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根据报导，特侦组在调查陈姓法官贪污案中，发现有练姓男子委托立法院民进党党
鞭柯委员为1位受刑人关说假释，其后柯委员助理以1组类似手机的号码，与该男子谈论大
笔金钱流入柯委员指定银行帐户事宜，该组因此向台北地院声请监听该手机号码。结果发
现，该疑似手机的号码，其实是立法院的节费总机。
事情发生后，许多人站出来批特侦组，批黄检察总长。有人要求废特侦组，有人要
求黄总长下台，还有人以美国“水门案”来比喻，说台湾变成特务国家，要求马总统下台
负责。
所有这些评论，都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回答本案的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中华民国境
内任何犯罪嫌疑人，不论其身分是总统、立法委员，还是平民，如果涉嫌犯罪，检调机关
是否有权向法院声请监听？第二，受理的法官确认检察机关怀疑犯罪的理由充分，而在决
定是否同意监听的时候，能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的身分，例如是总统还是立法委员，是政
府官员还是平民，而有不同的处置？
答案很清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从总统到平民都应当一视同仁。特侦组如果因为
犯罪嫌疑人的身分高，而不予监听，就是渎职，其行为人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前调查
局长叶盛茂在侦察中发现犯罪涉嫌人是总统，他非但没有依法侦办，还向总统通报案情，
就是渎职。法院也是一样，检调机关声请监听，法官看到其理由充分且正当，就应当签发
监听票，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的身分高低，而有不同的对待。
从这个角度来看，特侦组向法院声请监听柯委员助理的电话，何错之有？相反地来
说，如果明明知道需要以监听立法委员助理来蒐集犯罪证据，却碍于对方是立法委员，掌
有审查法务部预算的生杀大权，或质询部长和总长的权力，就不敢声请监听，才是失职，
才该谴责。
不要说是立法委员，就算总统也一样。如果总统涉嫌贪污，有总统府的人员打电话
给关说的人，要他汇一笔款到总统的某一个帐户，难道特侦组就应当放手不办？就算涉嫌
犯罪的电话是总统府的电话，也应当声请监听。
就本案而言，以“特侦组监听立法院总机”这种标题来描述事实，很容易产生误导
。如果有人利用立法院电话犯罪，而又不准监听，那不是鼓励犯罪吗？同样的道理，如果
有人利用总统府电话犯罪，而又不准监听，那不也是鼓励犯罪吗？特侦组这次的错误，不
在声请监听，而在于相关作业的管理不佳，监听到一个无效号码，导致侦察交了白卷。
批评者以美国水门案来比喻本案，更是不伦不类。在水门案中，美国总统尼克森的
下属要政府情治单位监听反对党竞选办公室，所以犯罪的嫌疑人是总统的下属；后来尼克
森因说谎来掩盖下属，被揭发而辞职。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就是被监听的对象，怎么可以说
是水门案？如果美国有国会议员涉嫌贪污，该国联邦调查局声请监听该议员或其助理，何
错之有？本案特侦组如果有错，也是疏失之责，岂能无限上纲到“特务治国”!
从本案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社会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是民粹高涨到了淹没
是非的程度。当社会在评论一件事情时，摆出的姿态和使用的语言，与中共当年文化大革
命的时代愈来愈像。骂人只需要大声，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戴到对方头上，没理的也可以
说成有理。明明该被谴责的人不用怕，只要先说对方是反革命，开始斗争对方，最后不该
被谴责的人反被斗争，该被谴责的人扬长而去。
民粹的根源很多，政府官员的论述能力不足是一个理由，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政经和媒体的结构失衡。一般民众忙于生活，其能投入了解公共事务的时间有限，而大多
依靠零星收看来自电子媒体的讯息。媒体也习惯短线的思考与轻薄短小又吸睛的内容，必
须愈来愈将新闻报导戏剧化、新闻评论综艺化。理性的讨论和审慎的思辩是民主的基石，
但没有票房，文化大革命一般的斗争和公审，就像连续剧一样卖座。
这不是正常民主社会应有的现象。如果我们继续往这条路走，台湾的民主将日益沉
沦，是非将日趋不分，公理和正义将荡然无存，到时候全体人民恐将付出无可弥补的代价
。有识之士，谔谔之士，不要沉默，应当多发声，如果现在不站出来维护真理，有一天大
家会被谎言淹没。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2/112013093000355.html
节费电话跟手机都是09开头 有哪个人敢说自己都分得清楚?
打错电话的人道歉了 关说的还在利用民气死不道歉