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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希曼
一种“反民主的逻辑”
上个月，由在台就读的中国籍学生蔡博艺参选淡江大学学生会会长一事，引爆了台湾社运
圈与亲社运学圈内部，关于究竟能否让在台就学的中国学生竞选学生自治要职的争论，在
这场论争当中，所出现的反对方意见，概括来说就是，基于对中国当局渗透、统战台湾社
会的防范，应坚决反对在台就学的中国学生如同一般来台读书的外籍学生那样，拥有竞选
、担任学生自治要职的权利，甚至，持这样立场的人们之中，更有声音反对这些中国籍学
生，争取享有劳健保、工作权等普通外籍生所拥有的权利[1]。而在近日所发生的，因为
淡江大学中选会片面且临时的宣布停止学生会会长选举，导致蔡博艺与其竞选团队愤而抗
议的风波当中，那群人不但没有对于淡江大学中选会反民主的片面停选行径进行谴责，反
而又再次高唱防范中国渗透的论调，认为此次风波是所谓“促统倾中势力”的“见缝插针
”，吾人不应声援、支持蔡博艺的抗争[2]。这种为了防范中国当局，所以必须限制在台
就学的中国学生权利的逻辑，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种将国安考量置于民主之上的逻辑，而
这样的逻辑，与冷战时代蒋政权以防范中共以及其同路人渗透、颠覆为理由，冻结宪政、
剥夺人民大部分民主权利，实施长年军事戒严统治的逻辑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同，而它更恰
恰就是所有国家体制施行一切反民主举措所依恃的基本逻辑，君不见过去美国麦卡锡主义
的政治迫害就是以反共国安调查为借口，而911事件后，美国当局的反人权作为也常以反
恐国安的名义行之。至于中国当局所主张的“主权高于人权”论，不也正是这种国安重于
民主的同义词？
苏联极权化的历史教训
事实上，国安问题的恐惧、防御外部威胁的焦虑，往往强化了国家机器，并成为滥权、压
制社会自由的借口。苏联这个史上第一个建立的“实存社会主义国家”，它由一个追求底
层劳动大众自下而上民主控管社会的革命性政权蜕变为国家官僚全面由上而下支配统治的
极权政体的历史悲剧，正是最血淋淋的例子。
以列宁为首，后来发动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者们，在起义前，向
来秉持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愿景¾¾让“国家”这个作为一社会的统治阶级控制
被统治阶级的强制性机关逐步消亡，实现生产者自我管理¾¾为终极的追求，并且也坚持
马、恩的国际主义立场和世界革命的构想，对他们来说，在通往终极目标的过渡时期，固
然暂时需要运用国家机器，但国家机器只是作为改造社会、推进革命的工具，因而应尽量
简单化、民主化，并且在他们的理解，俄罗斯革命从来就不是为了俄罗斯国族本身，而是
作为劳动阶级在全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之开端。
然而，十月起义成功后，苏维埃政权除了必须面对旧政权支持者的军事对抗，更须要促成
一系列他们在起义前所喊出的初步革命性目标，包括退出由旧俄政府所动员参与的第一次
世界大战，换取和平、将土地与银行公有化、落实工人对生产与分配的监管等等，为此他
们不惜解散抵制这些革命目标通过的立宪会议，以及接受军事进逼的德国所提出严苛的割
地赔款要求，因而也引发了拥护旧社会秩序的保守势力、支持立宪会议的自由派、不满对
德屈辱媾和的民族主义者的纷纷反弹和与之武装对抗。也就是说，苏维埃政权一诞生，为
了退出帝国间的世界大战，以及推展社会革命目标，随即面临了俄国境内各式各样反革命
势力的武力挑战，而一步步陷入了内战的泥沼之中。更严重的是，苏维埃政权除了面对交
战国德军的威胁，以及国内反革命叛乱，还面临了英、法、美、日等十四个国家为了扼杀
革命，所进行的军事包围和武装干涉。在面对这种形势极为严峻的战争状态，不是将政权
交出去，放弃革命，就是只能尽一切努力捍卫起义的果实，并赢取战争，也唯有赢取了战
争，起义的果实才能确保，革命才能继续。只是为了捍卫起义的果实，为了打赢这场不对
等的战争，为了战胜庞大且铺天盖地的敌人，苏维埃政权就只能集中一切权力，调动一切
可得的资源，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而这必然导致国家机器的强化、社会自由和民主
权利的限缩。是故，当苏维埃政权最终打赢了内战，击败了国内外的反革命力量，这个从
血泊中站起来的政权也已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专权、反民主的倾向，国家机器不但没有削弱
