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了四十八年的讣告:章丽曼女士追思纪念”缘起(王晓波)
人皆有母 翳我独无
先母章丽曼女士(一九二四~一九五三),在四十八年前的八月十八日,因叛乱案经宪兵
司令部处死刑,就难,时年仅二十九岁。家父王建文先生,以明知为匪谍而不检举处有期
徒刑七年。时我未满十岁,最小的妹妹学昭未满周岁,外婆章陆佩兰女士,带着我们兄妹
四人住在台中,家破人亡,无分文之收入,嗷嗷待哺,孤苦伶仃。
家母遇难后,是由在宪兵中服役的表兄谢永全先生,将家母火化,骨灰存于台北市东和禅
寺,再将随家母被捕哺乳的小妹抱回台中交给外婆。
天苍苍,地茫茫,从南昌乡下来到台湾的外婆,和一群十岁不到的稚子,三餐不继,未流
落街头已属庆幸,又有何能力替母亲开吊治丧,尤其是在那“圣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
年代,亲戚朋友走避犹恐不及,又有谁能来替母亲治丧。后来,父亲从狱中回来,为养家
活口,培育我们子女,犹力有未逮,对爸爸来讲,亦往事不堪回首,谁也不愿去触及那心
中的最痛。
从小,我心中就埋藏着一个想望,希望自己能像白蛇娘娘的儿子一样,长大以后中了状元
,替囚禁在雷峰塔下的母亲平冤。
在学校里,我一向不擅美术、音乐的课程,但在音乐课上,老师教唱“人皆有母,翳我独
无……”,就不禁住泪流满面,同学们看着我都不知所以。每逢母亲节,听到“有妈的孩
子像个宝……”我就禁不住热泪潸潸。虽然从小没有母亲却有外婆的疼爱,但是失去母亲
的遗憾,总是深藏在心灵深处,不时浮现出来。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台大哲学系,到台北来念书,爸爸常来信要我到东和禅寺去看娘,
我始终没去过。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大学毕业,并顺利考取了台大哲学研究所,上午参加了
毕业典礼,下午就到东和禅寺去给娘上香,这是我第一次去看娘。站在娘的骨灰盒前,看
著娘的照片,我强忍着泪水,默默著告诉了娘,您的儿子终于完成了学业,长大了,替您
争了气。从东和禅寺出来,看见象征权威,矗立的总统府,擦干了眼泪,想起外婆的话:
“天下只有万岁的百姓,没有万岁的皇帝。”心中默念著:“看你矗立到几时!”
风在吼 马在啸
我生于抗战末期,一九四三年,抗战胜利,外婆带着我和二个妹妹回到南昌乡下,母亲在
上海任职,父亲则随部队调防各地。一九四八年,父亲调台湾花莲训练新兵,外婆带着我
和二个妹妹随父亲到台湾,母亲仍留在上海。一九五○年三月,母亲才从上海来台团圆。
我从小由外婆带大,母亲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后来,搬到台中北屯后,才对
妈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和记忆。记忆中,由于父亲军中的收入微薄,生活非常艰苦,我幼年
时就因营养不良而患过肺结核,家中有什么菜都是我优先,二个妹妹只能在旁眼巴巴的望
著。所以,妈在北屯开过杂货店,也养过猪,猪的饲料是番薯籐,自己剁番薯籐喂猪,有
次我看到妈把自己的半边指头给剁了下来,血淋淋的好不吓人。后来,妈又到潭子的一所
幼稚园当老师,赚点钱补贴家用。
在我的印象里,妈对下面的人和穷苦的人特别好,当时军中实施打骂教育,爸爸一向带兵
极严,妈则对来家里的司机、传令兵都和蔼可亲。家里有一些吃不完配给的米、盐,妈常
拿去送给穷困的邻居。外婆也说,妈从小在南昌家里,对家里的佃户特别好,而常在言辞
上不屑于家族中那些当官而“上捧下压”的长辈。
在北屯,妈非常用功,记得妈晚上读英文,还学日语,有次买了本世界书局出版的汉英辞
典回来,被捕后还带到狱中,遇难后,表兄带回北屯,我念中学就是用妈这本辞典的。
妈会唱歌,我记得她喜欢教我们唱:“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和“团结,团
结就是力量……”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那都是抗日爱国歌曲。匪谍之子要为母亲平反
妈讲的故事,印象最深刻的,只记得一个了,那是一个德国老师的故事,一个老师带着一
群孩子,突然有了手榴弹丢过来了,已经来不及排除,那个老师即奋不顾身的仆在那颗榴
弹上,炸死了自己,保全了孩子们。我的名字是妈取的,妈告诉我,我的名字有两重意义
,一是我生在清晨三点,江西河口,所以叫“晓波”;一是我要晓得和效法马援,马伏波
将军,男子汉大丈夫,要为国为民马革裹尸,岂可老死病床。
当时,我对妈讲的话,都似懂非懂,后来,为了自己的名字,还特别找了马援传来看,才
知道是什么意思。研究所毕业后,我受聘为台大哲学系助教、讲师。在研究所的最后一年
,我投入了七○年代台湾学生的“保钓运动”,并参与学生社会运动,为受灾矿工家属募
捐,为飞歌女工怪病案呼吁,为乌脚病患、台西麦寮的农民讲话。后来,台大校长阎振兴
