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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闻内容︰
文：廖凯弘（台湾大学生物产业传播暨发展学系博士班）
在大众媒体或网络上经常可看到，每次发生重大灾难就有大量的检讨、究责或改善的声音不断，各级政府也会在灾难发生后，誓言拟定防范的政策，让灾难或未来风险降至最低。 一时间，各种面对未知风险的解决方案，似乎有无限可能。例如行政院马上宣布，所有公共活动禁止使用粉尘，日后再订定相关管理办法；但大众认为类似尘爆事件是可预防的，政府与业者对于粉尘爆炸的风险实在缺乏预警概念。
笔者有时候会感觉这种对话，其实某种程度显示了一种“集体隐没”的状态。很多担忧与疑虑，很可能就只是存在于某个对话的机制、平台或虚拟对话过程之中 （如脸书）。 从感知风险最迅速的网络环境来看，网络公众在风险政策高度争议或未明朗化之前，习于且擅长“发散式”地向政府／决策者发言、再建言，但却不知如何凝聚共识及力量，进行有效的实质“决策”建言。网络风险沟通与对话，仿佛是发散于空中的烟雾，风一轻吹，便集体隐没了。
事前各方对风险的无知与无感，事后政府、业者与社会大众又无法迅速凝聚共识，导致下次类似灾难又可能再度爆发。有鉴于岛民常常活在一个“双重风险”的循环之中，从公众参与的角度，建立一个理想的风险沟通机制是有必要的。 学者Bennett 就认为建立风险沟通机制有其成效：(1) 澄清彼此观点或认知差异之处，然后尽力缩限彼此差异的程度 （比如借由科学研究来确认哪个面向可以解决，而哪个面向根本上是价值观不同导致的）。 (2) 让公众掌握更多风险资讯，做出更周全的决定。
(3) 借由提供一个对话架构，使公众得以表达自己对风险政策的关心，减轻公众因为被“排除”在影响自身甚巨之风险政策之外而产生的怨恨。 在台湾的整体媒介情境下，政府与公众使用媒介的权力差异悬殊，导致政府显而易见地宣传自己的风险政策说帖，而公众却无法使用同 一类型、同样发声频率、同样触及广大公众的大众媒介 （如电视）；此时，借由网络来纾发各种担忧、愤怒、不满的情绪，是个不得不的抉择。
然而，网络公众对灾难事件进行风险感知的“消极发声”，并无法因此缩限与政府之间的认知差距，甚至借由网络的风险政策新闻转贴，进行“虚拟”风险对话，反而扩大了公众－政府之间的认知距离，然而彼此分庭抗礼，实无助于有效的风险政策沟通进行。 当然，若从提供风险政策资讯的角度来看，在网络平台（如脸书）中，网友着实充份掌握转贴风险政策新闻的“时效性”，让其他网友得以充份理解、掌握政府的风险决策进度与方向。然而，政府是否会有机会倾听到网络公众的发声，却是个问号。
最后，也是至为关键的，即是政府是否有意愿、能力、魄力，提供一个相当于大众媒介的风险沟通机制、架构或环境，使公众充份表达与自身相关之风险政策的声音。让台湾社会面对一个重大的灾难事件时，不再是政府刻意地隐匿或转移风险 （周桂田，2004），而大众亦不再是消极地“集体隐没”风险意识／风险感知，如此，我们可能才能更成熟地面对风险社会，过更美好的生活。 笔者建议，在台湾公部门现阶段对灾难预警与大众参与风险决策机制皆缺乏的现状之下，应做到下列几点，以建立一个理想的风险沟通机制为目标：
政府应责成专属机构（如内政部）开始规划整理，台湾近十年来，重大公共灾难事件历程性的风险对话平台，这之中至少应包括，灾难事件的起因、政府决策机制、处理程序，以及大众 （新闻媒体及各社福团体）对政府的批评内容，政府单位的后续回应与做法等。 此平台应对所有公共风险与灾难进行大部分类，并提出各分类的所属政府权责机构，如分属哪区紧急（医疗）应变中心 （EOC），并有即时互动机制可供大众咨询或建议。 每一类灾难事件，应有相关风险知识系统（或大众可理解的科学研究成果）做对应，以弥补政府或大众对于该类风险知识的认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这应是一个政府与大众之间，即时的风险沟通双向机制，也是一个台湾风险感知的预警平台；政府应从此平台真诚地综合评估各类风险事件的可能性，与可能预防的做法。 大众可从在地的观点，提供政府、风险科学机构与所有人，一个平时就应该注意的风险感知。甚至，我们可以将此一风险沟通平台，连结至所有政府/企业欲举办的大型公共活动，藉以达到风险预警与事前防范的目的。
总之，台湾在发生八仙乐园尘爆事件之后，政府在事后的救难与究责之余，审慎思考建立历程性、系统性与互动性的风险沟通与公众参与的理想沟通平台，以期将台湾导向一个更有风险感知与有效决策共识的社会目标而努力。
4.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