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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报╱社论】
2013.10.11 03:41 am
语言会影响认知，认知则影响判断。这次王柯的司法关说事件之所以衍生诸多纷扰，原因
就在社会上许多人将“关说”笼统视同“关心”，而法律上对关说的规范也嫌不足，也因
而立委关说司法竟出现“有明文禁止”却“无罚则规定”的缺口。此一空窗景象，亟待后
续的立法补强，才能防堵政治人物关说司法的恶行继续肆虐。
一般人以为的关说，多泛指“请托”或“说情”（intercede）。但在涉及公务行为时，
可能影响到政策执行或相关当事人利益的关说，通常叫做“游说”（lobby）；若是牵涉
司法案件，关说行为则可能衍生“妨碍司法公正”（obstruction of justice）或“不当
运用影响力”（influence peddling）两种罪行。在西方法治国家，不同性质的“关说”
行为均受到不同法令的规范，定义也很明确；但在台湾，由于词义的笼统，许多人却以为
“差不多”。
因此，在监听案沸腾、而关说案几遭遗忘之际，海外看此事却有不同观点。香港作家马家
辉说，“国会议长打电话向法务部长游说官司，假如属实，根据香港的普通法是极严重的
‘妨碍司法公正’的罪行”。台湾媒体驻美的记者也说，根据美国法律，这个案子里至少
有两种犯行，一是“不当运用影响力”；更严重则是“妨碍司法”，可能要坐牢。
马家辉说他很疑惑，不仅因为“关说行为在台湾竟不受法律规管”，更在于至今未见显著
的声音“要求立法规管关说行为”。香港人若进一步知悉，此案在台湾纷扰的重点之一竟
纠缠于“人情义理”之说，且马英九形象受伤于“无情无义”的指责，几难以弥补他对是
非的坚持，则应该会更感奇怪，对台湾民主的羡慕恐怕也变得五味杂陈了吧。
华人社会当中，香港受英国建制法治精神的影响，至今的处境被描述为“无民主，有法治
”。台湾以民主自豪，但这次的马王事件显示，以国际标准来看恐怕是“有民主，无法治
”；或是说，法律人出身的总统想维持司法秩序，却难以着力。王金平辩解关说行为是“
关心”，相当比例的民众接受这种说法；就如民意代表若被指关说，几无二致地辩称“选
民服务”，一副理所当然的气味。关说文化之根深柢固，难道真的无法可解？
西方学者评论儒家文化影响亚洲新兴国家发展，常指“裙带关系”是妨碍政治清廉、企业
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但台湾就算民间生活展现“人情”，至少在行使公权力的领域里，不
应容忍特权人士妨碍司法公正，否则有何资格号称民主法治？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的民间团
体，有何资格号称“公民社会”？
现实里有法治进步，却也仍有漏洞处处的例子。基隆市长张荣通为酒驾关说，在警局拍桌
骂人，不但遭“妨碍公务”罪名起诉，监察院弹劾未通过也引起社会譁然。历年来多少交
通罚单遭民代关说或警员销单，已有越来越多案例以图利、贪污、渎职等罪名起诉。最近
中油总经理的人事案，有媒体报导指涉当事人找立委“乔事情”，引起经济部长不满而火
速换人，有舆论还因此大夸经济部长铁腕，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杜绝关说文化。而在林益世
涉贪案中，索贿以“政治献金”掩护当然法所不容，但最震惊社会观感的部分，尤在于黑
手介入国营事业合约，及其宣称“国库的章是我在管的”这两部分，活生生便是国外法律
所称“贩卖影响力”的现形，这就是“特权关说”四字，宁有他解？
其实，再怎么矫饰国人习以为常的“人情”因素，在执行公权力时“妨碍公务”、“妨碍
司法公正”之间，并非一无分际。王金平院长“关心”同僚纵无金钱对价关系，但“立法
委员行为法”十七条明订“不得对进行中之司法案件进行游说”，难道是假？今之公民社
会，能大言不惭说“关说万岁”吗？
不论连月的政潮要如何纾解，对这个引爆政争的关说案，全民若以假装若无其事收场，台
湾法治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就算不能再指望立委诸公，台湾民意和所有关心法治前途的人
都必须尽一切努力催生“妨碍司法公正”的立法，将关说文化彻底断根。此事关乎人心是
非，也关乎法治尺度，年轻人所谓“进入社会”之后会感受到污浊或清明的环境气息，对
“公平”二字会有乐观或悲观的期待，答案亦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