找我和陈鼓应讲话,说是,你们主张些自由民主就罢了,还开口闭口什么“基层民众”,
人家会说你们思想左倾。当时,我即回答阎校长说:“我出身贫贱,我不替这些贫困的老
百姓讲话,谁替他们讲话?”一九七三年,终于发生了“台大哲学系事件”,遭警总约谈
侦讯,我和陈鼓应先后被台大解聘。
“台大哲学系事件”后,我还是坚持投入八○年代的党外民主运动和九○年代的中国统一
运动。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际冷战的结果,两岸内战的缓和,戒严的解除,内战戒严
体制的崩解。政治形势开始冲突到曾经在五○年代制造过无数“白色恐怖”案件的《惩治
叛乱条例》,一九九一年五月,林正杰委员要我参加他在立法院举办的一场公听会,在公
听会上,我以“白色恐怖”受难人遗属身份作证,述说了《惩治叛乱条例》加诸在我们家
庭的悲剧,后来我把文章发表在《中国时报》(同年六月三日),题为《我的母亲叫章丽
曼--一个“匪谍儿子”的自白》,这是我第一次公布了我母亲和家庭的遭遇,而引起了
不少的回响,现任副总统吕秀莲女士,当时还亲自打电话到我家来安慰我。
终于,象征著森严的戒严体制颓然的倒塌了,《惩治叛乱条例》被中止了,接着“二二八
事件”平反,我们的“台大哲学系事件”也平反了,我和陈鼓应重返台大任教。“台大哲
学系事件”平反,我并没有特别的喜悦,因为我知道,还有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没有
平反,我的母亲也还没有平反。所以,记者来访“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平反,我就说:“
二二八事平反了,台大哲学系事件也平反了,并不表示台湾的公义就得到了彰显,还有更
冤的白色恐怖未能平反,我的母亲还未平反。”当时报纸还有以《匪谍之子王晓波,要为
母亲平反》为标题刊出我的谈话。(《联合晚报》,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一日)
宪兵司令部的“不当审判”
在社会公义人士和“白色恐怖”受难人的努力下,一九九八年,立法院终于通过了《戒严
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并于当年十二月成立基金会,我亦被遴选为受
难家属代表担代董事迄今。今年五月二十六日的董事会通过了对母亲的补偿,确认了当时
宪兵司令部对母亲的死刑判决是“不当审判”!正是母亲临终时不屈所说的“我对得起国
家,对得起民族,上对得起天,下对得地,我无罪!”母亲近半世纪的沈冤得以昭雪,我
从小失去母亲,要为母亲平冤的心愿得偿。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母亲的判决书,父亲又不愿
提及当年的伤心事,所以,从小我们一直对母亲的案件模模糊糊。为了《补偿条例》,当
年的各审判单位才开放了档案,得以申请,才看到了母亲当年的判决书。
根据当年的判决书才知道,上海失守后,母亲仍留在上海邮政储汇尚任会计,后遭辞退,
因“喜爱文艺,思想左倾”,考取上海华东新闻学院,卒业后,被认为“小资产阶级,思
想模棱”,“思家心切”,想到台湾。中共人员知道父亲任职宪兵,遂要求母亲到台后,
说服父亲,一旦共军攻台,要父亲不要抵抗。母亲先以父亲思想固执而婉拒,再三说服而
同意尝试,中共人员才开具路条让母亲到香港,劝说父亲后情况如何,约定函告香港中共
人员,时母亲二个最亲爱的弟弟仍滞留大陆。母亲来台后,将中共人员之意转告父亲,果
然遭父亲训斥,母亲即依约函告香港中共人员,就不再联络。母亲被捕后,“初该被告依
然讳莫如深,嗣经情报侦讯人员一再晓以大义,始行直陈”。
母亲出身南昌地主之家,与国民党渊源极深。外曾祖父章子昆先生,乐善好施,为乡人排
难解纷,与陈布雷友好,大陆赤化后,以“善霸”名义被斗争。外祖父章壮修先生,北伐
军尚未进南昌城时即为国民党地下党员,在南昌城内秘密迎接北伐军,遭军阀当局追缉,
北伐后曾任土地局局长,被土共绑架,遭酷刑,家人赎回后病殁,得年三十。三外叔祖父
章益修先生,曾任江西省代理省党部主委,抗战时,任军事委员会新闻处少将处长,来台
后,任国大代表。家父又是号称“领袖铁卫军”的宪兵军官。但是,母亲和当时全国爱国
青年一样,不赞成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再度发起内战。即使没有中共人员交代,母亲也
不会赞成父亲为蒋介石去打内战。但父亲确实是蒋介石的“铁卫军”,也决不会接受母亲
的意见,一旦战事至台,宪兵虽非战斗部队,父亲也一定会身殉“党国”。
因“思家心切”含冤而死
母亲被视为“小资产阶段,思想模棱”,已经“非我族类”,而想家要到台湾,时大陆已
经赤化,非有中共的路条如何离开大陆!母亲虽不赞成蒋介石打内战,也明知父亲难以说
服,因而不愿意接受劝说父亲的任务,但期待有路条的心情是迫切的,能不允诺接受任务
吗?既有承诺,二个舅舅又滞留大陆,一旦失信,二个舅舅又将陷于如何之地位?如果不
是严酷的内战戒严体制,母亲所为合情合理,又触犯了那一条?
