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社论写得值得记下来，把整个“公民不服从”的概念、历史源由，
与所真实的内涵说的非常清楚。
【联合报╱社论】
2014.04.19 04:01 am
这次学运高挂“公民不服从”的大旗，除发动占领国会、攻占行政院，到后续衍生的群众
包围警局，乃至反风车团体占领经济部中庭，均导致警力疲于奔命，而余波犹未止息。究
竟何谓“公民不服从”运动，其界线何在，有必要加以厘清。
“公民不服从”一词，来自《湖滨散记》作者梭罗在一个半世纪前的一次抗争。他因不满
美国政府的蓄奴制度及美墨战争而拒绝缴税，从而遭逮捕，在亲友代为补缴后随即获释。
其后，梭罗写下了《论公民不服从》一文，说道：“如果一个法律本身很明显是不正义的
，这样的法律不值得尊重。”其言论，日后深深启发了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及金恩领导
的黑人民权运动。
这次学运以“公民不服从”之名来反对服贸协议，并获年轻世代热列响应，可见梭罗的感
染力不减。但别忘了，梭罗的抗议背景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南北战争之前，那是另一个
时空的事。而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所对抗的英国殖民体制，及非裔美国人争取平权的民权运
动，都是国家处于莫大的法制不公之境，因而采取“公民不服从”召唤共同反抗。相形之
下，台湾已经民主化二、三十年，学生却以“公民不服从”来反一件区区服贸协议，不仅
是杀鸡用牛刀，也曲解了手段。
在这次学生架设的网站上，打出了“我是公民，我不服从”的诉求，号召“人民拆政府”
，并宣称这是“新世代人民的不服从义务”。短短几句话，却可看出新世代青年对于“公
民不服从”其实缺乏根本的认识。
首先，“公民不服从”运动基本上是在宪政和法治的架构下进行，透过抗议手段表达对特
定法律或特定政策的反对，目的并非对政府进行全面式的破坏。而这次学运提出“人民拆
政府”的口号，许多人喊得兴高采烈，目中毫无政府，也不以民主法治为意。回看一百六
十多年前的梭罗，他因不服从而抗税，但他也接受逮捕、缴交罚款；他挑战的是蓄奴制度
，而不是要瘫痪政府。反观台湾学运，不仅学运领袖标举支持台独，它提出的“两岸协议
监督机制”版本更是架构在“两国论”的基础上，还要求以通过监督条例为退场条件。这
些表现，皆已逸出公民不服从的原则与范畴。
其次，梭罗认为，当政府沦为暴政或低效而令人无法忍受时，人民有权拒绝向其效忠，并
加以抵制。在这里，梭罗认为“公民不服从”是一项“权利”。然而，在台湾学运的天真
宣传中，却把不服从说成是一项“义务”。若连权利和义务都分不清，当个“公民”的资
格都不够，能夸夸奢谈公民不服从？何况，以马政府之柔弱，要担当“暴政”或“独裁”
之名，未免贻笑大方。
第三，“公民不服从”虽以挑战不正当的法律或政策为目的，但运动者仍应忠于其他国家
法制，愿意接受法律的惩罚。亦即，行动者知道自己的行为违法，也愿意承受破坏法律的
风险。而这次学运的许多参与者，却以为可以躲在“学运”的光环底下恣意而为，包括入
侵行政院、包围警局、及向分局长说出“暗杀”之语，凡此都已远远超越法治的界线。学
运一方面侵犯法治，在退场时又要求政府不得“秋后算帐”，否则将重返街头；这种要胁
手法，也有失“公民不服从”的光荣抗争精神。
我们并不是主张政府应从严究办学运要角，事实上，对于未犯下严重脱序行为的参与者，
我们认为政府无需过度耗费司法资源穷追猛打。但必须厘清的是：“公民不服从”不是街
头脱序行为合法化的美容膏，社会大众必须知道其间的界线何在。如果公民不服从可以自
命为正当，那么，服从法治的公民难道都是愚民？
有人批评这次学运有“返祖”现象，原因就在不少参与者对于“公民不服从”这类的民主
手段一知半解，且过度滥用，因而助长了理想幼稚化、违法高尚化的问题。这些，由于社
会各界对学运的包容，因而不知不觉对民主和法制一再侵蚀。试想，如果有人走进便利超
商拿了东西不付钱就走，并声称自己是在执行“公民不服从”的抵制财团行动；这种场景
，你能想像吗？如果大家不把界线弄清楚，以当前的气氛发展下去，那恐怕是迟早的事。
全文网址: “公民不服从”不等于脱序合法化 | 社论 | 意见评论 | 联合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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