粹相关的思想与
举措列为禁忌。这种作法是因为深知，需要处理转型正义的社会里，往往有许多历史沉疴
要面对，也潜藏着不少会让威权再起的因素。实际上，有些人（或团体）确实是伺机而动
。
因此，需要转型正义的国家，更应从社会价值重建与教育内容上，积极打造国民对普世价
值的认知，避免威权思想转变样貌，以各种煽动人的方式重现──就像近年来波兰或匈牙
利的政局，在某些程度上有些令人担心。
这样的问题联邦德国并不是没有经历过。
两德民主统一后，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以选举产生的第一位校长
Heinrich Fink （1935- ）。他虽然顺利通过“除垢法”（lustration law，旨在清除昔
日威权体制的残存势力）规范的相关检查，但1991年11月联邦秘密警察档案馆证实，有更
多事证显示他曾为东德秘密警察线民，并获颁金牌奖励。Fink 在1992年初被洪堡大学无
限期解聘；心有不甘的Fink 遂加入东德共产党在两德统一后转型成立的民主社会党（
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PDS），积极鼓动德东民众跟联邦德国政府对
抗，且号召大学生对联邦秘密警察档案馆施压。
转型正义不是按照某些特定作法照表操课，就可以将威权遗緖毕其功于一役清理殆尽。反
之，这是个需要集众人智慧与良善意愿一起推动的社会体质改造工程。这个工程除了希望
给予过去的受难者及家属应有的正义与抚慰，同时也是为了让明天的我们，可以生活得更
安全、生命尊严有更多保障。
台湾的转型正义
社会文化体质的改造是我们应该好好努力推动的事，不应让威权文化幽灵，在社会生活里
继续盘旋萦绕。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台湾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在台北街头，不
时可见有年轻人穿纳粹军服，出现在游行队伍或暑期青少年营队里，以吸引众人目光；台
北的百货公司里，甚至有以纳粹党卫军图腾为标签的潮牌流行服饰。这是民主时代令人匪
夷所思的现象，但确确实实在台湾发生了。民主不是失去价值，多元不是可以罔顾人命。
过去台湾处理二二八的最大缺憾是：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德国作为加害者国家的转
型正义经验却清楚告诉我们：如果加害者及其后代只想避谈过去、粉饰太平、甚或扭曲历
史真相，最后结果是自己陷于受害的情境中。
不管对受害者或加害者而言，受伤的心走不远。当世代之间，有着无法坦言、不容许进一
步探问的雷区时，亲历创伤的上个世代，可能会苦于“创伤后症候群”，其精神状况也可
能在家庭里，造成跨世代间的伤害传承。别过头去不想（或不敢）去面对，最后留给自己
与后代的，不会是时间自然疗愈一切，而是大家任由各种没有被检证的历史记忆，互相纠
缠打结出一个互信基础薄弱的社会。
一个互信基础薄弱的社会，内部撕裂必然深重，也无法有足够强壮公民凝聚力，可以抵抗
专制独裁。就以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来看，当时不乏起来呼吁德国人要觉醒、甚或勇敢
起来反抗暴政的人；但是当时德国社会苦于各种极端意识形态的叫嚣对阵，互信基础薄弱
，让这些前仆后继挺身抵抗纳粹的人，也难得到足够的社会支撑与回应，接连孤单无助地
牺牲殒落。最后，也让六百多万人无辜牺牲生命。
近年来台湾的社会运动与学运频繁，公民社会过日趋成熟。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没有深
入检视过去错误的行为，并从这些历史检视里汲取教训，并不足以预防台湾再度重蹈威权
覆辙。只是徒有和好的意愿，仍难打造足够有力的公民互信基础，深化台湾的民主政治。
公民社会“信任”（trust）的关系，不是传统党国恩庇政治拉帮结派的“依存/ 依赖”
（reliance）关系。“依赖”在本质上是工具性的，就像我们依赖闹钟唤醒、依赖捷运通
勤。“信任”关系则建立在信守承诺、同时也具有兑现承诺的实际能力。
二次大战结束七十年，重新回首德国走过的路，两次转型正义，让德国不仅看到国家发展
稳健精实，而且深得国际社会信任支持。这样的历史经验，值得才刚要正式踏上转型正义
之路的台湾参考。
（花亦芬，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历史的伤口上重生：德国走过的转型正义之路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