宪兵司令部援引《惩治叛乱条例》、《检肃匪谍条例》判处母亲死刑,犯罪也有犯罪动机
,叛乱要有叛乱意图,母亲的动机和意图何在?判决书也说母亲是“思家心切”,“思家
心切”也是判乱和匪谍的犯罪动机及意图吗?“思家心切”就是母亲思念父亲、外婆和我
们子女啊!身为子女,母亲为了思念我们而失去了青春的生命,看到这样的判决书,真是
“苍天何亟”啊!
母亲被捕后,判决书说“初该被告依然讳莫如深”,宪兵司令部又是根据什么证据逮捕母
亲的?这正是典型的“先抓人,后找证据”,母亲跟我父亲讲的话,又有谁能知道?什么
“嗣经情报侦讯人员一再晓以大义,始行直陈”,母亲被捕后,二次自杀未遂,一次吞金
项链,一次吞大头针,这是“晓以大义”的结果吗?事隔四十八年,我们真不敢想像母亲
是遭受了如何野蛮的酷刑,二次选择以自杀来保卫自己。
“鬼有所归”,四十八年来,我们没有为母亲开吊治丧,除了不愿触动父亲心灵的痛处外
,还有母亲含冤莫白,我们也不能让母亲含冤归去,今年五月二十六日,终于证明了当年
宪兵司令部判决是“不当审判”,虽然已经造成永远不可弥补的伤痕,但四十八年的沈冤
,总算昭雪,母亲临终时拒饮高粱酒说:“我生是一个清清楚楚的人,死作一个清清楚楚
的鬼。”今天,母亲的案件总算清楚了,母亲的灵魂也应该有所归了。
小时候,我们从来不敢跟别人说母亲是谁,怎么死的。今天,母亲的案情弄清楚了,母亲
当年是为了“思家心切”和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而牺牲的,是宪兵司令部的“不当审判”。
所以,我们家属将于今年八月十八日,母亲四十八年前遇难的日子,下午二时至四时,在
母亲当年遇难的地方,青年公园水源路堤防外马场町“白色恐怖纪念公园”,举行“章丽
曼女士追思纪念会”,欢迎亲朋好友,来共同纪念这一位四十八年前爱国含冤而去的青春
灵魂。
中国人不可以再残杀中国人
我们为母亲举行追思会,决不是清算历史的仇恨,而是记取历史的教训。在那严酷的内战
逻辑里,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切的历史、政治、人性全遭扭曲,多少青春的生
命在这严酷的斗争中丧失,多少美满的家庭在这内战的逻辑里破碎。母亲的悲剧,我们家
庭的悲剧,其实只是近代中国民族大悲剧中的小悲剧。追思母亲,我们追思的是母亲对苦
难人民的同情,追思母亲对祖国和平的渴望,追思母亲对国家民族的热爱,追思母亲对强
权霸道的不屈。中国人不可以再残杀中国人,中国人自己应该团结起来了,只有团结才是
力量,只有团结,中国人才能创造自己国家民族的前途。我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当年母亲教
唱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铁,团结是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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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时期受难者中 王晓波的处境也算是够惨 妈妈被枪毙 爸爸也被抓去坐牢
从小就被当作匪谍儿子的王晓波是在受尽歧视 贫困生活中成长
留在大陆的亲人更是好不到哪里去 他的大舅舅因为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官劳改18年
祖父在老共搞土地改革时 活活在斗争时被打死 祖母在1960年被饿死
台大哲学系事件搞的王晓波连教职也不保 幸好当时的世新成舍我收留他
结果只因为政治立场不同 因为微调课纲 成天被吱吱骂被苏光头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