，反而加强了，而与布尔什维克党人原初所默认的前景有极大的差距。只是，即便这个政
权好不容易站稳脚跟，却也依旧无法安然依循原本的构想去简化、削弱国家机器，因为它
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布尔什维克党当初所寄望的、同时也是受到俄国革命鼓舞而爆
发的以欧洲为主战场的世界性革命浪潮，最终以被镇压告终，苏维埃政权的周遭，依旧是
与其水火不容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内战时代的那种严防帝国主义入侵、保卫革命政权优
先的观念，在战后并未消除。
列宁逝世以后，出于对世界革命的缺乏信心，掌权的史达林官僚集团进一步修正了原先布
尔什维克的世界革命战略，将重心摆在一国范围内的建设和巩固，因而再次强化了国家机
器以及保卫苏联为重的观念。重于一切的国安，因而也成了战战兢兢把持苏联大权的史达
林肃清政敌、潜在敌人的主要借口。在1930年代，大部分的苏联革命元勋都被贯上通敌、
叛国、间谍等国安罪名处刑，许多境内的少数民族也因被怀疑为通敌和反革命而惨遭迫害
。至此，这个最初积极昂扬，充满国际主义精神的革命政权，已然蜕变为暮气沉沉、封闭
本位的极权国家。而史达林所建立起的这种国家全面支配社会的制度和意识型态，也为此
后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政权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虽然，苏联的堕落性蜕变，是由其诞生的时空环境下的主客观条件限制所造成的，但是基
于理想主义所进行的革命，因保卫政权存亡而埋下向极权演化的种子的这个历史经验，却
仍然是值得我们去警惕。苏联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对于任何民主权利的限缩，都可能是
通往极权主义的开始，因而无论如何都应视为摆在其他手段之后的最后选择，非到最后关
头，非到有真正的立即性重大危机，必须去处理，而其他手段都无法应付时，实不应轻率
行之。另一方面，苏联的历史教训更警告着我们，面临强大的外部威胁，单靠强化国安来
自我保护，最终也只会造就出扼杀内部民主的怪兽。
防卫性民主?
不过，在“蔡博艺风波”中，大肆鼓吹“国安恐慌”的这些人，也对其反民主的逻辑提出
辩解，他们认为他们的论说其实就是德国宪法里“防卫性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的主张[3]。由于德国纳粹党当年是透过民主选举掌权的，因此二战后德意
志联邦的宪法，特别赋予了国家公权力对于经联邦宪法法院确认违宪、反民主的极端性政
党进行强制性解散的权力。只是，德国的这种“防卫性民主”也不是没有争议，事实上，
在德国对于“防卫性民主”的批评和检讨一直没有间断，甚至有人认为这种防制反民主势
力的制度本身就压制了一定的自由权，阻碍民主本身的正常发展，有可能导致反民主的威
权国家的出现，因而主张废止。因此，现今德国对于“防卫性民主”，可说是尽量采行“
被动防卫”的原则，党禁等打击的手段几乎是备而不用[4]。面对极端势力，只要没有立
即性的威吓，德国民主体制终究还是选择了开放、宽容，以民主的方式回应其所带来的挑
战。相较而言，台湾这些“国安恐慌”论者的言说，是将国安问题无限上纲，并且主动将
在台的中国学生一律贴上“潜在威胁”的标签，反对他们的身份和权益正常化，这样的积
极限缩民主的主张又如何能与“被动防卫”极端势力的“防卫性民主”等同呢?
警戒反民主的幽灵
无论如何，这场“蔡博艺风波”，可以说是将存在于许多台湾人身上，由恐慌所滋养的反
民主倾向现了形，这也不免使人警惕，以恐惧为招唤的反民主幽灵，其实一直在号称民主
化但缺乏安全感的台湾社会上空徘徊不去，等待着任何可以复归的时机，而这个比起已然
备受注目、关心的外部威胁¾¾“中国因素”，恐怕是更需要我们加以留心和防堵的。
注:
[1] 譬如蔡博艺谈在台中国学生处境问题的这篇文章下头留言，就有许多这样的声音
https://www.facebook.com/ntu.laborunion/photos/a.914021425278885.1073741844.380574991956867/914021448612216/?type=1
[2]见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breakingnews/1108246
[3]出处同[2]。
[4]关于德国“防卫性民主”的探讨，可见
http://www2.pccu.edu.tw/cryaps/cn/events/08conf/agenda/0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