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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韩军方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引发韩国内部持续抗议，围绕着是否部署
“萨德”的争议持续发酵。部署地广尚北道星州郡每晚都举行抗议集会，韩国总理和防
长曾遭到“软禁”长达六小时，总理遭民众蛋洗。来自中国的强烈反对，使这个国家的
民众不得不考虑，不顾中国的的感受而执意部署“萨德”，将极有可能遭到中国的经济
制裁，这对于经济严重依赖中国的韩国来说，无疑是难以承受的灾难性的后果。
韩国长期以来奉行的中间道路，仅仅因为“萨德”问题就濒临破产，足以证明其所谓的
“政经分离”，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机会主义式的幻想，在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面前脆弱
的不堪一击。在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全球局势走向动荡的今天，将要承受这种由“政经
分离”造成的“政经撕裂”所引发的阵痛的，在东亚地区绝不仅仅是韩国一家。
政经分离的“二律背反”
二律背反（antinomies）是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得（Immanuel Kant,1724-1804）提
出的哲学基本概念。它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的两个命题之
间的矛盾冲突。
对任何国家或地区来说，其对外活动的最终目标是寻求本国或本地区利益的最大化。但
在现实层面，经济现实和政治诉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为寻求政治和经济利益最大化，
往往会出现经济和政治分离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政经分离”。这种理想且片面追求
利益最大化的单惠主义，忽视了经济和政治之间客观存在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的发展
和政治局势的演变，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的会引发冲突，由此形成“政经分离”的
“二律背反”。
“政经分离”在东亚地区普遍存在
这种“政经分离”的“二律背反”现象在东亚地区十分普遍。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
乃至某些东盟国家，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这种“政经分离”。即
经济上与中国加强往来，推动互利互惠，以帮助己方在庞大的中国市场攫取可观的利益
。政治上却尽量规避中国的关切，与中国保持相当的距离，甚至联合区域外的强权，已
达到“防范”中国的目的。
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外交策略由来已久。在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前，经济上采取“官民
分离，民间贸易”的方针，政治上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在90年代以来
，逐渐形成所谓“政冷经热”，即经济上加强两国贸易互惠，政治上拒不解决中日历史
遗留问题，在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动中国敏感神经。在安倍政府上台
之后，更是加强了诸如“钓鱼岛国有化”和“干涉中国南海问题”以及“谋求国家正常
化”等政治动作，严重挑衅中国的核心利益。在这种政治上对中国极不友善的情况下，
竟然还祭出“政经分离”的大旗，反批中国“将所有问题政治化”、“不应未达政治目
的，以经济为要胁手段”。
韩国政府的“政经分离”则体现在，为了解决本国的经济问题，不但扩大在中国市场的
影响，加深与中国的经济往来，乃至率先签订通过“中韩FTA”，将自己的经济牢牢的绑
在中国身上，以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军事安全问题上却长期依赖 “美韩
军事同盟”，甚至以“朝核危机”为借口，希望部署美军的“萨德”系统，严重危害中
国的军事安全，破坏地区局势的稳定。
“政经分离”引发的“政经撕裂”
这种“政经分离”的“二律背反”，是各国谋求自身政治和利益最大化，而严重忽视中
国政治利益诉求的结果，随着其不断发展和升级，其内部存在的矛盾也将不断的被激化
。最终必然需求重新架构政治体系，实现政治和经济的统一，而拒绝这种政治体系的构
建，妄图继续打着“政经分离”的旗号，戕害中国的政治和安全利益，则必然会造成“
政经撕裂”的后果。
所谓的“政经撕裂”就是在政治上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时，经济合作所依赖的政治基
础不复存在，则经贸往来和经济合作的水准必然会随之下降。受惠于经济往来而拒不承
担政治责任的一方，将面临选择担负起政治责任，解决政治分歧，加强政治互信，以巩
固双方经贸往来的基础，或是继续自私自利，枉顾对方诉求，因而承担双方经贸往来遭
到破坏，经济利益受损的风险。也就是在本国一手制造的“政经分离”的“二律背反”
，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发展到不可调和之时，所必须做出的痛苦选择。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毕业于浙江大学。长于两岸问题、台海局势、国际问题，长期致
力于研究东亚民族史、近代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